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有些想通过合法科研获利的科学家来说是不公平的，毕竟公民有充分享受到合法权利的自由，社会才会更和谐。”
据了解，在参评国家最高科技奖之时，李振声便不同意为自己申请评奖。“我觉得国家已经给了我很多荣誉。但这是集体的成就，所里也一直这样坚持，大家也觉得应该集体参加评奖。”他还说，如果一定要说成绩，我觉得自己工作只不过做得比较超前，有一些开创性。
对于社会上争论他捐奖一事，李振声说：“我没觉得把奖金捐出去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很淡然，没想到会引起这么热烈的反响。”他之所以把奖金捐出去，首先还是因为他取得的成就“确实来自于集体的艰苦奋斗”，此外“我们都是从艰苦年代走过来的人，习惯了俭朴的生活，没有什么过高的物质条件上的要求。子女们收入也很稳定，有这个条件把奖金捐出来。当初决定把奖金捐出去，是很自然的想法，没有要突出自己的意思”。
李振声：民谣“要吃面，种小偃”的背后（10）
“我的做法不应该成为先例。”他说，获奖者把奖金留下用于贴补家用，改善生活，合情合理。如果有的获奖者本身家里就有实际困难，“就更应该把奖金留下，安排好生活，才能更好地搞科研”。
记得在２００６年的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全球数学最高奖———菲尔茨奖得主之一的俄罗斯数学家格里戈里？佩雷尔曼拒绝领奖。美国《纽约时报》一篇报道开头就是“佩雷尔曼，你在哪里”来表达对这位不追名逐利的天才数学家的敬佩。而纽约州立大学数学家迈克尔？安德森更是高度评价：“佩雷尔曼来过了，解决了问题，其他的一切对于他都是肤浅的。”其实，李振声的行为何尝不是如此？
不论社会上如何评说他捐奖一事，李振声崇高的人格魅力使他成为中国科学家的一面旗帜和榜样。李振声，擎起的是知识分子的风骨，高扬的是社会道德的风范，可佩可敬！
知情人视野里的魅力：“小麦远缘杂交之父”
“我和李振声同年生人，小时候天天在一块玩！”山东省淄博市南谢村的戴立业老人，回想起小时候和李振声一块上树掏鸟蛋时的情景，禁不住笑出声来。据戴立业回忆，他们十三四岁的时候，村头有一座庙，庙里有棵参天大树，他和李振声常去那里玩，还上树掏鸟蛋。“李振声比较老实，他爬不上树，就站在树下等着，我爬到树上掏了鸟蛋以后，就朝树下大声喊，要往下扔蛋，他在树下用破棉袄接着，可是树太高了，鸟蛋落在棉袄里还是碎了，看着破碎的鸟蛋，我们好一阵心疼。”
后来李振声在外上学工作，戴立业也参了军，很少见面，但儿时的友谊使他们久久不能忘怀。李振声每次回家都要到他的家里看看，两人拉拉家常，说说小时候的事情。“虽然李振声的职务越来越高，但他还是那么平易近人，看到乡亲总是热情地迎上去。”
在弟弟李永渚的印象里，二哥同样是很老实。“我比二哥小１岁，小时候他在家里干活是最多的。”李永渚讲，他和妹妹年龄比较小，而大哥比较顽皮，所以家里有个打油、抓药的活，都是叫李振声去干，李振声干的活最多，挨的训也最多。
“父亲去世很早，母亲在世的时候，二哥差不多每年都要回来一次，母亲去世后，他回来就比较少了。大哥生病的时候，他虽然工作繁忙，总是抽空给大哥寄钱、寄药———现在，大哥李永泉已经过世了。在济南有一个妹妹李永颖。”李永渚还说，李振声每次回来，村里人来看他，他总是两只手紧紧跟大家握着，那么亲切、自然，一点儿也没架子。
妹妹李永颖一直沉浸在自豪和骄傲中，每当在电视上看到哥哥的画面，她就激动好久。在妹妹的眼中，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哥哥李振声一直往家里寄钱。“年年如此，５０多年来哥哥从来没断过。给母亲寄、给大哥寄、给侄子寄。那时候家里所有的费用几乎都是他寄来的。”言语中，李永颖对二哥充满了无限的感激，表情中透露出了无限的亲情。在李永颖的印象中，二哥还给很多远方的亲戚寄过钱。“凡是对我有恩的人，我都要一一报答。”李振声多次在李永颖面前提起这句话。
开始李振声的工资并不高，可是他往家里寄钱的习惯却从来没改变过。李永颖说，哥哥对钱看得很淡，他关心的只有他的科研成果和国家的小麦产量。
前几年，李振声回老家的时候，区政府专门为他准备了一辆车，可是他从来不用，吃完晚饭后他把司机打发走，独自骑着一辆破自行车去母校转转。李振声每次回老家，省里的领导问他有什么需要时，他从来都是说“不”。妹妹李永颖的４个孩子工作收入一直不高，家里日子也过得很清贫，老人住的房子是租的，可是李振声从来没利用自己的职务为家人走过“后门”。李永颖告诉记者，他们兄妹三个商量好绝对不能麻烦二哥，不能利用他的职务办私人的事。
