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年前，”他们的人力经理跟我说，“我们的理想员工是年轻、上进、擅长销售的男性，一个能够在市场上代表公司统治地位的人，一个对在全球范围内向所有消费者大力推广公司的产品和服务无所畏惧的人。”
“如今，”他补充道，“我们的理想员工是一个安静、略带书卷气的‘外交官’。”一个能够聆听他人，与公司所有的合作伙伴建立良好关系、培养深厚感情的人。这种向“更小的规模，更大的市场”转变的趋势已经完全改变了公司的用人标准以及对工作的评价标准。我之所以要在这里和大家分享这个小故事，是因为我相信基本上任何一家公司现在都面临着类似的情形，它们变得越来越小，世界却变得越来越大，而这将会给公司在运营层面带来前所未有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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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发师综合征
很多人都有一个固定的理发师，经常会指定这位理发师给自己理发。我也有这样一个理发师，叫马蒂亚斯，他在斯德哥尔摩市中心的一家理发店工作。马蒂亚斯40多岁，待人和气，没有其他发型师看上去那么时尚（从这一点，你就可以看出我的发型肯定是走实用路线的），我已经让他帮我剪了10多年的头发。作为一名服务业工作者，马蒂亚斯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相当”：他对自己的本行那是相当拿手（尽管我老婆一直在取笑我日渐后退的发际线）；请他理发相当便宜、相当迅速，而且他相当善谈（尽管我们的话题很少离开过假日安排和音乐）。有趣的是，过去所有的东西都跟马蒂亚斯一样，你当地的银行相当优良，当地的报纸在报道最新消息的时候总是相当迅速，公交车司机也总是相当和蔼可亲。在全球化到来之前，每个地方都只能用“当地”来划分，任何东西都可以用“相当”来概括。在瑞典这样一个依靠国家垄断发展起来的国家里，许多东西都可以用“糟糕”、“昂贵”、“缓慢”和“粗鲁”来形容。小时候看少儿频道的节目是我至今还记忆犹新的痛苦回忆，当时仅有的两个播放少儿节目的电视台都是瑞典国家电视台，每天只限制播放15分钟，而且常常充斥着包装拙劣、充满左翼思维的介绍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纪录片。当人们无法离开他们出生的这个国家—无论是身体上还是精神上，政府就会觉得这是一个向人民灌输意识形态的好时机，一味地宣传他们生活的地方和乌托邦有多么相像，外面的世界是多么危险云云。通过我的妻子，我了解到在铁托政权下的南斯拉夫长大比我的童年更加夸张，那里的学校会将铁托的爱好以及他小狗的名字出在考卷里考孩子，在这些考试中表现最好的学生可以得到奖励，奖励就是去贝尔格莱德庆祝铁托的生日—尽管这位统治者去世已有一阵子了。
之后，发生了一些事。
虽然说前苏联领导人所推行的公开化、经济自由化、放松的政府管制和世界互联在很多书里被大书特书，但我始终对20世纪*十年代发生的事情不是很确定，即使我把所有这些事实和像经济衰退之类的因素考虑进去，还是觉得少了点什么东西，一个类似于因素X的东西（但无法证明因素X就是创业精神）。越来越便宜的贷款、容易获得的技术，以及封闭市场的长期压迫，造就了一代想要改变的年轻人。在全世界，力图改变的个人和企业家正在革新我们的彩电、通信设备、空乘服务、铁路运输、银行、报纸，以及其他一些原来被认为是糟糕、昂贵、缓慢和粗鲁的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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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无边界人士
这个世界的边界正在消失，并不意味着人们就会轻易地适应这种新环境。边界的概念可以让你方便地与别人拉开距离，让自己与众不同。我是瑞典人，而你不是；工程师总喜欢和其他工程师一起工作；有些公司总爱说自己以及所在行业“很特别”。在这个思想和视野越来越开放的现代社会，这种边界行为虽然可以带来一定程度的方便，但是也会给你带去不利，尤其是当太多“志趣相投”的人在一起工作的时候。“基地组织”和2008年银行危机就是离我们很近的两个例子。
