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正因为他的乐观、豪放的个性，才使他的传奇般的人生历程中充满了诗的意境和诗的审美趣味。他说，１９５５年刚刚被关押时，就连看守都紧张得睡不着，但他每天仍然呼呼地睡大觉；有时在狱中实在闲得无聊，他就学鸡叫、学狗叫，学各种动物叫……
在他一生的两次牢狱生活里，一次是国民党的牢，一次是共产党的，而这一切都是与政治有关，与诗无关。牛汉说，他面对挫折时的坚韧的性格和无畏精神或许与他的蒙古族血统有关，但重要的还是家庭的影响。牛汉的父亲在大革命以前，曾在北大旁听了两年，并在那时参加了党组织的活动。他的两位舅舅也是中###员，积极投身到革命运动中。在他们身边自己难免或多或少地受到熏陶。而母亲刚烈的性格也深深影响了他，许多年后他把对慈母的感情寄托在了一首名为《爱》的诗中。牛汉说，诗中所说都是事实。那是１９３１年前后，山西省开挖己巳渠，占用了他们家本来就只够活命的地却不给钱，母亲气愤不过，在“一个寒冷的冬夜，她怀里揣一把菜刀”，夜行４０里，“闯进一座花园，想要谋杀那个罪大恶极的省长（阎锡山），被卫兵抓住，吊在树上，三天三夜，当作白痴和疯子……”那年牛汉才七八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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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汉：诗坛上倔强的老黄牛（5）
１９８０年春末，胡风来到北京，住在国务院第二招待所。因“胡风分子”而罹罪的牛汉，骑着自行车前去看望。胡风犯了精神分裂症，使他感到意外。他说他清楚地记得，胡风曾对他说过，他的神经有缆绳那么粗，不会断裂。现在见到了曾为“分子”们之“首”的胡风，牛汉自然有许多感慨。他先胡风得到自由，精神解放也来得早。见过胡风之后，他写了篇《重逢胡风》。
牛汉谦称自己不是做官的料。平反之后，他执行主编过《中国》。“当时《中国》是年轻人的园地。《中国》实际是民办公助，丁玲从东北农垦局找到资助办起来的。《中国》的两年对新生代诗、先锋小说起了一定扶持作用。编《中国》时我发了大量朦胧派和新生代的诗，几乎每期都发。当时我请北岛做《中国》的特邀编辑，编制以外的，不坐班，每期开编辑会来，大概有一年时间。北岛的诗凝练，最后一稿和第一稿区别很大，写好以后不断地删，形成跳动、玄想、空白。他感情激动，不平铺直叙。新生代诗人的语言新颖，和北岛等朦胧诗人不一样。新生代诗更显出个性，更符合诗的审美性质。《中国》不仅发朦胧派诗，也发了好多像翟永明、海男、唐亚平的诗，他们有的是第一次发表诗作。《中国》办了两年，１９８５－１９８６年，后被勒令停刊。丁玲一去世，我们就晓得非停不行，但我们仍憋着劲直到最后‘壮烈牺牲’。”
此外，牛汉还主编《新文学史料》２０年，组织并发表了许多很有价值的史料，有很多是从未发表过的作品。在此期间，为了刊物的事，他曾多次和胡风通信。
所有的作品有一种“史诗的痛感”
“１９５５年被捕，反革命帽子戴了２５年，没有公民权，更没有发表作品的权利；不断地劳动改造，在单位里也就干干编辑，一搞运动就叫你抄卡片去。然后到农村去劳动，一劳动就两年、三年。一到过节，就把我们轰到八达岭去干活……那个时代非常可笑，非常荒谬，更谈不上幸福。”牛汉说，“大概一个悲痛的人，一个经历了这么多误解、歪曲、迫害和打击的人，真正经历过大灾大难的人，最能理解幸福。真正的幸福不是空洞的，不是现实的享受。幸福是发自内心的精神追求，是一种理想的境界。”
牛汉这一辈子，遭受了太多太多的苦难：流亡、饥饿、受迫害、被捕、监禁、坐牢、受审判、劳动改造，什么重活都干过……的确称得上是一种“痛苦而丰富的人生”，他的诗就是这种生命痛感的真实记录。如果说他的早期诗作在传达这种痛感时还显得过于激烈和外露的话，那么经过炼狱般生活磨难后的诗风则变得深沉和凝重了。“要让我谈苦难太容易了，我的诗里都有，血泪，愤怒，控诉……但是，之所以我没有向苦难低头，没有溃退，没有逃亡，没有堕落，没有投降，没有背叛自己的良心，没有背叛人文精神，没有背叛诗。是因为我相信一定有一种更高尚的，超脱一切现实规范、一切利益计较的人文境界、人文精神，值得我去追求。这本身就是幸福的一部分，你说它是幸福也可以”。
在牛汉看来，幸福就是这样不断地追求、发现、突破、再追求的过程。“为了诗，为了文学，我可以付出一切。在任何情况下我都没有放弃诗，没有停止文学创作。我的诗跟我一生的经历是密不可分的，写的是带有自传性的内心活动，诗反映了我的生命状态。我的诗有两个高潮，第一个高潮出现在１９４０－１９４２年，在甘肃天水读高中的那３年，写了几百首诗；第二个高潮是１９７２－１９７４年末，在咸宁干校后期。在老诗人当中，有第二次创作高潮的，我算是一个。”
