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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锦衣卫倒是明朝一大特色，而且也的确是祸害的根源之一。其实，警察制度在任何国家都存在，这是内部的免疫系统，必须要有这么个组织，但凡事都有个度，超过了这个度就会失去平衡。
其实，任何朝代的衰亡，都有中国历史中固有的因素，比如外患问题；也有这个朝代自身的问题，如秦、隋等内部压力过大，宋朝文强兵弱等。世界各国也都是有这样的因素，不过中国环境相对隔绝，受外界干扰较少，因而显得更加明显。
明太祖设立锦衣卫，明成祖设立东厂，其实都是内斗达到了高潮的表现。中国历朝历代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来看，长期处于停滞水平，只不过表现在一些技术性的前进，比如小农耕作水平越来也高，最后达到了世界最高水平的精耕细作。但在内部统治艺术方面却每朝每代都在改版和升级，如汉朝鉴于分封制导致七国之乱，后来改为郡县制；隋朝鉴于魏晋南北朝世族屡屡掣肘皇权而设立科举制；宋朝鉴于唐藩镇制度危害不浅而杯酒释兵权；到了明朝，明太祖为了加强皇权而废除宰相制而设立了一个参谋性质的内阁大学士制，另外又设立了中国古代最发达的特务警察制度，目的都是为了加强皇权。如同杜勒斯家族那样，在兄弟二人中，一个身为国务卿，一个则成为中央情报局的局长，形成一个有效的“权力—情报模式”，朱元璋也是为了建立一个有效的政治权力控制模式，只不过有时候事与愿违，内阁大学士制度从根本上还是没改变什么，严嵩、张居正虽然没有宰相的名号，但他们都可以称得上是宰相，其位置、权力、施政都与宰相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但特务警察制度就不同于以往了，锦衣卫、东厂等特务警察组织比以往任何朝代的同类组织权力都要大得多，对国家和社会产生的影响也大得多。 。 想看书来
第七章 第七次崛起：本应称霸世界的明帝国（2）
如同门阀制度在魏晋南北朝横行一时一样，到了明朝，科举制度所造成的文官集团也形成了强大的群体，所以，为了对抗庞大的文官集团，皇帝就设立了锦衣卫、东厂这种特务组织，以便更直接地掌握信息，采取行动，打压文官集团，遏制潜在的各种危险。
明朝的另一股力量就是宦官力量。中国的宦官在历史上曾有过三次“黄金期”：汉朝、唐朝和明朝。王振、汪直、刘谨、魏忠贤是明朝的四大宦官，虽然他们真正横行的时间加起来不过20年左右，这对有300年历史的明朝来说似乎不值一提，但这些宦官所产生的危害却是不小，他们在短时间内造成的裂缝基本上就再也没有愈合过。
宦官在唐朝末期一度达到了为所欲为的地步，如同罗马帝国时期雇佣兵随意更换罗马皇帝一样，这些太监们也随意更换唐朝皇帝，唐宪宗、唐敬宗死于太监之手，唐穆宗、唐文宗及文宗其后的一大批皇帝都为太监所立。鉴于此，明太祖朱元璋曾经让人铸了一块铁牌，上书：“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但是，他儿子朱棣篡位之后，没过多久就给予身边“宦官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诸大权”，他根本把他老爸的话当成耳旁风。
仁宣之后，明帝国的文官集团逐渐形成气候，尽管明太祖废除了宰相制度，但不管怎么改变行政组织结构，政府权力一定都会有一个落脚点，废除了宰相制度，内阁和六部就成了国家权力的主要载体，文官集团于是开始向内阁和六部进发，而皇帝的权威还是不可避免地有所衰弱。在景泰和天顺时期，文官集团基本上已经占据了内阁和六部，内阁不再是皇帝的私人参谋机构，而成了文官集团的阵地，于谦和李贤成了实际上的宰相。到了弘治时期，皇帝的权威夸张点说已经只剩下威了，而权则基本上转移到了宦官和文官手中，在正德皇帝的南巡问题，嘉靖的大礼义事件，万历的国本之争这些事情上，皇帝都无法发挥出*的威力，强大的文官集团完全制约了皇帝的权力。万历皇帝曾有很多年不上朝的事，如果这事发生在汉武帝时期，那帝国早就乱套了，而在明帝国时期，皇帝不上朝基本上就没什么事，帝国照常运转，只要皇宫里有个皇帝就行了，至于他干不干工作无所谓，因为政府的日常工作早已由文官集团负责起来，所以，一切照常。