我刚进商学院没多久，就注意到厕所的墙上画满了涂鸦，有一些画得还真是挺不错。一种解读是，尽管商学院的学生大部分的时间都要和会计、管理策略这些东西打交道，他们还是渴望创造点东西。他们从表面上看是商学院的学生，但是内心里他们中一些人有可能是艺术家、作家，甚至是破坏分子。当你将人进行分类并且贴上标签时，这些人的想法就发生了改变。最有名的一个例子就是将一群人随意分为两组，一组为狱警，一组为犯人，过不了几天这个实验就要被喊停，因为“狱警”对待“犯人”的方式和手段会不自觉地变得凶恶残忍起来。我本人也有一个类似的但没有这么戏剧化的例子。我在斯德哥尔摩创业学院任教，该学院的课程面向四个学院的学生开设：商学院、艺术学院、工学院和医学院。这些学生都非常年轻，在选我的课之前接受了差不多两年左右的大学教育，包括我在内的绝大多数人在见到他们之前想当然地会认为他们的思想应该还算开明，令人担忧的事实是，他们与我想的恰恰相反。你会常常听到商学院的学生评论说：“为什么我们还需要其他专业的学生？他们连微软的Power Point软件都不会用！”而那些未来的工程师总在抱怨我的这门趋势观察和未来思考的课程过于浅显：“我们要学习深奥的、分析事物过程的东西！”艺术系的学生老是摆出一副沮丧的表情，问我这堂课何时才可以不用空谈，而是真正搞点什么创作。最后，医学院的学生最容易退课，因为他们觉得这门课一点儿都不重要，毕竟这门课无关病人的生死。
如果这些学生、银行家以及“基地组织”的恐怖分子想要在未来10年内取得更大的进步，那么他们就需要学习和领悟如何跨学科地工作和思考，从搞创意的艺术领域到玩弄数字的金融领域等（但是就“基地组织”而言，更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让他们设身处地考虑一下受害者的感受，这个要求可能过高了一点）。跨学科工作这个倡议不仅仅是从团结和同情心的角度晓之以情，更是从经济的角度动之以理。给每一个人分配头衔和角色可以带来效率，当公司追求的核心还停留在提高效率时，这个做法是合乎逻辑的。然而在今天，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注重效力—不仅要把事情做正确，而且要不断发现并做正确的事情。那些懂得欣赏创新、敢于冒险，给员工巨大自由空间的公司，其效力也是巨大的。在市场格局清晰明了、市场竞争直截了当的环境中，我们要注重效率；但是在今天许多产业面临着完全不同的市场环境，因此我们应该把重心放在效力的提高上。这些产业的公司需要以一种不同的方式组织自己，首先就是要建立一个项目模型（project model）。“项目”这个词的英文“project”来自拉丁文“pro jicere”，意思是把东西往前扔—这正是动荡年代急需的一种冒险尝试。赞成项目模型的人常用好莱坞作比喻：所有人为了一部电影组成一个团队，然后解散，然后又因为一部新电影组成一个新团队。但是这个比喻恰恰缺少了一个“为什么”—为什么这些团队能够运行？为什么他们能够在一个都是陌生人的环境中迅速发挥各自的专长？答案就是“快速信任”（swift trust），即培养、扶植一个能够迅速建立信任的文化氛围，这样就省去了建设团队所需的大量时间。
正在降低的不仅仅是企业的围墙高度，随着陌生人之间的网上协作越来越多，“隐形公司”正在崛起。这些隐形公司没有管理层，没有正式的边界，甚至连名字也没有。面对这些竞争者的出现，你或许应该提醒一下自己，“竞争”这个词的英文“petition”其实来自拉丁语“ petare”，即一起奋斗的意思，大家一起把隔板推倒，敞开公司的大门，大喊：啊……
从金钱至上到时间至上
社会节奏的加快带来的另一个变化就是社会地位的性质发生了改变。在过去，由于大部分财富聚集在少数富有的家庭里，金钱在人们眼里是昂贵和稀有的，也正是这些稀有的资源统治着社会地位的分配。那时候“奢侈”这个词就是专门用来形容那些能够让我们联想到金钱的东西，人们的体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20世纪初叶，如果想要显示你的实力，一个肥胖的体型就够了，那时的世界刚刚从饥饿的边缘缓过劲儿来，在大家面前炫耀一下自己的脂肪必定可以传递出一个信息，那就是你拥有足够的钱来吃很多东西。今天，在很多落后的发展中国家里你还是能看到这种现象的存在。在一些富裕一点儿的国家里，白手起家、比以前便宜得多的贷款以及商品的大批量生产等因素的综合作用让人们生活得更美好。以前稀有昂贵的脂肪类和糖类食品，现在随便一个街角就能买到。在这个微秒世界里，每一个瞬间都是那么至关重要，时间成了最为珍贵的资源。昨天地位的象征—肥胖，今天就被认为是一种疾病，通常会让人联想到不健康的饮食和低收入。如今大家渴望的体型是苗条健康的，能够告诉别人这个身体的主人经常会抽出宝贵的时间照顾好自己。炫耀金钱已经不再是地位的象征，炫耀你所能控制的时间才是。
以时间作为地位的象征在过去10年中越来越得到社会的认可。在过去，一个奢华的假期就是在一家拥有枝形大吊灯的豪华酒店里待上5天；但如今真正的度假是建立在“真实”、“简约”等原则上，比如去一个荒无人烟的岛上享受独居带来的“赤脚奢华”。红酒也不再是红酒那么简单了，而是一次展示学识的绝好机会，又是一个利用时间的好例子：每次递上酒杯之前总不忘加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