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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尚鹄性格暴躁，好与人争执，甚至说：“这种日子太难受，真想跟他们拼了，反正是一条命。”我劝他：“眼下只有忍辱负重，逃跑很难成功，搞组织活动也不现实，你们已有教训，只有以合法斗争求生存，以生存求发展。在这里，我们可以学习，研究一些问题，从底层看问题可能更清楚些。”他点头称是。
熊绍武出身贫农，与我同龄，土改后参军抗美援朝，曾任炮兵副排长，共青团员，作战勇敢，转业后到供销社工作，l957年整风中，党支书动员共青团员带头鸣放，他说：“共产党让我翻身，又当了干部，我没有什么鸣放的。”老支书便深入启发：“你提不出意见，听到别人有什么意见也可以提呀，党的政策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嘛！”几次个别谈话解除顾虑，再不提点什么意见看来是不行了，便在会上说：“目前农民对统购统销有些意见，认为统得太死，购粮过多，有些人反映不够吃。”老支书立即表扬，说：“这个意见十分中肯，大家应向老熊学习。”曾几何时，整风转入反右，供销社单位小，捉不到大鲨鱼，便把这位曾是最可爱的人大会批，小会斗，说他是向党猖狂进攻的右派分子。他一万个想不通，找到那位面容慈祥的老支书：“是你一再让我给党提意见，如今竟这样整治我！”老支书一脸尴尬：“这都是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怎么，你还不服？”于是，被开除公职和团籍，送去劳教。平心而论，他在劳动期间尚未受到过多的折磨，喊他在炊事组当炊哥，还有饱饭吃，但他一直认为受了愚弄，从心眼里反对这种愚弄普通人的社会制度。此时他在415那个劳教单位里结识了一些知识分子，他们向往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主张走另一条社会主义新路。他觉得那些人很有思想，希望和他们走在一起。后来，东窗事发，熊绍武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他劳动很努力，也非常悲观，认为这辈子算完了。见到我成天乐呵呵的样子，不是唱歌，就是开玩笑，也不上诉，并没有把二十年徒刑当回事，便不解地问：“王眼镜，你为什么会那么乐观？你不觉得身上的沉重压力吗？”
我宽慰他：“乐也是过，愁也是过，何必跟自己过不去呢？我原判十四年，还不满一半，如今又加六年，服刑期才三分之一。命运注定我要在这里度过很长时间，这里有这样多同命运的人，我们又无家室之累，一个人吃饱了全家都不饿。想到这里，实在用不着唉声叹气，也许这正是命运对我们的考验。”
夏联松是刚投入劳改的新犯，与我同龄，也是曾入朝作战的志愿军战士，迄今还保存着当年穿过的军大衣和漆有“赠给最可爱的人”字样的口盅，圆圆的脸，端正的五官生来带一脸福相。他是富农家庭出身，当年卫国保家自愿参军，家庭便成了“光荣军属”；转业后回乡当农民，仍按富农待遇，妻子离了婚，到外省嫁给另一名现役军官，留下一子一女。他吸取教训，和另一位贫农女儿结了婚，但厄运还是未饶过他。一次，一个贫农出身的小偷到他家偷猪，被他捉住打了一顿，“社教”运动中他因此被定为阶级报复，判处有期徒刑l5年，他自然也想不通。他是从小受党的教育成长起来的，在部队中一贯积极，成为共青团员，多次受奖，怎么转业后却变成了阶级敌人呢？
他大概只读过小学，却渴求文化，在部队向文化进军中是积极分子。他信赖文化人，便主动与我接近，希望能学点什么。队上图书室里只有一些枯燥的政治读物，好不容易找到一本《南方来信》，作为精神的慰藉。我也常宽慰他：“哪棵树上没有冤死鬼？自古以来，总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历史会澄清一切。苏联在二十大以后就组建了谢列平为首的甄别委员会，你耐心地等待吧！”我给他抄了西蒙诺夫的《等待着我吧》，他很感兴趣，他那朴实而执著的新妻正在等待他呢！
除了水田组，我在其他工区也结识了一些伙伴，如三区的卢泽民，身材颀长瘦削，随时保持立正姿势，胸脯挺得很直，抽着烟斗，显得清高而矜持，操北方口音，略带口吃，但思路清晰，系唐山工学院毕业生，学机械制造。他原在成都某信箱技工校任教师，因收听外台，给香港某信箱写信而被逮捕，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我说：“你学理工科，有一技之长，将来必有所用。”他说：“你学文科更好，我没有机床就不能制造工件，你随时可搜集素材，把形象贮存于脑际，把故事融汇在心底，一有机会便可展示华章。”我们有许多共同的话题，互相鼓励，“未来是属于我们的，绝不要悲观失望。”
