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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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极限- 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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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放纵的“消费帝国”(2)
20世纪70年代末期是一个增长缓慢、通胀高企的时期,正在酝酿中的经济文化危机已经对美国家庭造成了实际困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次漫长的经济滑坡让美国人面临一个根本选择。他们要么抑制胃口,学会量入为出地生活;要么动用美国不断减少的实力储备,希望别人适应美国人挥霍浪费的习性。1979年7月到1983年3月是一段至关重要的间歇期,其间有两次关键的总统演说,但是显然,美国人毅然选择了后者。
  这就是当代美国历史的真正支点,与美国当前的困境息息相关,而与柏林墙倒塌、苏联崩溃等所谓的决定性事件关系不大。1979年夏到1983年春,“全球领导地位”——美国外交政策的标志性主张,经历了微妙的转变。虽然美国依然虚伪地声称世界离开它的指导和保护就无法运转,但其领导地位已经变为一种需要,而非选择。行使全球领导作用成为补偿经济地位恶化的一个手段。但是,不管有多少人唯华盛顿马首是瞻,都不能掩盖美国越来越看别人脸色行事的事实。领导现在也含有了依赖的意思。
  1979年7月15日,吉米?卡特发表了重要演说。虽然卡特今天被公认是一位失败的甚至是倒霉的总统,但至少这一次,卡特展现了非凡的远见卓识。他不仅意识到依赖性的潜在影响,也预见到了任由这种状况恶化所带来的影响。
  卡特发表演说时的气氛算不上适宜。1979年夏,民众对他的不满情绪以令人惊讶的速度日益强烈。经济状况非常糟糕。通货膨胀率达到11%;7%的美国人失去工作;优惠贷款利率高居15%,而且仍在上升。按照战后的标准,所有这些数据都高得即使不是史无前例,也是不可接受。更糟糕的是,1979年1月,伊朗革命者推翻了美国的长期盟友伊朗国王,导致又一次“石油冲击”。美国油价飞涨,不是因为真正短缺,而是由于恐慌性购买。总统大选年就要到了,如果卡特希望赢得连任,他需要迅速扭转局面。
  这位总统原想在7月5日发表演说,专门讲能源问题。在最后一分钟,他决定推迟演讲。他在戴维营隐居了10天,他解释说是“利用这段时间接触和倾听美国的声音”。受他之邀,一群政治家、学者、商人、工人领袖、牧师和普通公民聚集在这个总统休养的地方,发表他们的观点,分析美国出了什么问题以及卡特需要对此做些什么。结果却只是开了一场马马虎虎的研讨会,外加留下的一些自责。
  返回白宫后,卡特发表了演说,但内容与10天前计划的演说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一开始,他解释说,他之所以决定放弃能源问题,是因为“我们国家的问题深刻得多”。1979年的能源危机,他声称,只不过是一场更大危机的症状而已。“所以,今天晚上,我要首先给你们讲的是一个比能源、通货膨胀更为严肃的话题。我现在想讲的是美国*面临的一个根本威胁。”
  卡特紧接着扼杀了任何确保连任的机会。在美国政治语言中,根本威胁从定义上讲是来自外部的,纳粹德国、军国主义日本或国际共产主义才可能威胁美国。就在那一年,伊朗的*革命者成为又一个此类威胁。说美国人的日常行为构成了类似威胁,这简直就是异端邪说。可是,卡特现在大胆地指出,美国*的真正危险来自内部。 。。

自我放纵的“消费帝国”(3)
整个国家正在经历“信心危机”,他宣称,“这是一场冲击国家意志的心脏、灵魂和精神的危机。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危机正在加剧,让我们怀疑生活的意义,丧失了国家目标的统一性”。这种信心的侵蚀有可能“破坏美国的社会和政治框架”。
  美国人已经偏离了正义的道路,“在一个为勤奋工作、家庭和美、社区和谐、信仰上帝而自豪的国度里”,这位总统继续说道,
  我们太多人转而崇拜自我放纵和消费。人的身份不再由他的所作所为来确定,而由他拥有的东西来区别。但是我们早已发现,拥有商品、消费商品无法满足对意义的渴望。我们早就知道,堆积有形物质无法填补生活中没有信心和目标所带来的空虚。
  换言之,美国信心危机的蔓延是价值观危机的外在表现。通过使用“我们早已发现”和“我们早就知道”等说法,卡特暗示他只不过是道出了听众早就怀有的忧虑:普通美国人认为生活是空虚的、不令人满意的购物行为,他们期望得到更有意义的东西。
