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要求作出评论时，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甚至没对这个数字表示怀疑。相反，她回答道：“我认为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但是这个代价……我们认为这个代价是值得的。”
无疑，奥尔布赖特后悔讲了那么愚蠢的话。但是，她的话抓住了美国波斯湾政策的本质，尤其是在对美国实力的信心达到极点之时。其实，美国与萨达姆建立了伙伴关系，强加给伊拉克人民巨大的苦难。可是，在克林顿时代，消费者享有低油价，大量使用便宜的亚洲进口商品，美国人民经历了长达10年的富足，其他人为此付出的代价则无关紧要。
比尔？克林顿的伊拉克政策在战略上误导世人，在道义上不可原谅，如同约翰？F？肯尼迪在20世纪60年代针对古巴的颠覆和破坏活动一样鲁莽，如同理查德？尼克松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对老挝和柬埔寨的非法轰炸一样应受谴责。可是，那些行动都是秘密进行的，而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伊拉克政策是在美国人民众目睽睽之下执行的。要说这项政策得到了人民热情支持显然有些言过其实，但无论是轰炸、国会的姿态，还是残酷的制裁，美国人的确没有坚决反对。绝大多数美国人对此不予理会，采取了默认态度，因而也可以说是同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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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美国的自由，还是伊拉克的自由（1）
比尔？克林顿的主要批评者认为伊拉克政策的主要问题是投掷的炸弹不够多。*保守主义者坚持自己的数量型解决方案，想要提升暴力的等级。如果说萨达姆的存在是对美国海湾地区霸权的冒犯的话，那么清除萨达姆则是必要的矫正手段。“9？11”之前，在新里根主义共和党人中，除掉萨达姆就能万事大吉的想法几乎成了迷信。新保守主义主要人物罗伯特？卡根1998年2月在《标准周刊》上敦促进行大规模全面入侵。他承诺，推翻*复兴社会党政权，就能确保“为新的后萨达姆的伊拉克开辟道路，它的意图肯定是善意的”。
军事升级可能实际上加剧了美国在波斯湾的困境，但这一点很少有人考虑。美国公民通过改变自身行为就能减轻这一困境，当前的解决办法可能在于内部而不是世界另一侧。这一点也没有人考虑。
2001年的“9？11”事件更加强化了这一倾向。对*来说，“9？11”事件让他们更加认为在海湾地区占据主导地位绝对必要。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2001年10月准确地总结了这种普遍看法：“我们有两种选择。要么我们改变生活方式，要么我们必须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我们选择后者。”今天，这种黑白分明的看法好像有些过于简单化了，但在2002～2004年间，在国家层面上，没有一位政治家拥有足够智慧，提出相反的观点。
因为布什政府着力纠正“他们”的生活方式，于是就把美国的军队当成了实现变革的工具。布什及其主要顾问认为，通过首先使用高压政治，美国就能巩固对波斯湾的控制。这位总统的父亲1991年没做到的事情，总统认为他们现在必须做到：开进巴格达，对萨达姆政权展开“斩首行动”。主要由克林顿当政的那个10年里，他一直敷衍塞责。但现在美国要真刀真枪地干了，萨达姆统治下的伊拉克是首要目标，但绝不是最终目标。
通过战争，美国试图将伊拉克转变成常务副国务卿保罗？沃尔福威茨所谓的“第一个**国家”。然而，就在他们准备与萨达姆最终摊牌的时候，政府中沃尔福威茨等人的眼光已经超越了伊拉克。在他们看来，伊拉克只是一个过渡目标，是一场宏图大业中的一个小站。巴格达不是1945年的柏林，而是1939年的华沙。
这项事业的最终目标是改造从摩洛哥一直到巴基斯坦、中亚，再到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南部的广大*世界。记者马克？丹纳（Mark Danner）在2002年10月9日《纽约时报》上的文章写得非常到位。为应对“9？11”事件，布什政府设计的战略是“全面的、预言性的、热衷于传道的”。它的出发点是，“要想击溃恐怖恶魔”，*世界大部分地区都需要“改造一新”。这一战略的最终目标不亚于“改造世界”，或者至少是改造这届政府所谓的“大中东”。
这是一个真正宏大的帝国梦想，算得上是“天赋使命论”或美国的使命是“让世界对实施*更安全”等古老主张的合格继承者。布什总统的“自由议程”更新并弘扬了这一传统。
