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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分享蛋糕（1）
14分享蛋糕
141分配的要素
经济学是关于劳动的研究：我们生产什么。然而它同时也是关于分配的研究：即大家各自从产出中得到什么。生产和分配密切相关，因为我们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以及如何生产全部取决于什么人得到什么东西，以及他们用其来做什么。
一般来说考察收入分配有两种基本方法：一种是按主要的生产要素来划分（比如劳动、资本以及其他投入要素）；另一种是按不同个体或群体来划分。其实这两种方法紧密相连，因为我们称为“要素”的东西实际上就是不同特有群体中的人们所拥有的经济资源。
按要素分配的结果取决于各要素拥有者在经济、政治、社会力量方面的对比。我们都已经看到，在资本主义经济下，雇主们吸引留住员工并从他们身上榨取必要劳动来支付工资。至于他们必须支付多少，则取决于整体上的社会情况和机构因素的影响，例如工会、最低工资和其他劳工条例、失业水平以及社会政策的宽容度等。
利润是指支付了工资及其他投入成本之后的剩余。（请记住，像资本设备、零件、原材料这些投入成本都影响着工资和利润的分割，通过分解各个公司的要素收益，最终能够从整个经济获得中分离出工资和利润。）小企业主和农民的收入则主要包括了他们的辛苦工作所得，同时也体现了他们作为业主应得的部分。
很显然要素收益的决定因素随时间推移而改变。过去经济学家们常假设要素收益的分配或多或少是固定的，这个假设显然不正确。如图141所示，在扩张的黄金时代，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劳动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份额显著增长，究其原因，不是因为“供求关系”的影响，而是由于劳工经济政治谈判地位的稳步提高。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起，这种情况发生了戏剧性变化，劳动收入份额开始持续下降。而随着削弱工人力量，加强企业及业主力量的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政策的复苏，资本总收益开始稳步增长。与此同时，小企业主的收入呈现停滞或下降趋势，反映了农业人口减少以及很多非农业小企业的边缘化。
非加权平均值；包括所有的工资，薪金，福利
图141劳动力收入份额的萎缩G7集团经济，1970~2006年
资料来源：作者由经合组织的资料数据计算所得。
142按个体分配
另一种考察分配的途径是衡量不同个体或家庭的收入差距。大多数人有一个以上的收入来源：从工作中得到的收入，从政府项目获得的支持（比如失业保险、公共年金、儿童抚养补助），或者从投资中所获收益等。我们将所有途径的收入都统计在内，看看个人之间和家庭之间的收入差距都有多大。
关于不均等的衡量
描述不均等并非易事，以下是对经济学家们所采用各种方法的简要介绍。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所采用的变量。收入不均测量的是不同个体或家庭一年内现金流收入的差距。个人收入分布远比家庭收入分布不均得多。有些低收入的个人足够幸运属于高收入家庭中的成员，因此他们的生活水平比光靠自己的收入要来得高些。
收入可以在税前比较也可以在税后比较。可以包括政府的转移支付（比如失业救济或公共年金），也可以只包括“市场”所得（比如工资、薪金、投资收益、小企业收入）。包含了转移支付的税后收入比不包括转移支付的税前收入要均等得多。这是因为在很多国家高收入个体要支付更多所得税而低收入个体则相应得到更多转移支付。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14章分享蛋糕（2）
财富不均同样也可衡量。它比较不同家庭的累积财富——包括自有房屋，直接的商业财富，以及金融资产（比如股票、债券及储蓄等）。财富分布远比收入要不均得多，金融财富尤甚（因为对大部分工薪族来说最重要的财富形式就是家里持有的股权）。
正如我们第7章所讨论的，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金融和商业财富被极少数财富精英掌握着，不到10％的人口拥有着社会绝大部分财富。
一旦选定变量，接下来就是选择一个简捷的途径来衡量。一种方法是比较社会最上层5％人群与最底层5％人群的财富收入；另一种方法是计算基尼系数。它在0（完全平均的情况，每个人都拥有绝对相等的份额）至1（绝对不平等，即一个富人拥有所有财富）之间变化。基尼系数上升说明不平等加剧，不用说，在新自由主义经济下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基尼系数都在稳步上升。
