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都有一个家，这个家所在的地方就是家园。国家也一样，首先得有一方土地，中国就有这么一个传统的地域。这个地域的范畴就是大海、高山、沙漠环绕的一个广大区域，东面是大海，西面是阿尔泰山和喜马拉雅山，北面是戈壁和草原，南面是云贵高原，就是这么一个范围。而有的家园是开放的，有的家园则是封闭的，就像伽利略设想的船一样，是一个封闭的系统。
在这个范围里，从文明出现一直到鸦片战争，始终就是中国人自己和自己在玩。这里有一个“中国本部”的问题，也就是中国第一个王朝夏朝的所属土地，这是中国的发源地。其实很多国家也都有“本部”，如俄罗斯的本部就是莫斯科大公国，英国的本部是英格兰，美国的本部是十三州，德国的本部是普鲁士。在这个“本部”之外很多国家都会扩展，这和侵略不是一回事，这是一种历史的扩展——有的国家的扩展史中充满了血腥和侵略，比如美国和俄罗斯；有的国家的扩展则是历史自然的延伸，比如中国。
古代的中国主要是指中原，但这已经是第二次扩展之后的中国，中国最初的本部只有黄河中下游的一块土地，面积也就大约三四万平方公里，经过夏商两代1000多年的缓慢扩展，到了周朝建立之时已经东到大海、西到青藏高原、北到后来的长城一带、南到广东广西，也就是大体相当于北宋时期的地域。
首先从地理入手，是因为地理环境决定了中国几千年来的根本生存环境，同时也就决定了中国有什么样的矛盾，而这又决定了中国会有些什么样的文明。也就是说，我是一个地理环境决定论者。
孟德斯鸠、黑格尔、*也都是地理环境决定论者，不过这三者还有分歧。孟德斯鸠用启蒙思想的原始办法分析说，地理环境先决定了人的性格气质，然后再通过性格气质决定了这群人的法律和政治制度；黑格尔是先按照地理类型分为三个地理环境，即高原草原、大平原、海岸地带，不同地带的人会形成不同的生活方式，总体来说，黑格尔比孟德斯鸠想得要多、要深；而*，就是把地理环境当做一个人类生活的要素了。我还是对黑格尔的说法比较赞同，中国有句话叫做“因地制宜”，首先就有一个地理条件的限制，这就形成了一个框架，你要发展，就必须在这个框架内，比如，长城以北是传统的游牧部落地域，你偏要在这地方发展农耕文明，那根本不可能；长城以南是传统的农耕地区，你偏要改造成牧场，那不就是在破坏农业基础吗？ 。。
第一章 第一次崛起：自己人和自己人玩（2）
从地理上说，历史是有宿命论的。
中国为什么形成了单一的农业经济？小农思想为什么一直流行？这些都有一个地理元素，其实这和一个世界性问题有着同一个答案，为什么非洲除了埃及以外其他的地区都长期处在石器时代？为什么西方殖民者抵达美洲的时候，美洲也是处在石器时代，只不过要比非洲的石器时代发达得多得多，但就是一个轮子也造不出来，为什么？因为地理让这些地区相互隔绝，它们在西方人到来之前都处在一个自己的世界里。非洲、美洲资源丰富，竞争程度很低，东方竞争程度和西方差不多，但比较而言，东方是封闭的，西方是开放的，这就意味着开放的竞争进化得更快，封闭的竞争进化得较慢。所以，西方虽然在16世纪时在经济规模、帝国规模、人口规模上还没有超过中国，但其竞争的内核早已超过了东方。以计算机作比喻，在16世纪，西方已经是386了，东方还是286；17世纪，西方已经是486了，东方可能还是286；结果18—19世纪西方科学大发展的时候，西方已经开始进行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结果中国还是286，顶多就是清朝规模比明朝扩大了些，这个时候当英国舰队打上门来的时候，胜负岂不是早成定论了吗？
也就是说，由于地理因素，在中国范围内就存在两种基本的文明：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由此也就种下了两种发展模式的矛盾，确切点说，这是一个对立统一矛盾。
游牧民族有地盘概念，但没有领土概念；相反，农耕民族有着强烈的领土概念，因为耕种需要相对稳定的土地资源，而游牧需要的则是水草，不是固定土地。农耕文明为此死守每一寸土地，游牧文明则经常数百公里、数千公里地游动；农耕文明是守地获利，游牧文明则是逐利而行，两者演化的结果就是：一个要造长城保护家园，一个就要跃马扬鞭进行劫掠。这就是地理给我们定下的基调，决定了中国历史中的一个基本矛盾。
从周朝起，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就存在一条天然边界，看看中国北方传统的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分界线就会明白，它们大体是沿着等降水线分界的。
第一次崛起是起源于周朝