人们可能认为实施这一梦想需要持久且大规模的全国性努力。但是“9？11”之后不久，美国人民就恢复常态，只是在总统本人敦促下才会行动。“战争需要花钱，”富兰克林？罗斯福在珍珠港事件后提醒同胞，“这意味着税收和债券，债券和税收。这意味着削减奢侈品和其他非必需品。”在反恐战争开始时，布什政府的看法有所不同。即使美国走上了持续数十年的全球冲突之路，这位总统依然认为减税是可行的。他没有要求美国人降低对奢侈品的胃口，反而呼吁他们继续消费，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世界贸易中心倒塌后不到两个星期，总统就催促同胞们“恢复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做生意，坐飞机去浏览美国的美丽景点，去佛罗里达的迪士尼吧”。
是美国的自由，还是伊拉克的自由（2）
“9？11”事件短暂地打乱了美国人的消费模式：“9？11”刚过去，人们不愿去迪士尼，航空公司正在滑向破产。这种突然的消停有可能让这个消费帝国崩溃瓦解。因此，总统紧急呼吁“带上家人，享受生活，想怎么玩就怎么玩”。这成了总统经常提及的话题。2006年12月，伊拉克形势看似不妙，这位战时总统还在劝告同胞不要抑制胃口，而要任意放纵。布什满意地注意到美国一年一度的假日消费热潮“起步很好”。于是，这位总统号召美国人作出更大努力：“我鼓励大家更多购物。”
以前，战争意味着需要将就度日，或者至少勒紧腰带。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配给制造成了一些不便，但不是真正的困难，可是后方的美国人至少每天都会提醒自己国家还在打仗。在布什总统的战争中，分配给美国人的这个角色是假装冲突根本不存在。尽管声称这是一场几代人的斗争，但这位总统从未考虑过恢复征兵制。他甚至懒得考虑扩大军队规模。这就注定了组成美国志愿兵部队（*F）的人口要承担主要牺牲。除了几个意见不同的人，剩下的美国人心安理得地接受了这种劳动分工。
可以预测的是，随着军事行动范围的扩大，尤其是在2003年3月入侵伊拉克之后，军事支出也会增加。布什在任期间，五角大楼的年度预算翻了一番，2008年达到7 000亿美元。美国发动“沙漠风暴行动”时，德国、日本和对美友好的海湾国家拿出数百亿美元，支付美军行动的成本，但这一次不同，战争支出的负担全部落到了华盛顿的头上。
可能不太意外但不好预测的是，“9？11”之后，花在“权利”上的钱也在增长。在国会的教唆下，布什政府打了一场“大炮与黄油”战争，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费用大幅增长。联邦预算再次陷入赤字，未再改善。
布什总统及其下属以维护美国生活方式的名义，把美国带入一项激动人心的宏伟工程，争取全球主导权。他们坚持杰斐逊以来的传统，试图扩大美国实力，推进美国自由事业。自由表现为富足，富足需要拥有大量廉价石油。得到这些石油要求美国消除一切疑虑，确保自己能在波斯湾发号施令。它要求进行石油战争。
但是，这种生活方式至少让两代人遵循自我满足和挥霍浪费的道德准则，反而大大削减了这项无所不包的帝国事业所需的资源。在布什总统的鼓励下，美国人只关注自己的事情，不失时机地从这场战争中解脱出来。多数人成了看客，连外围参与者都算不上。布什及其政府成员不断声称美国是“处于战争中的国家”。华盛顿自命不凡，认为自己正在打仗，而整个国家非常安心，就像没有发生什么战争一样。
士兵们在打仗，人们却在消费。美国只拥有世界探明石油储量的不到3％，但是全世界每生产4桶石油，美国就要用掉1桶，进口石油占全美国每日需求的60％，而且还在增加。个人储蓄率一直下滑，2005年，它降至零以下，且未见改观。总体来说，美国人现在的支出多于收入。到2006年，年度贸易赤字达到惊人的8 180亿美元。第二年，公共债务总额超过了9万亿美元，或者说占国民生产总值的70％。
许多美国人的确在尽情享受生活，至少21世纪初是这样的。2006年2月，《纽约时报杂志》发表了一篇措辞尖锐的文章，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自由是买更多东西的代名词吗？”通过“9？11”前后的行动，数千万美国人给出了肯定的答案。
是美国的自由，还是伊拉克的自由（3）
鉴于消费倾向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的传动轴，布什政府非常欢迎普通公民忽视战争、返回购物中心。可是，一旦伊拉克战争显示出“震撼与威慑”的不足，就没有显而易见的方法把这个消费帝国转型为全球解放帝国了。“9？11”之后的美国，青年男女的爱国*只不过是涓涓细流而已。没有父母愿意献出儿女为布什打仗。对于“9？11”事件带来的恐怖，多数美国人选择了一种“有限责任”版的爱国主义，即热衷于在车贴中宣扬自己的爱国心，而不愿背起行军背包。
如果布什政府在伊拉克速战速决的话，也许能够暂时缓解挥霍浪费造成的危机。但是，说得委婉些，这场战争没有按照预定剧本进行。
在2003年4月28日到2006年2月22日之间，伊拉克战争出现了破绽。在这个时间段内，美国人挥霍浪费带来的外交政策负面影响变得无可争议。此前，轻率的美军士兵在费卢杰朝着示威人群开火，打死十几个伊拉克人。如果说伊拉克这场混乱有开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