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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周期（15）
在萧条时期，商人们特征性的行为包括采取一些措施，对措施的更正，以及为解决这一问题采取的进一步措施。所有这些现象，除了没有事实根据的恐慌和错误的结果——这是危机中事件非正常发展过程的特征——都可能归属于这种由繁荣所造成的情形的概念，也就是包含在商人被迫采取的行为，均衡受到的干扰并对此作出的反应，以及资料的改变和对它的成功或失败的适应这些概念中。
就像朝着新均衡状态的努力斗争——它将使创新具体化，并对老企业产生影响，它是萧条时期的真正意义。这是我们从经验中得知的，同样也可以表明，这种斗争在实际上必然会导致更接近均衡的位置：一方面，萧条过程起推动作用的冲力，在理论上它不会停止，直到它发挥作用并且真正带来了均衡状态；另一方面，除非达到均衡，否则没有以新的繁荣形式出现的新干扰从经济系统本身出现。在萧条时期，工商业者的行为，显然被实际的或者即将来临的损失所控制。但是，损失发生或者即将到来——在整个经济系统内并不是必然的，只是部分可能招致危险——只要所有的企业，以至整个经济系统，不是处于稳定的均衡位置，这实际上就相当于说，直到他们再次以与成本相当的价格生产为止。
因此，在理论上，只要这种均衡没有完全达到就总存在萧条。在这个意义上，这一过程在它发挥了它的作用之前，就不会被新的繁荣打断。因为直到那时，必然存在对于未来新情况的不确定性，这就使得不可能去估计新的组合，而且获得必要因素的协作也很困难。如果遵循下面的限制条件，那么这两个结论都是符合事实的。对现代商业界特有的周期运动及其机制的认识，能使工商业者预测即将到来的繁荣，尤其是它的次级现象，只要当最坏的情况过去了。许多个人对新均衡的适应，以及许多价值对新均衡的适应，常常被一种期望延缓或者阻碍。这种期望即是，如果他们还能坚持——这通常是根据他们债权人的利益而进行的——那么他们就能在下一个繁荣时期以有利的条件进行清算，或者发现根本没有清算的必要——这在占有优势的繁荣时代尤为重要，并且挽救了许多实际上不能适应生存的厂商，使他们与其他适应者一样生存下来。但尽管如此，它还是延缓或者阻碍了到达稳定、均衡状态的过程。
经济生活趋于托拉斯化，这在大型联合企业内部以及它们的外部，形成了永久的并且是连续的失调；因为，如果在所有的生产部门都存在自由竞争，那么，实际上这只能是完全均衡了。此外，由于某些厂商，尤其是老厂商，他们有一定的财政力量，所以调整并不总是十分迫切的，它也不是与生死存亡密切相关的问题。而且，外界还有一种做法，支持处于困境中的厂商或者整个工业，例如政府补助金，它的发放基于这样一种善意的或者说虚假的假设，即困难只是暂时的，且困难是由外界环境造成的。
在萧条时期，常常也有对实行保护关税的要求。所有这些都与老企业的财政力量一样，以同样的方式发挥作用，而且还存在机遇因素——例如出现在关键时刻的好收成。最后，萧条过程中的非正常情况有时候会产生过渡补偿的影响。例如，如果一种未经证实的恐慌不恰当地贬低了某家企业的股票，因而开始了一种纠正性的上升运动，那么这种上升运动就可能反过来进行得过于激烈，以一种不相称的高价维持该股票行情，并可能导致小规模的虚假繁荣，这可能在一定条件下持续下去，直到出现真实的繁荣。
商业周期（16）
当然，最终达到的状态决不会与一个没有发展的系统的理论情景完全一致，在这种理论情景中将不再有利息形式的收入。相对短暂的萧条时期独自阻止了这个现象的发生。尽管如此，总会出现接近无发展状况的现象，而且这种状况，由于相对稳定，可能又是实施新组合的起点。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得出结论：根据我们的理论，在两个繁荣之间必定会存在一个吸收过程，它最终会到达接近均衡的位置，而产生均衡就是它的功能。这对于我们是重要的，不仅因为这种中间状态确实存在，并且对其解释是每一种周期理论义不容辞的责任，而且因为只有证明了这种周期性的准均衡状态的必要性，我们才完成了我们的论证。因为我们从这个状态出发，而发展的波动首先就是从这里产生——不管这种情况在历史上是否或者什么时候出现过。我们甚至可以仅仅假设一种初始的“静止”状态，以清楚地突出波动的性质。但就我们用来解释现象本质的这个理论而言，仅仅说商业周期的波谷事实上是跟随着每一个波峰，这是不够的：还必须说明它是必然的——这不能被简单地假定，也不能用指出这个事实而代替对它的证明。由此，一定量的学究行为在这部分似乎还是需要的。