卢泽民常与伍大荣谈心，伍大荣旧时在西北任战地摄影记者，对西北的风俗民情、官场轶事很熟悉，常谈起张治中、马鸿逵、马步芳在西北的故事，老卢说：“老伍胸中有韬略”，我向他请教，他非常随和。
我还结识了霍中队长最讨厌的傅少安。傅当年已四十出头，戴着一副金丝眼镜，自谦说在英国留学时间不长，才疏学浅。他年纪较大，体力差，搞农业活很吃力，提起队上的干事，他一句话定评：“讨厌至极”。那一年，还从浙江某劳改农场调来一批四川籍犯人，他们的囚服比较整洁，每人戴一顶草帽，其中的叶茂盛是一名军犯，喜欢和陌生人谈心。还有一个李耀三，是美专的学生，他经常找干部谈话，说他愿在严酷的环境中接受考验，并争取入党，虽经干部斥责，说他“忘掉了自己的身份，像他这样的人根本没有资格入党！”他却并不收敛，这个干部谈不拢，又找那个干部谈，状甚执著，有人说他是神经病，卢泽民却说：“这也许是他斗争的独特方式吧！”
没用很长时间，十三队中的许多人熟悉了我，有的以目示意，有的含笑点头，有的促膝谈心，甚至成为知已，监督我的王松岭请我代他写家信，最令人讨厌的赵文堂还送了我一顶自编的斗笠。
人的思想感情总能相通，人为的壁垒慢慢会垮塌。
45李宗仁回国
1965年夏，多年寓居美国的前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夫妇回国，在北京国际机场受到周恩来的欢迎。在欢迎的盛大队伍中，不仅有国务院各部门的领导、各界人士，还有原国民党的起义将领以及被俘获释的杜聿明、王耀武、陈长捷等人，场面异常隆重。一连数日，李宗仁夫妇及其秘书程思远夫妇，受到各方面的接待，参观、宴请、讲话，不一而足，一时间，他俨然成了一颗政治新星，这件事在大墙内也引起一阵不大不小的反响。
李宗仁曾是一位抗日名将。他领导的台儿庄战役因指挥有方，重创日军而扬名海内外，l948年在国大选举中击败孙科，任副总统。1949年初蒋介石引退，李在美国政府支持下任代总统，不久派出代表团与*进行和谈，企图保持江南半壁河山，后却未在谈判条件上签字。蒋退到台湾，他寓居美国，已风烛残年，为什么在此时突然回国？诚然，一个远离家乡的老人耐不住寂寞，遥望大陆的土地和父老乡亲，怀有落叶归根之想，是很自然的。李宗仁作为桂系代表人物，与蒋介石有很深的矛盾，甚至隔海互相指责，这都是李回归大陆的深层原因，而直接原因无疑是*进行长期的*工作，向李宗仁作出某种保证，李权衡利弊，才作出这一抉择。
大墙内的历史反革命犯对李宗仁这个名字较为熟悉，反映也较强烈。有人认为李宗仁有相当眼光和政治洞察力，所以回到北京，是因为对台湾彻底绝望，并看到大陆政权更加稳定，相信他会受到良好待遇；有人认为是共产党的政治感召力和凝聚力，“山岩也会熔化，顽石也会点头”；当然，也有认为李宗仁是自投罗网，老胡涂了，不了解共产党的惯用技俩。先甜后苦。将来会倒霉的。还有人埋怨自己当年参加起义和投诚，以致沦为阶下囚，如果逃亡海外，如今回来也会像李宗仁那样成为座上客。对后面几种反映，无疑被认为是极端反动的观点或阴暗心理作祟。
新生反革命犯对李宗仁感到很陌生，说不出个所以然，李尚鹄和我熟读毛选，自然知道李宗仁其人。我还记得l949年初新华社发表过一篇《蒋介石与李宗仁优劣论》，极似毛泽东的笔调，对李宗仁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如今双方不计前嫌，言归于好，李受到很高的礼遇和毛的款待，其实*才是大赢家，增加了自己的政治筹码。至于李宗仁等在大陆得以安度晚年，则是无可怀疑的。
场部管教股为了摸底，专门派人到13队召开座谈会，由队上指定十几名较有政治头脑的人参加座谈。在水田里浸泡一整天，人已十分疲倦，晚上又被叫到晒坝座谈，场部干事要大家谈谈自己的真实看法。
我倾耳静听，都是正面意见，说像李宗仁那样的反动分子都能回到祖国，充分说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党中央的感召力，李宗仁有政治远见，他的选择反映了爱国心，也说明了党的宽厚胸怀，既往不咎，共产党说话是算数的。下学习的哨音响过，座谈仍未停止。轮到我发言时已近午夜，院坝里很静，间或吹来一阵凉爽的风。我大概讲了四点：l．李宗仁回国反映了当前国内的大好形势。李宗仁为什么在大跃进时不肯回来，1962年困难时期也不愿回来，到今年才毅然回归，显然是他一直在观望，看大势，算利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