无论皇帝还是文官集团，都是在履行政务，其权力之争也是管理权力之争，而宦官集团在任何帝国和朝代都没有起到过正面作用，他们所起的作用无一不是负面的，而且往往都是相当恶毒和残酷的，这与他们的畸形心理不无关系。明帝国并没有亡于万历，现在很多人自作聪明地认为明帝国早在万历年间就走向衰亡了，那还不如说是从仁宣时期就走向衰亡更准确一点，明帝国真正走向败亡是魏忠贤在最后时刻对文官集团进行了一次惨重的打击，结果是大大破坏了文官集团的稳定管理，这就如同大公司对中层管理人员采取了一次大裁撤，结果中间管理环节出现了大面积溃疡。至于明朝遭受寒冷天气，这个不是根本原因，因为天灾人祸差不多年年有，重大的灾难每个朝代也都有，但如果发生在盛世时期，灾难还不会导致帝国大厦的倾覆，因为强有力的政府运作会平息灾难，但如果发生在政府机构近乎瘫痪的年代，那就是雪上加霜了，明帝国也因此首先亡于内部李自成等农民暴动，之后再被吴三桂和东北满人接连打击，最终无法坚持下去。
第七章 第七次崛起：本应称霸世界的明帝国（3）
大明本应称霸世界
在明帝国之前，中国是世界的领导者，领先于世界，但在明帝国之后，中国成了落后者，最大的失误就是与全球化失之交臂。
明帝国在中国历史上应该算是既继承了也发展了，如果只是纵向比较，那么明帝国是不错的，甚至也可以说是伟大的，但如果横向比较，明帝国就是一个分水岭了——在明帝国之前，中国是世界的领导者，领先于世界，但在明帝国之后，中国成了落后者，最大的失误就是与全球化失之交臂。可以肯定，明帝国如果在郑和之后继续执行海外贸易政策，或者只是任其自然发展，都会与西方接轨，这时明帝国与西方相比还有明显的优势，因此，明帝国会因为这种强大的海外交流而得到跃升，甚至可能在中国率先引发资本主义革命，尽管我们无法得到印证，但至少合理的假设是一个参考，不能因为一句“历史不能假设”而否定一切。一个明显的正确假设就是，无论明帝国在郑和之后是存是亡，只要不执行海禁政策，中国基本上会与西方同步前进，至少也不会有相差一个文明时代的差距，因为中国不同于非洲、美洲，中国是一个完整并有充分实力的大国，如果西方不能打破奥斯曼帝国，那也就根本无法撼动大明帝国。另外，有人会用印度历史反证，说印度和中国一样，并且印度在1500年之前葡萄牙人就登上了印度的土地，还在那里建立了贸易站点，印度怎么仍然落后了呢？确实，这个问题会让很多人一愣，似乎一下就推翻了我认为明帝国会与西方同步发展的结论，这个诘问很有力，是有思考过程的，也看到了问题的实质，但他没有看到另一个实质：有句话叫做“中国人是一个封闭的系统，但有开放的心灵；印度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但有封闭的心灵”。另外，中国是一个世俗国家，印度则是一个宗教国家，世俗国家的最大特点就是趋利，尽管趋利是一种人性，世界上所有人都趋利，但中国是全民世俗，因此具有实利的海洋贸易只要持续下去，中国就会按照世俗的路线走下去，这其实是与西方的商业路线是一致的，不同的只是中国奉行的是和平商业政策，而西方奉行的是掠夺商业路线，但商业路线始终是中国和西方海外贸易的核心。
很多人在讨论明帝国海洋政策的时候往往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那就是自明帝国之后中国的货币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以往以铜为主要货币变成了以银为主要货币，而中国并不是一个银矿富有的国家，那么大量的银是从哪里来的？是海洋贸易。自从唐帝国开始，海洋贸易就开始走向繁盛，而在明帝国时海洋贸易已经成了主要国际贸易，中国自唐以来一直到鸦片战争前，始终是处于海洋贸易盈利状态，有巨大的顺差，所以积累了大量白银，以至最后达到了白银都能作为主要货币使用了。试想，如果按照明清时期中国的经济总量占世界1/3计算，那么中国的白银会有多少？中国并没有殖民地，完全是依靠贸易赚取白银，西方全世界去开发殖民地，但最终美洲的白银却流向了中国，这等于说，西方人等于在给中国开采白银矿，所以，当西方痛恨清帝国的时候，我们有理由嘲笑他们一下——你们是一群商业蠢货，所以才改行当强盗。这样强盛的帝国如果继续奉行开放的政策，那么西方恐怕就没有机会称霸世界，其实这就像是宋、辽、金三国混战给了蒙古人崛起的机会一样。
明帝国是中国一个最重要的分水岭，中国与世界交错而过，直到500年后重新相遇，后面再详细讨论。
第八章 第八次崛起：清朝十二帝没有一个不是贤君（1）
清帝国是一个集大成者，从内部来看，清帝国集合了中国历代大一统帝国的成功之处，但这已经是一种过时的昌盛了，因为世界的另一边已经进入到了工业时代。
落幕前的光辉
不要以满清最后的岁月来取代整个王朝的成就，清帝国实际上是另一个盛唐——清朝十二个皇帝没有一个不是贤君，包括末代皇帝溥仪，而且清帝国也是一个能人辈出的时代；其疆域仅次于元帝国，清帝国开拓的疆土相当于继承明帝国本土的三倍。再有，清朝的繁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