李振声的忘我工作让他错过了很多和家人在一起团聚的机会，可是家人从来没埋怨过他。从１３岁就失去父亲的他，一直坚定地支撑着整个家，并且帮着母亲担负起了养活全家人的重担。但后来一直长期在外搞科研，李振声的母亲去世的时候他还在实验室里。“我们都不怨二哥，母亲病得很重的时候他回来住了一段时间，可是他太忙又被领导叫走了。母亲也理解，她知道儿子是国家的人。”说起哥哥没见到母亲最后一面，妹妹李永颖心里很理解。李振声就是这样一位不为名利，只为工作和科研的“工作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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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振声：民谣“要吃面，种小偃”的背后（11）
２００３年，李振声的夫人因脑溢血卧床不起，病情时好时坏，大部分时间都靠输液。从夫人生病到去世的两年半时间里，李振声每天都要两次去医院照顾病人，风雨无阻，医院里所有的人都被感动了。病情有好转时，他将夫人接回家里，她的饮食、起居、活动、护理都详细记载了厚厚一本，护理的细致程度就像他搞科研一样。由于长期劳累，他也病倒了，大把吃药，可是他却从来没有请假不去上班，没放弃他的科研事业，照样照顾着心爱的妻子，照样每天工作到很晚。
女承父业。李滨是李振声的二女儿，在陕西长大，１９８７年才回到北京，当年２９岁，一直在李振声课题组工作，她印象最深的就是父亲对工作的严谨。她说：“记得有一年写调查报告，父亲每天都睡得很晚，似乎梦里也在思考，想到什么问题，醒了马上扭开台灯把问题记下来。那段时间，父亲的卧室经常在半夜或凌晨还透出光亮。”在女儿的心里，父亲永远高大。“父亲为人正直严谨，谦和宽容。工作时一丝不苟，生活上但求温饱，他几乎是个完美的人。”李滨说：“父亲对工作的严谨贯彻始终。他６４岁时，因工作需要向沈允钢院士、匡廷云院士请教有关光合作用的知识和研究方法。他听说中午时叶子的气孔会关闭，就和匡院士大日头底下一起跑到田里观察叶子。”
“叔叔俭朴、和蔼，做事认真仔细，尽管和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不多，但他的一言一行却一直深深影响着我。”李振声的侄子李树桐谈起叔叔对他的关爱和对父老乡亲的深情十分激动。李树桐一直清楚地记得，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家里经常收到叔叔来信的情景。“那时家里没有电话，叔叔每次来信总是要问问我的学习，让我们这些晚辈好好读书。他写信总用铅笔，信纸正反两面都写得满满的，一点也不浪费。当时，家里生活不宽裕，叔叔总是把他的旧衣服寄回来，衣服上补丁套补丁。其实叔叔尽管在大城市，但生活却一直很俭朴。他从年轻就戴眼镜，一副圆形的镜框一直用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
“叔叔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后来又研究农业，对土地、对作为农民的父老乡亲总是念念不忘。还是生产队时，他只要一回老家，必定到地里看看，很多乡亲向他求教田间管理技术，他蹲在地里一点一点地讲解。一次，正好是夏天，他戴着草帽和乡亲们在地里察看快要收割的小麦。中午一点多了，叔叔还在不厌其烦地回答老乡提问，我到地里喊他回家吃饭，他总是说‘不慌不慌’。不止对小麦，他对棉花、高粱甚至旱情都非常关心。他那么忙，有一次回来还和我们摘了１个小时棉花。”李树桐对叔叔回家时的点点滴滴记忆犹新。
李振声的外孙李亮，小时候起就看到外公在阳台上种上了小麦。“最先用陶瓷的小盆种，后来改用专门的培养箱”，李亮印象中，种的最多时，阳台上有五六箱麦苗。这些宝贝，外公不让孩子碰，李亮他们也很乖，小时候在阳台上玩也生怕碰到麦苗。而每当外公出差，李亮就主动承担照看麦苗、浇水松土的任务。读初中时，很多同学从没有见过麦苗，麦子韭菜不分，那时李亮就是大家的专家。
说到李振声，已经跟随了李振声十多年的童依平研究员感慨良多：“先生非常关心后辈，是一个很有人情味的人。”
１９９９年５月初，李振声安排童依平带着学生往１００多公里外的海拔１０００多米的一个中国科学院的生态站送小麦苗，进行小麦加代试验。谁知，天快黑的时候，卡车因为故障坏在了半路，没有办法前进。那个时候手机信号还没有覆盖到这个地区，童依平没有办法跟外界取得联系，他们被困在山沟里了。在北京的李振声一下子断了和他们的联络。
李振声往生态站打电话，得知童依平还没有到目的地。送小麦的车也没有回到所里。肯定是车在半路出问题了！
李振声当时就叫上一个修车师傅，带上夫人一起开车进了灵山，这时已经是凌晨２点多了。那时，虽然北京已经进入５月，但是山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