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上特殊的价值现象。商品的不同的使用方式完全取决于这个系统的领导者或者领导机构。所期望的结果是直接达到，还是要通过一个收集存货的准备阶段，这完全是不重要的。不管参与的个人是否都赞同新的目标，并愿意去收集存货，这同样也是不重要的。领导者不会有任何牺牲，而且也不会去关心属下的人可能要付出的暂时的牺牲——只要权利仍然紧紧地掌握在他们手中。
企业家利润（7）
如果执行了有深远影响的计划，因而减少了他们属下人的当前的消费——这不是必要的，但是可能的——如果可能，这些人将会反对这些计划。他们的反对可能使这些计划不能执行。但是如果忽略这种情况，那么，属下的人们对将要发生的事情就不会有任何直接的经济的影响，特别是压缩消费，积累存货，并不是他们自愿这样做的。因此，这里也不包括任何应纳入我们所描绘的发展过程图景的特殊职能。如果领导者向人们承诺将获得一笔额外补贴，这也不过像一位将军向他的士兵承诺他们将得到某种特殊的报酬。那只是为了让人们更顺从的一种赠与，而不是事情本质的一部分，也不形成特殊的、纯经济的某个类型。因此，“庄园主”和共产主义的领导者之间的区别，仅仅是程度上的一种差别。根据社会主义的观点，增长的利益属于整个社会，而在庄园主眼中可能只有他自己的利益，这一事实并不构成任何根本上的区别。
从这里我们还可以得出，时间要素在这里不会独立地影响事情。诚然，领导者必须把已经深思熟虑的组合的结果，不仅与用同样的生产要素以它们先前的使用方式，在同样的时间内可能得到的结果相比较，还要把它与用同样的生产手段，在其他新的组合方式中可能产生的结果相比较。如果后者需要更少的时间，那么，就必须考虑其他可能实施的若干组合在节省的时间里可能产生的结果，以估计相互竞争的各种使用方式的相对重要性。因此，时间要素必将出现在非交换经济中，而在资本主义制度里，它的影响是由利息表现的，这一点我们将在后面看到。不过，这一点是很显然的。甚至在这里，时间也不起任何其他作用，例如，它决不会把等待的必要性，或者把对未来享受的欲望变得更小，成为某种特殊的因素。人们不愿意等待只是因为，人们可以在这个时期做其他的事。未来的享受变得更小，只是因为他们的享受在未来实现的越晚，按照“可以在其他地方实现这种享受”来说，应打的折扣就越大。
这样，这个社会的领导者，不管他的地位是什么，从原先的用途中把一定数量的生产工具抽取出来，并用它们实现一种新的组合，例如生产一种新产品，或者用一种更好的方法生产某种已有的产品。在后一种情况下，领导者是从一直制造同一种产品的工业分支中提取必要的生产工具，还是允许现有的厂商继续以习惯的方式生产，并同时与其一起开始采用新的方法进行生产，而从完全不同的工业分支中抽取必要的生产工具，这些都是不重要的。根据假设，新产品的价值要高于用原来的生产方式以同样数量的生产资料所生产的产品的价值——不管在这样的社会里，估价是怎样形成的。有关新产品的归属过程是怎样进行的呢？当新的组合已经完成，产品已经生产出来时，它们的价值就已经被决定了。那些参与新组合的要素的价值将是怎样形成的呢？我们最好还是选择决定实施新组合那个时刻，并假定所有的事情都按照决定的进行。
首先，生产者必须作出价值评估：必然要比较新产品的价值和在正常循环流转中用同样生产资料所生产出来的产品的价值。显然，为了评价新组合的优势，这种评估是必要的，如果没有这样的评估，就不会有后面的任何行为。现在，我们所研究的核心问题是，用同样的生产资料生产，可能产生的两种价值，哪一个将被归属于那些生产资料？这一点很清楚：在决定实施新组合之前，只有与旧的生产方法相适应的价值。因为如果事先把新组合的剩余价值列入生产手段，那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因为那样做的话，实施新组合就显得不再有利益了，也失去了比较新旧两种方法所得的价值的必要性的基础。但是，一旦新组合实施，情况会是怎么样的呢？难道因为这时生产手段实现了更高的价值，所得到的所有满足就不该像门格尔所说的那样，就像在循环流转中那样，全部归于生产手段；从而，如果所有的事都完美地运行，那么新产品的全部价值将被反映在所使用的生产手段中？
企业家利润（8）