第二，除了对刚刚引起我们注意的创新的消化，萧条时期还有其他一些作用，这种作用确实不如那些它得以获得名气的现象那样重要：它完成了繁荣所容许的情况。同时这种影响是持续的，而让人感到不愉快的现象是暂时的。商品流被充实或者说被丰富，生产被部分地重组，生产成本被缩减，起初作为企业家利润出现的东西最终增加了其他阶层永久性的真实收入。
尽管这些作用一开始就遇到各种障碍，但由我们的理论得出的这个结论，却被这个事实证实了，即正常过程的萧条时期的经济状况，在整个过程中，并不像渗透于其中的情绪将使人产生怀疑那么沉闷。除了这个事实，即经济生活的大部分通常几乎不被干扰，于是，在多数情况下，总交易的实物数量只是微微下降。萧条造成的荒废残迹这个流行的概念是如何被夸大的，这一点可以通过任何对危机的官方调查来表明。尽管周期运动，它在繁荣时期出现的通货膨胀以及在萧条时期出现的通货紧缩，必然特别强烈地以货币形式表现，但这不仅适用于根据商品作的分析，而且适用于根据货币作的分析。与平均年份数字相比，总收入在繁荣时期的上升以及在萧条时期的下降，不会超过8％到12％；甚至在美国也是如此（参考米切尔的论述）。
在美国，发展的强度可能比在欧洲使这个波动更加显著。阿弗达农已经表明，萧条时期价格的下跌，平均上只构成一个低的百分比，并且真正大的波动是在个别物品的特殊条件下产生的，它与周期运动没有什么关系。对于所有大规模的一般性的运动，比如战后时期，这些同样可以说明。当那些事件（恐慌、破产的蔓延等等）的非正常过程且不断变弱的现象，以及由此产生的对不可预测危险的焦虑都消失的时候，公众意见也会对萧条作出不同的判断。
如果我们考虑到萧条会给不同类型的个人带来什么，以及从他们那里取得什么——这些总是从事件的非正常过程的现象中提取出来的，在这里我们对此并不涉及。那么，我们就能看到萧条时期的真实特征。它使企业家及其所有的跟随者，尤其是那些偶然幸运地或者投机性地享受到繁荣期间价格上涨带来的成果的人们，失去了获得利润的可能性——尤其在投机的场合下，这就极不完善地被暴跌中出现的看跌的可能性所代替。在正常情况下企业家已经获得利润，而且已经将其包括在现已建立起来且经过调整的企业中。但他不再进一步产生利润，而相反，他会受到亏损的威胁。一般情况下，即使在事件的理想过程中，他的企业家利润将枯竭，他的其他作为企业家收入的部分也将达到最小值。
商业周期（17）
在事件的真实过程中，许多不利的影响，尽管被已经提及的一些因素所减弱，还是会发生。与老企业有关联的现存事物，它们正竞争性地被征服，当然会遭遇到困难。拥有固定货币收入或者其收入只是在一个较长时间之后才会变化。这些人，比如领取养老金的人、收取租金的人、政府官员，以及长期出借土地的地主，都是萧条时期的典型受益者。他们货币收入的商品内涵，在繁荣时期已经被压缩，而现在却扩展了，而且，在原则上，确实它现在扩展的程度一定比过去被压缩的程度更大，这一点已经说明过了。
进行短期投资的资本家，从单位收入和资本的已经增长的购买力中获利，而由于更低的利息率受到损失。理论上，他们的损失必定大于收益，但是众多的次要情况——一方面是损失的危险，另一方面是高的风险补充和恐慌的需求——使这个原理失去了它实际的重要意义。那些没有用长期合约把地租以货币形式固定下来的土地所有者——从而首先是拥有土地的农民——他们在根本上与工人所处的地位完全一样，所以，现在对有关工人问题的论述也适用于他们。在实践中很重要，而在理论上不值得考虑，人们对这种差别通常太熟悉了，所以我们不打算对此论述。
在繁荣时期，工资必然会上涨。因为当次级波上升时，那些新需求主要是对劳动的需求。首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