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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着这条幅的时候，开复感觉到父亲的力量。他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孤单的人，同时也是最富有的人。此后无论他走到哪里，都会把它带在身边。回到中国的时候挂在他家的墙上，回到美国的时候仍然挂在他家的墙上。回想过去种种，还有以后的路，他渐渐明白，父亲是在用他自己为儿子作榜样，用一种无声的权威指引儿子的未来。父亲的品格丰富了儿子的生命，而儿子的品格则是父亲生命的延续。这与智慧无关，与财富无关，与权势无关。
儿子的价值
父亲从来不过问我的学习，甚至在家里很少说话，可是那个晚上他彻夜不眠，然后做出一个决定，从此改变了我的一生。
——沈向洋
在微软亚洲研究院，没有比沈向洋更卖力的人了。当同事说他工作起来“像一只狼”的时候，他说：“不是一只狼，是一只饿狼。”他的一连串成就中的每一项都让全世界的同行惊讶，然而他又是一个快乐的人，他那爽朗的、富有感染力的笑声，总是回荡在希格玛大厦的第三层。在过去的36年中，他是从苏浙两省交界处一个贫穷的小村庄，一步一步，走到这座像蓝宝石一样闪闪发光的大厦里来的。
其中最关键的一步，是父亲帮助他迈出来的。
11岁那年，向洋离开家乡到县城去读高中。县城离家很远，坐公共汽车要走一个多小时。一路上，妈妈使劲儿鼓励儿子学习独立生活，自己照顾自己，可是到了分手的时候，这个一向严厉的女人哭了。
让儿子来读高中，在这个家庭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决定。父亲在儿子的学习上一向不加过问，但是为了做出这个决定竟是彻夜不眠。
此中情形，一定要和那时候我们国家的大势联系起来，才能理解。
在20世纪70年代，一个农家子弟进入高中是非常罕有的事情，那意味着他未来的道路将通往大学校园。不要说那时候高考制度还没恢复，即使彻底打开大学之门，在农村上亿像沈向洋一样大小的孩子中，也只有1％能够走上这条道路，其余大都只能完成初中或者小学的教育，此外还有至少一亿个农家子弟没有机会读书。
无论从法律上还是从教育制度上看，中国并没有禁止农家孩子上大学。他们可以和城里的孩子一样参加大学考试，只要通过了就可以进入一所大学读书。可是，农家孩子的大学之路，要比城里的孩子更加艰辛，也有着更多的阻碍。这种阻碍一半是因为农村知识匮乏，视野狭窄，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孩子，根本无法和城市孩子在同一个考场里竞争。另外一半阻碍则是来自父亲和母亲。一般农家经济拮据，大多数父母都希望孩子尽早投入田间劳作，帮助大人支撑家庭。在这样的情形下，一个孩子能够完成初中学业，已属难得，即使那些父母眼光远大、孩子品学兼优的家庭，也只是要求孩子在初中之后即去完成中等专科。
如今的大学生到处都是，毕业之后还愁找不到工作。那时候可不一样，连续10年没有大学毕业生，无论城里还是乡下，最受宠的就是中专毕业生了。农村人家冒出一个学习好的孩子，就忙不迭地去读中专。从制度上说，一个农家孩子取得中专毕业文凭，是改变身份、获取城市户口的最有效的途径，由此可以成为乡里的荣耀，他的家庭也因此获得更多收入，所以特别风光。就以沈向洋为例，他的初中毕业成绩相当不错，于是父母按照当日风尚，为他选择了附近的一所中专。
“他将来又不当大科学家，”左邻右舍都这样说，“用不着上大学吧，只要读两年中专，就能得到城市户口，找个好工作，又体面，又有钱。”
父亲是个优秀教师，还在公社主持初中毕业生的升学报名，对这一切当然都了然于胸。可是那个晚上，当所有学生的报名材料即将封存的时候。他却忽然不安起来。他抽出儿子的报名表，左想右想，越发觉得不能只想着让儿子早工作早养家，于是抹去“中专”字样，改成“公社高中”。
改完之后躺到床上，仍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头。事实上，他比这个家庭中任何一人更明白，这张表格决定了儿子毕生的命运，非同小可，不由得把儿子生活中的一幕一幕回想一遍，忽然之间，脑子里面出现一个新念头：儿子还有潜力，只有让他远走，才能高飞。于是父亲再次把儿子的报名表抽出来，抹去“公社高中”，改成当地最好的学校“县高中”。
