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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律师的话倒是说得轻松，我并没有把他的话放在心上，我想，一切都只能以事实来说话。
对于陈律师所说，检察院参加法院的审委会，真让我不可思议。法院和检察院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机构，而且是相互监督，相互制约，怎么可能去参加审委会，这完全是违反《刑事诉讼法》。
当我上诉后不久，中院的法官对我的案子进行审理，他们对我说，只须提供一份单位证明，证明我是贵州省工艺美术研究所的职工就行了。
这应该是易如反掌的事，我叫我弟弟去办。半个月后，当我正要打听弟弟去办了没有，中院的判决书下来了：因为我案发后退清了所有赃款，从八年的有期徒刑，改判为六年有期徒刑。
无论我是否愿意，我都必须接受这个判决，接受下监服刑这个残酷的事实。我还要继续申诉，那都是在下监以后。
我需要调整我的心态。
在生命的进行中，每个人都在不断地累积东西，这些东西包括名誉、地位、财富、亲情、人际、健康、知识等等，这些东西，有的早该丢弃而未丢弃，有的则是早该储存而未储存。在每一次停泊时都要清理自己的口袋，什么该丢，什么该留，把更多的位置空出来，让自己活得更轻松、更自在。
我要面对这个事实，不管我愿意还是不愿意。我要把过去所有的东西作番整理，该丢弃则丢弃，该储存则储存，以一种全新的心态走向新的生活。是的，下监也是新生活的开始。
提到下监，我想起陈林“哈哈哈哈”的尖啸声，想到李小弟转告陈林对我的威胁：我要判你最长的刑期，我要送你到最远的煤矿去劳改。是的，他虽然不能完全做到，但是他做得到。因为公检法都在他股掌之下。
弟弟到看守所来征求我的意见，有三个可供选择的地方：
第一是留所服刑，也就是在这个看守所，这是离家最近的地方，工作并不劳累，每个星期都能回家。如果搞得好，完全有可能成为廖应龙的角色，一个月还可以挣上几千元。
第二是在滥泥沟拘役队，那里离贵阳也不远，坐大巴不到四十分钟，那里活动空间大多了，先到食堂，一个月后再调到生产组，也算得上一个犯人干部。那里监管很松，随便可以来回。
第三是在清镇的轿子山煤矿，离贵阳有一个多小时的车程。我去那里是看守大门。那里不能回家，但是可以减刑。
三种选择各有利弊。
我不愿留在看守所，我已经厌恶这里的一切，那局促的、狭小的、肮脏的格局。无论前面等待我的是什么，我都要尝试，因为经历越多，生活的内涵就越丰富。既然是经历，就再体验另一次全新的过程，就象爬黄山时从正门上山后门下山，即便是坐牢也应如此。
轿子山煤矿我也不愿去，我不想听见“煤矿”二字，以印证陈林说过的话。我觉得拘役队应该是个不错的选择，早在入监不久我便听到同室犯人介绍过，那里的犯人自己到市场买菜，自己搞伙食。那里没有高墙岗哨，进出特别自由。那里很大，很开阔。那个地方我曾路过，在我的印象中，那里有一片松林。刘胖子下到拘役队的第二天，就到看守所来看过我和罗跛子，他也叫我接判后到拘役队去。
我决定，就到拘役队。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打犯人不必担心犯人叫喊，监控器没有拾音设备（1）
我去拘役队的想法没有给任何人说，看守所杨所长知道我接判后，来找过我多次，所里想留我下来，在看守所的内部刊物“百花山”编辑部。编辑部的总编张斌也经常来找我，要我给他们写写稿，他更是希望我留下来。张斌尊敬地称呼我为“黄老师”，当时想起来就觉得很可笑，在看守所里，居然还有“老师”的尊称。监规规定，犯人之间一律姓名称呼，不准叫绰号，不准叫排行。
由于去意已定，监室内的事我不再多管，全是由袁老三来打理，袁老三也亮出纹满了青龙的上身，以显示自己的威风，并由此带来了监室里纹身的热潮。
在中国，凡是身上、臂上有纹身的，不少是在监狱里留下来的。这些人大多是在社会的底层，在社会上混荡。他们不是把纹身作为人体的装饰，作为美的显示，而是意识的表达形式，表明自己的经历、思想、处境和愿望。在号子里，中铺以上的囚犯大多都有纹身。
袁老三左臂上有一个纹身，已经用火烙掉，图案是什么看不见了，大概是男女之间山盟海誓之类的言语。这次，他要纹上一个与众不同的纹样，美国的自由女神象。
这个立意有独到之处，一则表达他渴望自由的愿望，二则表示他与其他人文化层次上的差别。他亮着右臂，请我给他勾上图案后，张志彪就用针蘸着墨水，照着图形，一针一针地往臂上刺。