我说中国的真正崛起或者说第一次崛起是起源于周朝，而不是秦朝统一中国后，也是与中华民族的形成紧密相关的。通常认为，中国是崛起于秦帝国，也就是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其实这是个根本性的错误，中国的第一次崛起应该是是在周朝，因为四点：一、周朝奠定了中国的基本文化；二、周朝奠定了中国基本版图；三、周朝奠定了中国基本的政治制度；四、周朝奠定了中国的基本国家形态。有这四点，谁还能说中国第一次崛起是在秦帝国？
中国在青铜时代有三个王朝：夏、商、周。很早以前，西方人就否认夏、商的存在，理由就是这两朝的历史过于含糊不清，掺杂了太多的传说和神话，不值得一信。直到1958年，在河南偃师，考古学家们发现了二里头文化遗址，这才证实了夏朝的存在。接下来，中国在青铜时代已经成为世界领先大国，标志就是司母戊大方鼎——那是青铜时代的铁证，重达875公斤的大铜鼎在当时的世界中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制造，冶金技术的成熟也就表示当时工业水平程度之高，这点无可非议；另外，在殷墟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发现，那就是甲骨文，十多万片甲骨文足以证明，商朝中国已经进入成熟的文字时代。这表明，中国人此时已经有了成熟的社会制度——没有成熟的社会制度就不会有冶金工业，而成熟社会的另一个标志就是文字的大规模使用且稳定的传承，但这时候，还缺少一个重要的社会轴心，那就是统一的社会文化，那还说什么呢？
第一章 第一次崛起：自己人和自己人玩（3）
到了西周的时候，一切都齐全了。
西周实行的是分封制，这其实奠定了中国基本的权利分配结构，自此以后，中国历代的权利分配基本是按照这个模式进行的。西周的分封分为两级：诸侯和大夫，诸侯的封地叫“国”，大夫的封地叫“邑”。在天子和诸侯的直属领地内，城区划分为几个乡，农村地区划分为多少遂。农村大一些的邑称为“县”，由大夫或者宰去管理。少数民族地区还另外设道，但与县同级。
汉朝继承了秦帝国的地方分封管理制度，秦帝国执行的也就是郡县两级制，只不过情况要复杂些——不过就是地方被分割得很小，各地方官的权力也相应的变小了很多。但在汉武帝时又设立了十三州，级别在郡之上，这主要是监察区，这种州的长官设刺史一人，后来这个官位名称几经变换，如西汉时改称为“牧”，东汉初期又称“刺史”，后来又改称“牧”，刘备就曾被封为“益州牧”，但这种十三州的格局基本未变。魏晋南北朝时，地方行政也分为州、郡、县三级，三国之后“道”和“邑”改称为“县”；隋朝时将东汉以后的州、郡、县三级改为州、县两级，只不过这时州和郡同时使用，并且是平级；唐朝时把全国分为十道，唐玄宗的时候又分为十五道，其实和汉武帝把全国分为十三州是一回事，道也是监察区，每道派一个皇帝的代表，称“观察使”，也称“按察使”、“采访使”。
中国古代政府官职演变实际上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是夏商时期；第二个是西周到春秋时期；第三个是从战国到清末时期。夏商时期的国家领地很小，而且那时所谓的国家更像是部落联盟，而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国家；所谓的天子、君主更像是部落联盟的酋长，如同*联合酋长国最初的形态一样。公元前1027年，周武王率兵*商纣王，他所联合的诸侯多达800个——中国古代的数字往往不那么可信，很多时候都有夸张的成分，说周武王联合了800多个诸侯显然是想表明商纣王多么不得人心，如果再算上支持商纣王的诸侯，那怎么说也有1000多诸侯，可见那时诸侯之多。实际上，此诸侯非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准确地说是部落。所谓的政府机构也很简单、原始，甚至都没有明确的分工，国家的君主这时还被称为“后”、“王”，而“后”这个称谓就是沿用氏族部落时期的称号。当时，在王的下面，最主要的官吏就是“史”，也就是甲骨文所称的“卿史”、“大史”，而在古代典籍里，这个“史”官常被称为“巫”。很明显，夏商时期是中国的僧侣政体时期——世界历史中，各文明都曾存在这样一个阶段。这时候的“巫”主要职责就是沟通人世与上天，然后把上天的旨意传达给王，再由王下令实行。甲骨文中的“卜辞”就是商朝巫史们向上天卜问的历史记录。夏朝的主要官职有“羲和”、“大理”、“遒人”、“官师”等：“羲和”是负责历法的。“大理”是掌管诉讼的，“遒人”是王的传令官，“官师”是负责教育贵族子弟的，这些官都是由巫史们来担任的。当时，巫史们如同古埃及的祭祀，已经形成一个阶层，《尚书？甘誓》篇中的“三正”就是那些掌管政权之人的集体称号。这些“巫史”和“王”自然沾亲带故，这时候的王早已习惯搞裙带关系，用来加强自己的力量，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