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３８年，赵启海在武汉结识了刚从苏联回国、后来与他联袂创作《到敌人后方去》等抗战经典歌曲的著名人民音乐家冼星海。第一次见面，冼星海给赵启海留下的印象非常好，“慈祥和蔼”，而且他曾给张先华描述，“冼星海身材很高，穿着苏联式的制服”。从此，赵启海与冼星海一同开展群众性的歌咏宣传工作，不辞劳累地奔走于武汉三镇，忙于教唱和指挥。
由冼星海谱曲的《在太行山上》，是当时游击队员们最喜欢的一首歌。１９３８年７月，冼星海在武汉为英勇的太行山游击队创作了这首歌曲。这首歌写成后在汉口抗敌纪念宣传周歌咏大会上由赵启海与张曙、林路唱出，听众大声喝彩，要求再唱，此后传遍了全国。当时，太行山的游击队以这首歌为队歌，老百姓、小孩子都会唱，到处听到“敌人从哪里进攻，我们就要他在哪里灭亡”的句子！
赵启海：离开冼星海的日子（3）
赵启海与冼星海词曲合作的《到敌人后方去》及《祖国的孩子们》这两首抗战歌曲，就是在这时期问世的。其后，在武汉的歌咏队、学校及普通民众中广为流唱，不久便传入北方、东部，甚至到达了敌人的后方，发挥了巨大的威力！抗战经典歌曲《到敌人后方去》的问世还有些故事。当年的９月１日，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对第三厅所属的演剧队全体人员作形势与任务的报告时，剖析当时国民党反对派消极抗日，日寇直逼武汉，国难当头，应以毛泽东同志《论持久战》的思想来武装自己，并强调指出要到敌人后方去开辟工作、扩大实力、抗战到底的重要性。
在这次形势报告的指引和启示下，赵启海领悟到党的决策及时英明，他满怀豪情地挥毫作词：“到敌人后方去，把鬼子赶出境！到敌人后方去，把鬼子赶出境！不怕雨，不怕风，包后路，出奇兵，今天攻下来一个村，明天夺回来一个城，叫鬼子顾西不顾东，叫鬼子军阀不集中……到处有我们游击队，到处有我们好弟兄，……到敌人后方去，把鬼子赶出境！”歌词强烈地反映出党的伟大号召，人民群众决心把日本鬼子赶出境，将“我们的旗帜插遍了东三省，我们的旗帜插遍了黄河东”，充满革命必胜的信心。
当时，冼星海看到歌词非常欣喜，他立即构思谱曲，激情地创作出节奏明快，信心百倍，铿锵有力的乐曲。这首歌曲原是进行曲风格的二部合唱，流传时一般改为齐唱。歌曲的旋律挺拔矫健，节奏富于弹性而灵活多变，材料集中，手法精炼。在主段３次出现的先后，插入了两个对比性的插段，形成回旋曲式的结构。第一个插段采用类似数快板的节奏，使人联想到宣传队员在行军中打着竹板鼓舞士气的场面；第二个插段节奏拉宽，音调变得高昂，又像是充满必胜信念的游击战士在引吭高歌。张先华认为，主段和插段穿插循环，起着从各个不同侧面展现人民战争壮观景象的作用，使游击战士乐观豪迈、机智勇敢的性格得到鲜明简洁的刻划。
很快，这首《到敌人后方去》战斗歌曲从武汉流传到祖国各地，并深入到敌后根据地，鼓舞着广大群众抗日到底的斗志。这首歌写成后不久，即１９３８年底，晋察冀边区的每一个角落，到处可以听到“到敌人后方去，把鬼子赶出境”的歌声，可见其流传的迅速和广泛。这首歌曲后被选录于《抗战名曲１００首》等歌曲集里。
在与冼星海共同工作的日子里，赵启海得到他许多的教诲和影响。令赵启海感触很深的是，身为著名音乐家的冼星海具有的那种严谨的创作态度。一次，赵启海认为《祖国的孩子们》一开始两小节不够有力，便要求冼星海在曲调不变的基础上，稍微改动一下节奏。但是，冼星海不同意更改。后来，赵启海自己细细琢磨一番，才悟到如果更改节奏，必须破坏此曲统一性。于是，再请教冼星海时，冼星海微笑着说：“那就对头了！”
在一次回忆中，赵启海这样谈到与冼星海的亲密合作：“他是老大哥，我是小弟弟，我写词，他作曲。”冼星海对赵启海也非常赞赏，他曾在介绍音乐家李凌认识赵启海时这样评价这位事业搭档：“启海这位朋友，忠诚、热心群众工作，和群众特别友好，有这样的朋友合作，事情好办得多。”
１９３９年，赵启海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移至重庆。这时，冼星海却去了延安，赵启海以后再也没能见着这位音乐事业上的好搭档了。赵启海在重庆继续组织歌咏团，和李凌联系成立新音乐社，并和后任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的赵沨等联系筹备出版《新音乐》月刊。在重庆期间，赵启海非常幸运的亲聆了周恩来的教诲，对此，张先华当然也不能淡忘，“周总理非常关心启海的工作情况，曾在曾家岩５０号与他长谈，使他受到极大的鼓舞和鞭策，终生难忘”。
三 喜爱民族音乐的他是王洛宾民歌的内地首唱者
