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士都有过类似经历，我又何不铤而走险呢？终于下了决心。入睡前。在昏暗的灯光下，写了一张纸条，无抬头，也无落款：
“我们走了，对革命者来说，越狱斗争是平常事，请理解，望珍重。”
我把纸条悄悄放在邻铺周钦烈的大口盅里，翌日清晨洗漱，就会发现。
兴奋、紧张、激动、惶恐，越想睡越难入寐，周围一片鼾声。大概临近午夜，听到劳教在交班，我刚迷迷糊糊，见一个人影过来拉我的铺盖，我随即悄悄起身，环顾周围，大统铺上挤得如沙丁鱼似的伙伴们均在梦中。老田伏身朝他的铺位下面钻了进去，悄无声息。我跟着钻入铺下，果然在一片漆黑中看见微光，那是被撬开的小洞口。他嘱我脸朝上，呈仰泳姿态，慢慢使劲蠕动。他大概已试过一次，出去并不费力。我胸部比他宽些，头钻出去后上身被卡住了，欲出不能，缩回无力，顿时十分紧张惊恐，只有奋力挣扎。大约经过十多分钟不断蠕动，周身汗湿，全身终于退到墙外，稍事喘息。瘦小的刘子友也从洞中出来，紧握我的手。在黑暗中，老田已不知去向。
刘子友虽系惯逃，视力却不大好，路也不很熟悉。我们匆匆走上通往茶园的小路，企图下山直奔飞仙关逃命。这晚天阴，没有月亮和星光，也没有雾，小路依稀可辨。我俩牵着手，走过一座座黑黝黝的茶园，谁也没有出声。我们徘徊在通往长溪和短溪方向的小路上，头上悬崖壁立，猛虎一般森严，不远处有瀑布轰鸣，我俩却意识到亡命迷路，处境危险。大约半个多小时，不过走了三四里路，隐约听到后面有急促的脚步声和手电的光亮，“不好，追兵来了！”可能追兵不只一路，刘子友紧握住我的手说：“我们兄弟俩今夜死在一起罢！”瞬息之间，追兵逼近。他躲在路旁，我伏身在另一侧的茶行中间。追捕的干部用手电仔细搜寻，他先被发现，我屏住呼吸，赓即也被发现。
我被押解回队后，重新五花大绑，双臂捆得很紧很紧，血液几乎难以回流，感到揪心的剧痛。我竭力忍受着，坚持着，不吭一声。
翌日清晨，田成义也被捕回。这是4队从成都调来的犯人中发生的第一次集体逃跑事件，队部拟作重点处理，杀鸡猴看，惩一儆百。在这三个人中又以我为重点，对田刘两入未予深究。经向场部请示，当日下午令我捆好行装离队。把我送到高墙围绕的l3队，接纳我的是13队管教干事陈代富。此人与我年龄相近，个头不高，打一双赤脚，双目自有一股杀伤力，能作重刑*队的管教工作显然非寻常之辈。他搜查我挎包中的东西，见《日语读本》的扉页上有一首小诗：
也许有一天，
一群红领巾在我的基前
凭吊，说
为了祖国的幸福
他承受过人间的一切苦难……
他微笑了一下：“这是你写的吧，大概反映了你的思想吧！”
我未作答。他意识到此刻和我谈不出什么，便派人把我锁进小墙内的5号监房，房内只有我一个人。
夜逃未遂，换了一个更狭窄封闭的角落，更不幸的命运等待着我。我无怨无悔，只有选择勇敢，横下一条心，看你们怎样收拾吧。我不能长久做一只任人宰割的羔羊，兔儿逼急了也还要跳墙呢l
35“二进宫”
一条清澈的小溪在山谷丘陵中奔流，夏日水涨，携带着泥沙而有些污浊；冬日水枯却从不干涸，像在低声倾诉着什么。苗溪l3队的城堡就座落在豆豆溪畔。
茶场的一个中队在国家统计局的报表上，只相当于农村人民公社的一个生产队，但其范围要大得多。以13队而言，就拥有七百多亩土地，包括两百亩水田和五百亩旱地和果园。此地有年代久远的历史。从管家窝、胡家坪、万家山、高家山、磨房沟、酱园房等地名判断。解放前曾有农家居住。1954年划拨给茶场，农民迁徙，才由长刑犯在这里从事农业生产。这儿距铜头场、万家山生产队都不远，常有社员在路上行走，他们弄不清劳改中队的番号，仍称此地为豆豆溪。
当我被整个世界遗弃，多情的豆豆溪就成为了相亲相知的伴侣。
五号牢房除了木板床和一只马桶，徒立四壁，我再次产生社会弃儿的孤独感。而当我开始熟悉周围的环境后，这种感觉便逐渐消失。集训队与13队均在大墙内，而集训队却直属场部。13队犯人住的是破败不堪的穿透式老屋，集训队住的却是砖木结构的新居。统铺也是新制的，紧靠医务室，夜间有电灯照明。集训队又称反省组，是关押在劳改劳教和就业期中又犯了严重错误人员的场所，其中大多数为“飞马牌”（即逃跑者），也有一些是所谓思想反动、严重违犯纪律抗拒改造者。经场部批准来此集训，白天出工有武装人员押解，晚上集中学习，对部分问题严重者还戴上手铐以示惩戒。集训后按情况分别予以加刑、记过或送还原队继续改造。我在半年前才走出动力厂集训队，如今又进茶场集训队，显然属于“二进宫”。