当然，投资收益主要集中在富裕家庭，他们拥有大部分金融财富。而工薪家庭的收入主要来自工作（还有来自政府的不同程度的补助）。
由此可以看出，按要素分配收入和家庭分配收入考察出的结果有很明显的重叠，原因很简单，不同类别的家庭都拥有各自特有的收入要素。总而言之，资本主义是典型的阶级社会，因为不同组别的人群在经济中扮演着非常不同的角色。在新自由主义经济下的总资本收益增长的同时，社会最富裕阶层的个人收入份额也在增长（他们拥有着大部分资本）。
事实上，研究新自由主义的原因及成功与分析社会最富裕的1％人群收入份额的增长是一样的。这个份额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黄金时期”持续下降，而在1980年后发生戏剧性回升。这个反弹在美国尤为成功，在美国社会最富裕的1％人群拥有几乎和20世纪20年代一样多的收入份额。
富有更好
“我曾富有也曾贫穷。相信我，亲爱的，还是有钱更好。”
——索菲·塔克（1884~1996），美国杂技歌手（20世纪30年代）
143不均等与劳动力市场分割
即使在工人阶层内部，也存在着很大的收入差距。总工资在GDP中所占比例取决于工人阶级整体的经济政治力量。而某一具体行业内的工资还取决于不同职位工人的谈判地位。具体职位的工资水平取决于以下因素：
☆各行业的生产率（它影响雇主在不降低利润率的情况下支付高工资的能力）。
☆各行业的赢利能力（例如，很难指望高竞争、低利润行业的雇主支付高工资还不破产）。
☆工会及其他特定行业机构的行为。
☆特种工人的专有技能。有特殊或者难以替代技能的工人和雇主谈判时会享有很强的议价地位，因为他们很难取代。（这与新古典经济学阐述的技能与工资关系非常不同，新古典经济学错误地假设每个工人得到的工资取决于他们的生产力进而取决于技能。）
由于在各具体职位上所拥有的谈判力量的不同，即使同质的工人也会获得非常不同的工资。这使不同组别的工人间存在明显分别，或者说分割的经济基础（第8章已讨论过）。有些工人有机会获得相对稳定的高薪职位，有些却往往被分配到工资低、收益少、职业前景不稳定的行业。
考虑到劳动力市场一贯的不平等所带来的后果，我们就一点也不奇怪社会有多种方式来“组织”这些不平等了。好工作坏工作的分配不是随机的，而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使得某些群组的人系统性地拥有更好的机会来获得更好的机会。可以理解，已经有了好工作的人会非常想把同样的比较优势传递给他们的后代、亲戚、朋友或者邻居等。因此随着时间推移，很显著的分割情况就出现了。特别是性别、种族往往与劳动力市场分割相联系。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者对“适用性”，即不同种类的人适合不同种类的工作这个观点的态度加强了工作和收入分配的不均等，并使其看起来“合理化”。
第14章分享蛋糕（3）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雇主们应该感谢劳动力市场中出现的这些系统性分裂。从经济层面讲，处境更困苦因此也更“灵活”的劳动力大军的存在使得雇主可以在需要时招聘到工人——不需要时则很容易“处理”他们（使其重回失业大军）。有色人种的工人总是在经济复苏时最后一个被雇用，在衰退时第一个被解雇。从政治层面讲，劳工之间存在的严重分裂使得雇主可以利用其中一方制约另一方，这损害了工人的稳定性（这对争取更好的工资和条件很重要），也妨碍了工人们更加团结的整体意识。通过这些途径，资本主义强化了对不同种族和性别工人的差别待遇，同时也反过来强化了资本主义机制。
对那些从更好的工作和收入中得益的工人们来说，保持和巩固现有的特权地位似乎符合逻辑。专业人士和工薪职工可能也会认为他们“值得”更好的收入和工作环境，因而会试图阻止来自那些更困苦的工人群体的竞争。例如，专业协会往往只存在于社会上最成功的工会中，并通过制定严格的准入条件将其他非内部工人限制在高薪职位之外。类似的，核心行业（重工业和建筑业）中主要的白人男性高薪阶层更倾向于将边缘化工人群体看成威胁而不是潜在同盟。
值得
“最不幸的人是那些每分钟都要不停重复做相同事情的人。他们值得享有最短的工作时间和最高的工资。”
——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美籍加拿大经济学家（1964）
然而，有见地的工会成员都会承认：系统性产物即更困苦和受剥削的劳动力大军的存在，同样也会有损于相对优越的工人阶层的利益。所有的工人都会由于分裂而遭受议价能力的损失。这就是努力减少工人内部的不平等，增强不同种族性别的工人间的团结（通过倡议，如反种族主义、反骚扰*，支持雇佣行为）对工会来说很重要的原因——就如作为劳动力整体在劳动与资本的争夺间争取有利地位一样重要。
144贫困
资本主义最显著的失败之一就是在社会中广泛存在着贫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