在牛汉的情境诗中，其美好的生命意象，常常置身于险恶的情境之中：有的处在被枪口瞄准的危急关头，如《麂子》；有的已经被暴力所“杀害”，如那株被砍倒的枫树；但更多的仍然是在严酷的生存境遇中，被邪恶蹂躏成伤残，如《华南虎》、《半棵树》、《巨大的块根》，等等。但是它们并没有倒下，而是在扭曲变形中顽强地生存，坚忍、果敢地与险境相抗争。总之，牛汉情境诗中意象与情境的审美关系，常常是生命意象的反抗力量，与险恶情境中残酷暴力的相互冲突和相互搏斗。牛汉情境诗中沉重的苦难感与强大的力量感，就是由此产生的。作品将源于生命的沉痛和至死不移的人格追求，寓于有相似遭遇的动物和植物身上，以一种象征性形象或意境来表现。
牛汉：诗坛上倔强的老黄牛（6）
艾青说：“苦难比幸福更美。”艾青是新诗史上，第一个不使苦难在笔下失重的大诗人。当年，血气方刚的牛汉，就是衣袋里装着艾青的《北方》诗集，走上抗日和写诗的道路。艾青对牛汉的影响是决定性的，也是终生的。艾青的《北方》诗集之所以具有史诗的分量，就在于独创了许多凝聚着民族苦难的情境。牛汉也像艾青那样，努力去开创诗歌中独特的苦难情境。他说：“如果没有发现新的情境，绝不抒写一行诗。”
托草木以言志，借鸟兽以抒情。牛汉这类咏物诗，往往将自己的主观精神和人生感受突入客观对象里，在主体与客体的猝然相遇、浑然一体中提炼诗意和理趣。但这种“七月”遗风，在诗人已届花甲之时被突破和超越。他不再用他早已稔熟的物我一体的感悟方式，而是进入一种自由无羁的、辐射式的梦幻写作状态。《梦游》、《发生在胸腔内的奇迹》、《空旷在远方》、《三危山下一片梦境》等写于上世纪８０年代中后期及９０年代的诗篇就是这种超越的成果。他写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铁的山脉》和《丰碑》两诗，写铁山虽遭风雨雷电的袭击，却仍等待“献身的时刻”和“粉身碎骨的幸福”；写天安门前那“粗糙的花岗岩”和“朴素的水泥砖”为能铺成“宽阔的路”和“神圣的广场”而无限欢欣！歌颂的实际上都是不顾自己荣辱得失的为人民做奉献的伟大忘我精神！毫无疑问，人们从他的诗中感受到的不仅是悲剧的崇高美，还感受到一个崭新时代的令人兴奋鼓舞的时代的强音！
牛汉说：“我的诗不是个人的自传，而是历史大传的一个微小的细节，是历史结出的一枚果子。我所有的作品，包括散文，是历史的一个活生生的、新鲜的断层，有一种史诗的痛感。”又说：“我和我的诗所以这么顽强地活着，绝不是为了咀嚼痛苦，更不是为了对历史进行报复。我的诗只是让历史清醒地从灾难中走出来。”以一个见证人的身份，表现特定历史时期的民族苦难，祈盼中华民族永远不会再一次重复这样的大灾难，是牛汉诗歌创作的“自定义”。
很明显，牛汉是一位把自己的命运与时代和民族紧密联系在一起，并通过独特个性深刻感受历史的脉搏和人民的心声而又富有才华的诗人，为此在诗歌史上留下自己的印记。诗人是时代敏感的神经，他最能敏锐地感受到历史的阵痛，有的人因自身的脆弱而倒下，有的人却因自身的坚强而屹立于滚滚浪涛的面前。正如诗评家张炯所言：“牛汉同志就是时代浪涛中的坚强者，是当代不平静诗坛的硬汉。即使在困难的状况下，他仍能以各种题材展现自己昂奋不羁的坚强人格，抒发自己充满深邃人性的情思……牛汉同志的诗作深深根植于现实生活。他善于把人生体验的真情与深刻的思想意蕴相结合，通过强有力的艺术构思，创造一种粗犷、豪放的风格。”作家梁晓声曾说：“牛汉老师是我尊重的老师之一，他的诗是有骨头的诗，是鱼刺的诗，鱼刺和骨头都是含有钙质的！”
他说诗是他生命的动力，没有诗也就没有他的今天。２００３年５月，访问中国的马其顿作家协会主席斯来列夫斯基在中国作家协会向牛汉颁发了“文学节杖奖”。该奖是马其顿作家协会设立的一项国际性文学奖。“当得知马其顿共和国的‘文学节杖奖”授予我时，顿时感到十分惭愧和不安。节杖，在我的心目中是个博大而高远的意象，它不仅象征庄严和神圣，还显示着凛然巍然的权威。而我，不过是一个朝向人类诗歌圣境苦苦跋涉的平凡的老人而已；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动荡严酷的生涯之中，曾渴望为理想世界的创建，全身心地将自己燃烧干净：血浆、泪水、筋骨，还有不甘寂灭的灵魂，都无怨无悔地为之奉献。或许就是由于这点执著而且痴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