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黄构成《刑法》第271条公司侵占罪，我认为在适用法律上是不妥的。
从本案来看，行为发生在97年五月，当时新刑法没有生效，只有《全国人大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这里刑事责任主体的特殊性是指董事、监事、职工，而修订后的刑法271条则改为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但是无论如何修改，对本案被告黄而言只能适用原有的法律规范。
被告黄不是起诉书所认定的贵州通海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副经理。
从庭审出具的材料看，控方出示一份建筑企业资质证书，表格中将黄填写为“副经理”，但辩方调查在正式命名的“贵州通海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栏目上黄被打印为“企业技术负责人”，所以我们认为“副经理”是不成立的；
由于所有制不同，因而新更名的“通海公司”必须严格遵照《公司法》的程序，从本案来看根本就没有符合《公司法》规定的任免黄为副经理的证据；
根据《公司法》第46条第九项规定“根据经理的提名，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经理、财务负责人、决定其报酬事项”，但公司经理陈红蒿没有正式提名黄为副经理的公司文书（必须是当时的），可见认定黄为通海公司副经理缺乏证据。
根据《公司法》第46条第九项规定，提名副经理要决定其报酬事项，从本案来看没有这方面的依据，黄没有领取工资，没有与本案公司职工及管理人员相符合的工资与报酬，根本谈不上是什么副经理。
从各公司的惯例上看，黄也不是副经理，因为实际工作中黄没有与副经理或其他管理人员、技术人员相符合的工资、福利、劳动、加班等相同的待遇。
我们认为黄与控告方陈林之间是合作关系
首先，双方有转让南华装饰公司的协议。
其次，从双方转让协议与通海公司章程中可看出黄完全脱离“南华公司”。
再次，从黄的实际工作情况看，没有在每月工资表上领取工资，没有与本公司其他管理人员一样的待遇及报酬，所进行的是技术性的合作工作，因而属于合作关系。
第四，从控方出具的双方转让协议内容中可看出，“乙方使用执照，要向甲方交纳费用”，既说明双方关系脱离，也说明黄以后使用“南华公司”或“通海公司”应缴费的合作关系。
第五、从控方出示证据来看，其中黄收到陈林四万元公司执照转让费的收据与辩方提供黄97年1月给陈林的信是吻合的，双方是转让公司的买卖关系。
第六，从辩方提供黄97年1月给陈林的信中可看出，黄为陈林装修别墅，参加金安酒店的项目谈判、汇审图纸、选购材料、培训人员，是应领取总工程百分之一的合作关系。
审判长、审判员：
起诉书指控的金额也有差异，辩方出示证据说明有二十万元的差额，而黄作为一名在贵阳市较有名气的装饰装修设计的工程技术工艺师，在将其南华公司转让给陈林后，与通海公司达成口头协议：可按照工程总造价提成百分之一，每月享有一万元生活费。得到这样的许诺后，便着手参与项目谈判、汇审图纸、培训人员、进场施工、采购材料，这期间黄没有享受任何报酬，没有工资、福利、资金、劳保、加班费等，从一九九六年二月到九七年五月这期间黄只领到一千五百元的生活费与一万元的借款，可见认定黄是通海公司副经理或职工不符合常理，黄放弃南华公司法人代表不做，有钱不赚，到陈林这里做一名副经理，每月不领工资，这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显然双方是合作关系。由于合作中对方没有兑现提成百分之一，黄又为通海公司垫付款项、工资等等，故被告人黄就将这些本应得到的和已经垫付出去的钱款以及部份材料款均存留在自己掌握的信用卡中，以便处理双方的债权债务与经济纠纷。
云岩区检察院以黄贪污之名立案，以侵占公司财产罪进行长时间的侦查，对私营公司的侵占罪无论在刑法修订前后均不属于检察院立案侦查范畴，这是有悖法律程序的。审判长、审判员，考虑到黄这些实际情况，本案应是经济纠纷，象这类经济纠纷案例比比皆是，公安部、最高检察院早已明确指出不能将经济纠纷作为刑事案件处理，不能插手经济纠纷。从本案看，全国人大关于“惩处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第十条没有规定公司董事、监事或职工之外的刑事责任主体。因此起诉黄构成公司侵占罪在法律上不能成立。
陈律师的辩护词总的说来写得还是很好的，我似乎感觉到，在场的人听了后舒畅一口气。但我还是不满意，我觉得，陈律师还应该针对起诉书上的错误作出批驳，并针对薛慰群提供的所谓证据一一给予驳斥。我的这个想法仅仅是属当事人的主观固执，作为律师，或许是经验所致，或许是战略战术，或许是深谋远虑，他的思维和作法应该更加高明。