将两个集训队加以比较，就会发现有明显的不同。这里的被集训者似很讲江湖义气，并不把集训当作一回事，既不蓬头垢面，无精打采，也不互相戒备，互相监督，反而嘻哈打笑，颇有朝气。这里的自然条件也较4队好，海拔低，气候温和，地势相对平整。和l3队搞农业生产的犯人一样，每月有36斤粮食定量，每周还有一次肉食。劳动时虽有武装带班，他们只在山上警戒，严防“飞马”逃跑，并不过问生产的数量和质量。反省组组长胡光奎是一位非反省人员，年龄较我稍长，原系思廷公社铜头大队党支部书记，大跃进时期动辄“打人、扣饭、罚跪”，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被当作阶级敌人处理，判了5年刑，如今不住小监，掌管监钥匙。胡光奎接受往日教训，能平等待人，从不作威作福，对反省人员之间交谈些什么，有什么不正常表情，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你不逃跑，便相安无事，对原先当过干部的知识分子更为关照。
管集训队的干事叫周西林，原是追捕组的，曾走南闯北，经常提劲：“哪个逃犯敢跳火车，我敢跟着跳车，连放三枪，将其击毙。”第一次见到我，他便发出警告：“再想跑，我马上把你的眼镜打成碎片，叫你寸步难行！”其实他并不太歪，据被他押回的逃犯反映，他戴铐子并不下死劲勒得太紧，也不动手打人。那几天，集训队为加固围墙，命令我们下河背石头，每人一天定额800斤，我刚背到600斤，胡乐奎便说：“周干事喊你背这么多就行了。”
13队的霍中队长就不同了。这个山西农民出身的老干部是个大块头，粗门大嗓，身体壮实，成天听到他的喝斥，自以为是天生的专政者改造者，蛮横武断。他讲话结结木讷，一着急便“这番个，这番个”地抖不伸展，但又最爱在人前训话，以炫耀自己的权力。当周西林不在时，他到集训队施展淫威，表明集训队也是他的管辖范围。他最讨厌知识分子，认为他们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分不清韭菜和麦子，嘲笑他们挑粪是“苏秦背剑”，用背桶施肥淋一身粪水是“淋大头菜”，挖苦曾赴英留学的傅少安“好兔恶劳，想吃牛筋面条”（其实，傅说的是“牛津剑桥”两座大学，反映情况的人听错了）。一次，他到集训队来，不由分说把当过工程师的大学生朱家希痛斥了一顿，频频质问：“你是什么动机，你的动机在何处？”令朱莫名其妙，不知所对。
当然，霍中队长也有态度比较平和的时候，有时亲自掌勺，为犯人打菜，表情不失宽厚与公允，体现了对阶级敌人的仁慈和革命人道主义，他对此举不无得意之色。姓李的理发匠给犯人理发是闪电战。5分钟一个；给中队长理发则毕恭毕敬，轻挑细拈，反复修剪，十分到位。霍半躺在理发椅上，眯着一双眼睛，觉得受用而满足，充分享受了权势者的派头和福气。
集训队的学习以读报为主，胡光奎指定我用普通话朗读，很少进行揭发批判，气氛显得宽松。因此，集训队的工地上常有热烈的谈笑声，监房里还有响亮的歌声。有人唱：“天涯海角觅知音，人生谁不惜青春／患难之交恩爱深”；还有人高唱：“谁愿意做奴隶／谁愿意做马牛，人道的烽火／燃遍了整个欧洲／我们为着博爱平等自由／愿付任何代价／甚至我们的头颅……”带手铐者不甘人后，竟摇动手铐伴唱，节奏铿锵，别有韵味。还有人技艺高超，夜里悄悄把铐子拨开，睡得更自然安稳，徐武寿夜夜如此。一日凌晨，武装管理员高喊他的名字，连喊数声，他在房内答应“有，有，有”，却不敢出门，原来是手铐不见了，急得满头大汗。直到下床穿鞋，才发现藏在鞋里。出工后，他大骂哪个伙计不落教，竟敢开这样不知深浅的玩笑……
难友们的乐观情绪感染了我，我的镇静和乐观也感染着他们。被称为“垃圾堆里的渣滓”，竟有这样饱满的精神状态，还真有点荒诞。
集训队里也有几位文化较高的反省者，谢选荣原系重庆公路局干部，因言罹祸，曾在社会上流浪，判刑13年，此次伙同他人逃跑，翻越大山，在天全县被捉。他常说：“不自由毋宁死。”他熟读经史典籍，能诗能文，性格刚强，从不叛卖朋友，我和他很谈得拢。朱家希是一位名牌大学毕业的工程师，知识面广，早已就业，不知得罪了那位尊神，才弄到这里来反省。不过，人们从不见他反省什么，总是旁若无人，有说有笑。杨明熹是名山县干部，有正义感，也是因言获罪，谈到反右倾运动中名山县女副县长巫方荣遭毒打的惨状时感叹不已。陈良玉自称解放前当过刘文辉的私人医生，在苗溪改造已久，了解劳改茶场许多轶闻趣事。何若萱热爱文学，曾将他的诗作拿给我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