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样的苹果。现在，另外一个政府计划即安置局又来我的社区，挖我最好的工人到一个糟蹋纳税人钱的项目中去。”如果苹果采摘工的离开使伯德遭受损失的话，那政府就将失去他的所得税款，而他的税款无疑是有助于推行新政项目的。
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大萧条以及之后的高关税政策堵死了伯德产品的销售之门。接着，暴风和冰雹在1930年和1934年严重影响了伯德的苹果产量。那些年他一直勉强维持，避免了破产厄运。跟特格韦尔不同的是，伯德没有可以用来支付高工资的联邦补贴，而假若他用自己聊胜于无的薄利去支付高工资，所导致的企业赤字可能会迫使他卖掉一些苹果园，甚至退出经营市场。如果是那样，谢南多厄河谷的苹果经济可能将陷入困境，导致当地人大规模地失业。那么，在弗吉尼亚，还有谁能够获得利润、有钱缴纳所得税，从而使罗斯福的新政计划继续下去呢？
罗斯福对伯德的道德评判显然将弗吉尼亚参议员置于被动地位了。但是，总统自己的钱是怎么花的？罗斯福也在海德公园经营着一个农场，但跟伯德的农场不同的是，罗斯福的农场每年都亏损……他甚至从其所得税中抵扣过这些亏损。这就减少了财政收入，从而也减少了那些总统支持的联邦项目的运行费用。
另外一个有意思的地方在于，罗斯福如果是在花自己的钱，有时候也很抠门。比如，罗斯福每次乘火车从华盛顿到海德公园，总想给自己和下属弄个私人车厢。在这节私人车厢服务的人，可能要做十几顿饭、送报纸、做总统和下属要求的各种杂役，这需要极大的耐心和辛勤劳动。可是罗斯福给在自己私人车厢提供往返服务的服务生的小费，只有5美元。而附近车厢的记者们合在一起给服务生的小费，是总统的8至10倍。《芝加哥论坛报》的记者沃尔特·特罗安注意到了服务生的不愉快：
罗斯福从不愿多给小费，在列车上尤其如此。在从华盛顿到海德公园的火车上，他整个私人车厢只给那个来回伺候他的服务生5美元。而在记者包厢，我们总共20个人，每人给了单程的服务生2美元小费。山姆·米切尔（就是总统车厢的服务生）很快就要求离开那个私人车厢。对一个要养家糊口、一个孩子上大学并且还要付房租的人来说，如果在记者包厢能得到40美元小费，而在总统私人车厢只能得到5美元的话，那服侍总统也就没啥意思了。
假若参议员伯德是个喜欢恶作剧的人，他本可以支持《最低工资法》，强制要求给从华盛顿到海德公园的私人车厢服务生的单程小费至少是20美元。他可以借用总统的话，告诉记者说：“罗斯福是担心参议院会强迫他向服务生支付高于5美元的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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