律师辩护完后，审判长白树荣宣布法庭辩论开始。
公诉人薛慰群出具证据，他宣读了他们在广州取证的证据，那是广州的商家返回的销售款，计五十三万元，经审判长对我询问，我表示没有异议。薛慰群又出具了三张证明我是通海公司副经理的证据。
薛慰群说：这是通海公司的《资质等级》证，上面副经理一栏填有黄筑开的名字，并盖有贵州省建设厅的印章。
薛慰群将复印件交给审判长白树荣过目，并得意洋洋地睨视着白树荣。陈律师也凑上去看了看，然后举手发言：
审判长，我这里也有一份证据，同样也是通海公司的《资质等级》证，同样盖有贵州省建设厅的印章，只不过在副经理一栏上没有填黄筑开的名字，而将黄筑开填成了技术部长，请审判长验证。
同样是一个单位发的证书，同样是黄筑开一个人，为什么所填的职务不同呢？而且是在同一时间内。如果两个证据都是确凿的话，这两个证据就相互矛盾，都不能起到证据的作用。审判长感到很纳闷，公诉人则不知所措，因为这是他最有力的能证明我是通海公司经理的证据。
陈律师露出了不易察觉的笑容，他没有对自己的出击喜形于色，更没有因此而得意忘形，他仍然用他平稳自然的语气作出解释：
审判长，对于这两张出自一处但又不同写法的证据不必在意，因为任何一张证据都不能证明黄筑开就是通海公司的职工、就是通海公司的经理。我们曾到贵州省建设厅去调查过，建设厅并不在乎你报上来的经理副经理是谁，只要你报，我就批，无论是张三还是李四。关键在于，黄筑开是否得到副经理的聘书或其它相关手续，是否享受到副经理的待遇，如果有，就应该拿出这方面的证据。
听完陈律师的发言，审判长把目光送给公诉人薛慰群，意思是说：现在轮到你对这个证据作出解释了。
薛慰群没有对此作解释，他慌忙地对陈律师说：我没有见过这份证据，能不能让我复印一张？
陈律师微笑着点点头。
也许，任何人都没有看见过这样的庭审场面，包括久经沙场的司法人员和辩护律师：公诉人竟然置于自己的证据不顾，要求复印辩护人的证据。无论如何，再是自己的证据不力，也应该硬撑着，至少保持沉默才是，怎么向对方提出复印对方的证据呢？这是极为荒诞可笑的一幕。
六月，世界杯足球赛烽火四起，在监狱里同样燃烧（4）
审判长对我说：
被告黄筑开，你对此有何解释？
我说：
审判长，可以这么说，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两份证据，也从来不知道他们把我推举为副经理或技术部长，因为从来没有任何人告诉我，我也没有接到任何聘书，更没有享受过相应的职务待遇。
法院如果是依法审判，就应该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作出认定。这就是说，要认定我是公司副经理，就应该用《公司法》关于聘用公司副经理的法律规定。要认定我是公司职工，就应该用《劳动法》关于录用职工的法律规定。
我的发言刚完，听众席便嗡嗡的议论开了，他们是为陈律师的致命一击喝彩，还是为我的精彩演讲而兴奋，不得而知，或许二者都有吧，只见薛慰群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坐立不安地还在找他的证据。
半晌，他扯出一张纸片，对审判长说：
审判长，这是黄筑开在通海公司领取工资的证据，上面有黄筑开本人的签名。
证据被放在审判长的面前。
这是一张一九九七年五月通海公司的工资册，上面有我的签名，领取金额是七百五十元。
审判长翻来覆去看了一下，把目光投向陈律师。
陈律师手上也有一张复印件，这是他在检察院送交法院的卷宗中复印下来的。对此，陈律师早有准备，在得到审判长的同意后，陈律师站起来说道：
请问公诉人，黄筑开是什么时候在通海公司工作的？
薛慰群不解地看着陈律师，他奇怪陈律师问出这样的问题，因为他从来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黄筑开究竟是什么时候在通海公司工作的，他的确不知道。带着疑惑的神情，他看了看审判长，然后象是自言自语，又象是对审判长说：这个问题，我看与工资无关吧。
怎么会无关呢，工作决定工资，工作的年限决定工资的高低。审判长示意公诉人必须回答这个问题。
薛慰群无可奈何地翻着卷宗，他来不及考虑陈律师发问的动机，只想找出点证据，以解脱目前的难堪。他翻到了起诉书，起诉书上说黄筑开于一九九六年四月将贵州南华装饰工程公司转给了陈林，以后黄筑开便在陈林的公司工作，这样说来，黄筑开应该是这个时候成为通海公司职工的。薛慰�
小提示：按 回车 [Enter] 键 返回书目，按 ← 键 返回上一页， 按 → 键 进入下一页。
赞一下
添加书签加入书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