  他澄清道,期望华盛顿消除这些忧虑是异想天开。这位总统称,联邦政府已经成为“孤岛”,与人民相互隔绝。政府主要机构都已瘫痪腐化。这是“一个无法做事的政府体制”。卡特谈道,“国会被数以百计有钱有势的特殊利益集团扭曲和撕裂了”,党派意见总能战胜对公共利益的关切。他说:“你可以看到,绝不妥协的团体极力维护自己的极端立场,直到最后一票,直到最后一口气。”
  卡特宣称:
  我们正处在历史的转折点,有两条道路可供选择。一条是我今天晚上已经警告过的,通向分裂错乱和自我利益的道路。这条路的尽头是错误的自由观念,是损人利己、超越他人的权利。这条道路充满狭隘利益之间的永恒冲突,最终将导致混乱和停滞。
  继续追求这种错误的自由观念“必定是一条通向失败的道路”。另外一种选择则与“我们以往的所有传统、所有教训”一致,指向“另外一条道路,一条坚持共同目标、恢复美国价值观的道路”。这位总统声称,这条道路的尽头,是“真正的自由,对国家、对自己都是如此”。
  如卡特所描述的,这种错误的自由观念是数量上的:它的核心是激发狭隘的个人利益,永远追求“更多”。而真正自由的概念是质量上的:它意味着按照永恒价值观生活。至少从一定意义上讲,它意味着满足于“更少”。
  这位总统认为,美国人民如何处理能源问题,极可能决定哪种自由观念获得胜利。“能源是对当前我们国家团结能力的测试,也是我们同舟共济的标准”。卡特坚称,树立起这个标准,“我们可以再次掌控我们的共同命运”。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卡特提出一个“六点计划”,旨在结束他所谓的“对外国石油不可容忍的依赖”。他承诺采取行动,在10年内削减一半石油进口。不久后,他发誓建立配额制度,确定石油流入数量的上限。他呼吁全国一起努力,开发替代能源。他提议进行立法,强制削减发电所需的石油数量。他倡议建立新的联邦机构,“消除繁文缛节,避免拖拉延误,清除建设重要能源工程进程中的所有路障”。最后,他号召美国人民厉行节约:“不进行不必要的旅行,合用汽车或使用公共交通,每周少开一天车,遵守速度限制,设定恒温器节约燃油。” 电子书 分享网站

自我放纵的“消费帝国”(4)
虽然卡特表现出信心,认为美国有朝一日能够重新实现能源独立,但他也承认,近期“还没有办法避免作出牺牲”。其实,卡特演说中暗示,牺牲可能是一件好事。对罪人而言,得到救赎之前必须承受某种惩罚。
  他的演说得到的反应顶多算不冷不热,且很快被贴上“委靡不振”演说的标签,虽然卡特从未使用这个词。卡特的演说以令人不悦的方式将宗教狂热和民粹主义糅合在一起。弗朗西斯?X?克莱因斯(Francis X。 Clines)在《纽约时报》上称之为“委靡十字架”演说,并与几十年前把威廉?詹宁斯?布赖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推向政治前台的著名“黄金十字架”演讲进行了对比。其他人则批评他们看到的是痛苦的道德说教嗜好和一种(除了白宫)到处吹毛求疵的倾向。尤金?肯尼迪(Eugene Kennedy)教授在《纽约时报杂志》中讽刺了“卡特兴奋剂”,把这位总统描绘成“哀伤的天使,对我们大家品头论足,不去严肃地谈论血汗,却谈论什么石油和罪恶”。
  作为一项调整公共政策的努力,卡特的呼吁彻底失败了。美国人对卡特总统带有厉行节约意味的自由毫无热情。对于替代数量型解决方案(即追求“更多”)的建议,他们一概拒绝。美国人不喜欢这封信,便把“信使”打死了。如果可以选择,“更多”依然看起来更好。
  卡特的信心危机演讲寿命不长,也没有产生什么效果,却给政治对手提供了弹药。其中最难以对付的是加利福尼亚州前州长罗纳德?里根,他在1980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中已经遥遥领先。里根把自己打扮成保守主义者。实际上,他是挥霍浪费的现代倡导者,是给予消费帝国道德认可的政治家。除了用“美国的早晨”说法欺骗同胞之外,这位伪保守主义者又给美国的市民宗教增加了两条重要信仰:信贷无限制、账单永远不会到期。里根对“量入为出”、“现购现付”、“未雨绸缪”等古代民间智慧的颠覆,如同性、毒品和摇滚乐对美国道德宪法的再造一样。
  1979年11月13日,即里根正式宣布竞选总统的那一天,他对卡特首次作出反应。谈到信心,这位加州前州长想让人们知道他信心满满。他猛烈攻击卡特,说他“试图让我们相信美国像以往的其他伟大文明一样,达到了昌盛的顶点”,“告诉我们必须学会靠更少的东西生活”。里根严词拒绝这些主张。在他设想的未来中,美国会获得更强的实力,同时美国人会享有更大的繁荣,两者相互促进。所有这些的唯一障碍是联邦政府,他称之为无能、傲慢和掠夺成性的政府。他提出的办法是裁减官僚机构、削减联邦支出和降低税收。
  如果有能源危机,他指出,那也是政府的错误。但至少在一点上,里根同意卡特的说法:“从欧佩克垄断性定价权中解放出来的唯一办法,是减少对外部燃料来源的依赖。”但是,里根对通过削减消费来实现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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