这个晚上发生的事情，在今天看来的确有些引人回味。一个人毕生的命运取决于一张表。这在西方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但在中国，人人习以为常，即使是父亲自己，也没有多少联想。迄今为止，他极少在儿子的学习上操心，平时甚至很少过问儿子的考试得了多少分。事实上，他在家里很少说话，可是一旦开口，就很有力。他的最有力的一句话，就是那一天说出来的：
“我儿子的价值，不仅仅是一个城市户口和一份好工作。”
现在，母亲把儿子送进县城高中，看到儿子将要居住的房间是个大教室，30多个同学挤在一起，床挨着床。别的孩子都15岁了，还有16岁的，可她的儿子才11岁。
有一瞬间，妈妈哭了，犹豫着，想把儿子带回家，“他毕竟还太小啊”。这时候有个老师走过来，看看孩子，又看看母亲，然后问长问短，和颜悦色，说话温和：“没有关系，我待这孩子就跟自己的儿子一样。”
妈妈一咬牙，终于把儿子留下来。
“人这一辈子，有些事情是无论走到哪里也忘不了的，”向洋长大成人以后这样说。父亲的那个不眠之夜，还有母亲转身离去的那一瞬间，直到很多年以后，向洋还能记忆犹新：
人的命运啊，有时候就是一念之差。不能说哪一步是正确哪一步是错误，只不过是在做不同的选择。我现在的成就虽然达到世界水平，可也不见得就能证明我走对了一条路。回头看历史，一个选择就决定了你的一生。我们家的背景要求我好好念书，不过，那时候从整个社会来说，上大学也不是非常重要，一直到我念高一才恢复高考。在那之前都是去读中专，那也是一条道路，对我来说也顺理成章。我只是个乡下孩子呀。要是我没去读高中，没去上大学呢？那现在就大不一样了，也可能我就是个民工，还有什么“追随智慧”？有什么“世界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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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父严母
父母和孩子之间的精神上的距离感，常常是由于父母对孩子的过于亲密引起的。当父母允许孩子与自己保持距离的时候，孩子的心灵反而回到父母身边。
——作者
我们在研究中发现，“微软小子”的家庭有个惊人一致的基础：慈父和严母。
他们在回忆自己的父母的时候，说出来的话几乎完全一样。
李开复说：“父亲基本不管我，而母亲管我就很严厉，母亲对我是非常标准的中国式的教育，背书要背得一个字都不错，考试不好要打我的，打得很重。”
沈向洋说：“男孩子可能受母亲的影响比父亲的要多一些，至少我是这样的。我父亲几乎不说话，我母亲对我非常严格。她给我的最深的影响，可能就是好胜心，绝对不能输的好胜心。”
至于张亚勤，他的记忆中完全没有父亲，只有母亲，还有母亲的母亲——他的外婆。
我们还不能认定“微软小子”都是母亲教育出来的。但是的确有证据证明，很多重要人物在回忆自己童年的时候，都认定母亲对自己的影响远远超过了父亲。比尔·盖茨是其中的一个，微软亚洲研究院里这些最杰出的华人青年，李开复、张亚勤、张宏江和沈向洋，也是一样。还有那些后起之秀，周明、童欣、初敏、张波、刘策，都说过几乎完全相同的一句话：“我受母亲的影响更大。”
此外还有一个惊人的一致：“微软小子”都是在年龄很小的时候离开了家。李开复11岁，张亚勤12岁，沈向洋11岁。
这个年龄是一个孩子从童年向少年的转折点，每个人都是在这种年龄开始产生自主意识。“E学生”之所以叫做“自主型”，正是因为人本身具有的自主意识能够健康地成长起来。
我们把“少小离家”与“慈父严母”加以对照，可以发现这里所谓“严母”，只是对孩子的童年时期来说的。一旦孩子年龄稍大，她们都无一例外地终止“严母”的形象，要么允许孩子离开自己远走高飞，要么改变严厉管教的方式，变得宽松甚至放任。
这中间的含义令人回味。
父母与孩子的亲密关系，有可能使孩子得到鼓励、爱护、关注、温暖，也可能让孩子感到压力、打击，甚至产生厌烦和隔膜。即使是同样一种东西，在不同的时候也会在孩子心里引起完全不同的反应。
但是这里面仍然有一些一般性的规律可以遵循。父母的呵护和管教，通常都会对童年时代的孩子产生强烈影响，也会在孩子心里留下美好的记忆。但是大多数孩子进入少年时期的时候，都会经历一个反抗父母的阶段，这是他们要求“自主”的时期，也是我们经常说的“逆反心理”。这时候父母施加在孩子身上的关心、爱护和严格管教，总是适得其反。
我们看看周围的父母，大都在孩子的童年时代过分娇纵，而在孩子的少年时代又过分施加压力。“自主意识”遇到不可抗拒的压力，也许会消失，也许会变形，也许会走上歧途，这就是“逆反”甚至“叛逆”。结果是，父母与孩子越是亲近，就越是有一种疏远感。
在李开复、张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