我的回答是否定的。我甚至坚持认为，在这里，劳动和土地服务都应该用它们原来的价值来估计，这有以下两个理由：第一，原来的老的价值是人们习惯了的价值。长期的经验决定了这些价值，在人们的意识中，这些价值是确定的。它们只有在经过了一段时间并受到更长期的经验的压力，才会改变。这些价值是高度稳定的，特别是因为劳动和土地服务本身没有变化，所以它就更加稳定。与其相反，新产品的价值独立于现有的价值体系之外，就像资本主义制度下新产品的价格那样。新产品的价值与老的价值并不相连接，而是分别独立的。因此，任何生产品的价值只能按照它的其他使用方法所能实现的价值来估计，而不是根据它实际被用的方法产生的价值来估计，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因为只有这个价值是我们所说的迄今最流行的价值，才是依赖于具体的生产手段的。如果它们不存在了，它们将被用其他使用方式所产生的其他单位所替代。如果这些价值同时存在，任何一单位商品的价值都不能高于同样的另一个单位的价值。
现在，使用在新组合中的劳动和土地服务，与同时存在的其他组合中的劳动和土地服务是同质的——如果不是这样，将会出现价值差异，但我们也能容易地阐明其原因，同时不影响我们的原则——这样两者之间就没有价值差异了。甚至在极端的情况下，如果经济系统里所有的生产力都投入到新组合中，在这个阶段，它们也必须按迄今流行的价值来投资。即使新企业失败，这些生产力的价值还是可以再实现。如果生产力完全赔光，那么损失的数量也要以以前流行的价值为基础来衡量。因此，在非交换经济中，新组合的成功也会带来价值剩余，这不仅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才有。事实上，价值的剩余是一定的价值量，生产手段没有相应的要求其归属的权利，价值的剩余不仅仅是超过以前状态的一种满足的剩余。我们还可以说，发展中的剩余价值不仅是一个私人的现象，而且是一种社会现象，它与我们在前面所说的资本主义企业家利润，在各方面都是相同的。
第二，用另一种方法可以得到相同的结果。领导者的企业家性质的活动，确实是实现新组合的一个必要条件，它可能被当做是一种生产手段。我通常不这样构想它，因为我对比较企业家活动与生产手段的不同更感兴趣，但是在这里，这样的构想是有帮助的。因此，暂且让我们把领导者的职能看做是第三种最初始的生产要素。那么，显然，新产品价值的一部分必须归于它的名下。但是，是多少呢？领导者和生产手段同样是必要的，新产品的全部剩余价值取决于这两者的合作。这不需要更多的评论，而且与我们在前段中所讨论的并不矛盾。所有价值范畴的适当数量仅仅取决于竞争力，不管是对商品来说还是对个人来说。因为在非交换经济中不存在这第二种竞争，同时由于在非交换经济中，什么是利润与什么不是利润之间的区别，并不像在交换经济中那么重要（我们很快就会看到这一点），所以，它的价值常常就不像在这种区别非常重要的交换经济中那样清楚。
尽管如此，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还是能够明确地说明，有多少价值应归于企业家的作用。正像我们已经论述过的，在多数情况下，生产手段是可以被替代的，但领导者不可以替代。因此，在有必要替代生产手段的情况下，将损失的那部分价值应该属于生产手段，余下的部分将归属于领导职能所起的作用。而归属于领导职能的价值，是新产品的价值减去在没有这种领导职能时可能实现的价值的差额。因此，剩余在这里与一种对价值归属的特殊要求权相对应，从而无论怎样都不能夸大产生于生产手段的要求权。
企业家利润（9）
然而，这里也决不能忘记，如果我们总是谈论归属问题，把迄今流行的价值的归属问题归于生产手段，那不是很正确的。由于从原先的用途中抽取出生产工具，原先使用过程的边际价值确实提高了。我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可以观察到相同的现象。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企业家的新需求导致生产工具价格的上涨，这恰好符合这个价值变化过程，因而我们的表述方法必然要做相应修正。然而，根本没有任何改变。当然，决不能把这种价值的上涨与因生产手段的发展而导致的价值上升相混淆。
谁也不能说，上面描述的估价过程不真实，也不能说，利润作为一种特殊的价值量度，在非交换经济中没有任何意义。甚至是一个非交换经济，也必须清楚地知道它正在做什么，它的新组合会产生什么好处，还有，这些好处归因于什么。然而，人们可能会说，在非交换经济中，利润作为一个分配范畴，没有任何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对的。在封建式的非交换经济中，地主确实可以根据对他的“服务”，自由地支配产品数量，他可以自由地处置所有的收益——他可以给工人们高于或者低于他们的边际产量的报酬。在共产主义式的非交换经济中，利润完全归于全体人民——至少理论上是这样。这本身与我们的论述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