在张先华眼里，赵启海一生都没有抛弃对中国民族音乐的喜爱，“他对于民族音乐的浓厚兴趣产生于孩提时代”。１９１４年４月，赵启海出生于江苏徐州铜山县一个叫赵家圩子的村庄，聪明好学的他从小便显示出多才多艺的一面，不仅爱唱歌，会拉胡琴，还写得一手好字。每当在家下完地后，他的第一件事便是拿起胡琴，坐在门口拉上一段，身边常常围着好多听他拉曲、唱歌的孩子。张先华说，他演奏的《二泉映月》，深沉情长，令人回味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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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启海：离开冼星海的日子（4）
沉醉于创作抗战歌曲的赵启海与民族音乐之间，有着怎么也绕不开的缘分。而“西部歌王”王洛宾，又是赵启海民族音乐情结中一个绕不开的人物。
１９３９年１０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组织“中央西北巡回教育团”，赵启海与重庆中国电影制片厂的著名电影导演郑君里、摄影师姚士泉、美术师韩尚义等由重庆出发，前往西安、绥远、宁夏、内蒙、甘肃、青海等地宣传抗日。沿途，电影厂还拍摄大型纪录片《民族万岁》。
从兰州到达青海西宁的一天晚上，赵启海一行人巧遇在此采风的音乐家王洛宾。王洛宾曾在北师大音乐系专攻声乐和钢琴，１９３４年因家庭经济困难不得不忍痛中途辍学，告别母校到一所中学去教音乐。卢沟桥事变后，王洛宾离开北平，几经周折到了山西，参加了西北战地服务团，创作了《老乡，上战场》、《风陵渡的歌》等歌曲。这些歌不仅在西北，而且在全国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当时，身在西宁的王洛宾听说重庆来了个巡回教育团，还来了电影导演郑君里及抗战歌曲《到敌人后方去》等的词作者赵启海，便赶来相会。两个音乐家与一个导演在西宁市郊一家骡马店碰头，他们谈得非常投机。那天，王洛宾一脸黝黑，戴一幅眼镜，披着一件无面的羊皮上衣，下着大棉裤和毡鞋，看上去非常年轻。他坐在炕沿上低声说自己正为歌剧《作为奴隶的爱情》搜集资料，还说起自己在这采风以来所搜集到的西北人的歌和动人的故事。有关于这次与王洛宾的会面，若干年后赵启海也曾对张先华讲过，他记得当时王洛宾这样说，“其实我的歌源在黄土高原，从‘花儿’透露出来的东西都是由一颗清澈的心开始的，所以才珍贵”。
在王洛宾的讲述中，赵启海得知他与西北民歌命运相联的缘起。１９３８年，王洛宾和作家萧军、戏剧家塞克准备到新疆开展工作。在前往兰州的途中，路遇大雨，歇息在六盘山下的一个马车店。在那里，王洛宾见赶脚的车夫们嚷着要老板娘唱歌。老板娘的“花儿”唱完，王洛宾一时愣住了，他没想到这支歌儿有这样摄人的魅力。这是他第一次听到了西北民歌“花儿”《眼泪的花漂满了》。曲调大起大落，充满动人的张力，王洛宾被那哀婉的歌声深深打动……原本，王洛宾打算去法国深造音乐，可这时他不想离开了。于是，他就深入民间采风。
后来传遍全国的民歌《红枣儿香》也是王洛宾费心搜集整理而就的。当初王洛宾在一个农村女孩的口里第一次听到那首歌的曲调，感到非常动听，于是他通过那个小女孩，找到她的爸爸，又找到她的爷爷，最后找到爷爷的老母亲，一个头戴红玫瑰的白发老婆婆，细细询问才知道，那是一首清朝少数民族迎接官员的歌。
那一晚，赵启海与王洛宾等人一聊就是半个晚上，王洛宾边讲边唱，郑君里叫赵启海把谱记下来以后用在电影里。赵启海临走时，根据王洛宾的意见，将他整理的西北民歌《草原情歌》改名为《在那遥远的地方》。此后，赵启海把王洛宾的《达坂城的姑娘》、《半个月亮爬上来》、《在那遥远的地方》、《沙里洪巴》、《虹彩妹妹》等等好听的西北民歌带到了战时的陪都重庆，一唱便轰动山城。随之又有人传到昆明，以至缅甸、马来西亚和南洋各国。甚至，以后赵启海定居美国，他将王洛宾的《在那遥远的地方》等西北民歌首先介绍到了联合国各国代表面前。通过他深情淳厚的歌声，我国西北民歌在美国广为流传、风行一时。
１９４０年夏，西北巡回教育团完成宣传教育任务，赵启海也搜集了大量的西北民歌，为他日后音乐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安全返回重庆。自此之后，赵启海对于民族音乐的痴迷大增。当年秋，他决定进入青木关国立音乐学院学习，主攻声乐，辅修作曲。蔡绍序是他的声乐老师，作曲老师则是刘雪庵。《柳条长》这首歌曲便是赵启海与刘雪庵共同创作的，这首优美歌曲的曲调中充满了浓厚的西北民歌风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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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启海：离开冼星海的日子（5）
那时，在青木关音乐学院的大琴房中有一架被称作“双手万能”的钢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