还有一个小孩叫陈前，才十六岁，他看见张志彪身上纹有一条蝎子，也嚷着要纹上一条。
蝎子作为图案造型，还是很好看。它上大下小，左右对称。这是五毒之一，民间装饰是为了避邪，他们纹在身上，却是表现自己的心狠手毒。
陈前也是个心狠手毒的人，他和另一个案犯，同样也是个不满十六周岁的小孩，不仅*一名14岁的*，还将木棍等硬物插入女孩的*里翻搅。由于不到十六岁，他被关押在隔壁的少年犯监室，因为和组长打架，被老陈伯调入我这个号子。
陈前对我说，少年号的组长叫杨光，伤害罪，因为有关系，白天都不在号子里，在大院晾风，晚上收监时回号子。通过风窗孔，我看见杨光这个人，他经常和上七号的组长朱老七站在院子里。
杨光二十多岁，白白胖胖，穿戴很整洁，尤其是那双高档回力鞋，一尘不染，他的穿着很休闲，与看守所的气氛极不协调。
不久，我们看见不少陌生面孔在看守所出出进进，他们穿着工作服，挎着挂包，扛着人字梯，在院子里，在号子里爬上爬下，忙忙碌碌，打孔拉线装探头，我们估计，可能要安监控器。
安装监控器，对我来说最不利的是不能煮面条炒小菜了。号子里的“早餐”我是吃不惯的， 那些没有油，没有辣椒，甚至没有酱油，白惨惨的粉面。每天，我都要自作早餐，以面条为主，加点辣椒，加点臊子肉沫，味道还真的不错，只是没有香葱罢了。晚餐时，煮点鸡蛋白菜汤，热一下菜。这些烹调方式都是“煮”，燃料就是采用“烧锅炉”的形式。当然，有时我们也采取烧电炉，烧电老虎的方式。那时干部很少，尤其一早一晚，只有一个干部一个医生值班，医生从不过问号子里的事，他只要管好住院部就行了，号子里再是打翻天他们都不闻不问的。
监控器安装好后，每个班有两个干部监视，一天二十四小时值班。听劳动号的犯人讲，监控室就设在四科的楼上，大大小小有几台监控机，号子的每个角落，监区内的每一块空地，都被收览无遗。分辨率很高，谁是谁都看得出来，还可以收近拉远。这样一来，我们的违监行为也得收敛了。
刚开始几天，我们确实规矩多了，号子里没有烧锅炉，也少有过规矩打犯人之事，监号的秩序似乎好多了。但是我有我的预感，有监控器也并非无懈可击，总会有办法来对付的；第二，从现有的警力来分析，一天要在监控室耗去六个干警，现在所有的干警加上来还不到十人，还包括两个退休回聘的，剩下四人，除去轮休生病公差，要应付日常工作是绝不可能的。还有，新开茅房三天香，时间长了，干警也会被拖疲，说不定一个月或几个月后，监控室的监视器倒是开着，一个人都没有，只是偶尔去看看。
由于监控器的运作，我们改变了烹调方式，不再烧锅炉了，而是用电老虎。电老虎是廖应龙给带进来的。煮面也好，烧汤也好，将插头接在电视机的插座上，把线牵到隐蔽的地方，再叫两三个犯人遮挡干扰，热腾腾的汤面照样一碗一碗端出来。
袁老三教训新鬼也有了新招，他在风坝里晾上几床被单，躲在被单后面，什么样的手段同样可以用上。打犯人不必担心犯人叫喊，监控器没有拾音设备，况且，犯人被打后叫出的声音就是一个字：谢。
从这两方面看来，监控器对我们没有多大的监视作用，我这个号子只是玩点小动作，并不搞越狱暴动之类的大举动，我们仍然我行我素。 。。
看守所的确是个大染缸，它不仅改变着犯人，还改变着狱警（1）
进看守所一年多了，我和干部也相当熟悉，晚上，他们不时也打开监号门，放我出来聊天、对弈，甚至参加他们的晚宴。
值班干部的晚餐相当丰富，每晚都是七、八个菜，晕菜至少有三、四个，鸡和鱼是少不了的。一个值班干部，一个值班医生，加上分局四科的一个民警，也就是三四个人，每到其他干警下班了，监号里也开完饭了，他们便围坐在值班室前的矮桌边，倒上二两酒，品酒搭味聊天。那时，天色近黄昏，监区内显得格外安静，在他们细嚼慢咽中，在无干部巡视下，各个号子都在忙着各自的事。
我不时与干部一同坐在小院里，在黄昏之时对斟小饮。于医生值班时，他通常要叫我出来活动活动，改善改善伙食。还有一个是四科的王干，在公安系统是象棋第一，围棋第二，他喜欢找我下棋，以打发值班时的无聊。
秦指导值班时，我也曾斗胆地用他的手机与家人通话，我的判决已经下达，案情也公开，不必担心窜通翻案。有一次，我把电话打到北京去，与同学聊天，他们想在今天秋天到贵阳来旅游，面对着高墙电网和巡逻的武警，我只能告诉他们我作为访问学者，正在美洲访问呢。
一次，我与于医生庞干吃完饭后，正同王干下棋，警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