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尚，或按现在时髦的说法属于“另类时尚”。康王南渡，建都临安，跟随而来的文人贵族，带来了中原时尚，温州人才算真正跟上了潮流，明迁都北方，温州又远离了时尚。对温州来说，几乎没有时尚的历史。我现在要说的时尚是解放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解放初期的列宁装、苏联式的布拉吉、文革时期的军装像章都不算，那只是政府引导出来的潮流，全国统一的。
说的是文革中后期，打打闹闹的红卫兵去了黑龙江，企业也开始恢复了生产，军装逐渐成了过去式，现在该穿什么呢？年青人有点无所适从。正在相对平静的时期，华侨中胆子大的开始回到温州探亲，华侨的着装便引起了年青人的注意。记得大约是1971年下半年，天气正好转凉，但那天是个大晴天，一位华侨带了他的十六七岁大的女儿出来逛五马街。那女儿穿着长统袜，超短裙，大腿白白的，人长得很标致。走在灰衣黑裤的人丛中非常抢眼，渐渐地人们便将她围了起来，年青人惊异于女孩子竟可以穿得这么漂亮；年老的惊异于这女孩子胆子真大；文革积极分子在动脑子怎么把这女孩抓起来，竟敢如此有伤风化；当然也有人用猥琐的目光专看那双白生生的大腿……
大约这女孩子从小在巴黎长大（事后知道的），初始并不介意人们的围观。后来影响到她的走路了，父女俩才觉得事情不妙，好不容易挤出人群，赶忙坐上一辆三轮车仓惶逃走。文革期间，大小字报是媒体，小道消息成电波。随即有人贴出大字报：“别让资本主义的妖雾，轰（熏）倒无产阶级的温州！”就写这个女孩子如何穿裸露的衣服，在五马街招摇过市的事，要人们提高革命警惕性，带着批判的眼光看待这个问题，否则会被资本主义的妖雾轰（熏）倒。看来这个写大大字报的人“革命性”很强，只是文化不怎么样，将“熏”写成“轰”。好在当时还强调华侨政策，没对这个女孩怎么样，女孩后来上街也不穿超短裙了，穿起了“笔管裤”，就是裤腿细细的、长长的那种。对于看惯了宽大的军装类衣服的人，看见这种裤子也觉得耳目一新。再加华侨之间也互通信息：回温州切莫穿平时在欧洲穿的裙子，“笔管裤”还可以。现在回想一下，所谓的“笔管裤”其实是牛仔裤或牛仔裤的变种。当时的温州人不会叫牛仔裤，看它的样子将人的腿包裹得有如直直的，如同笔管子，所以称它为“笔管裤”。这些穿笔管裤的年轻人回来多了，一来二去，爱美的温州年青人就起而仿效，他们脱下千篇一律的军装军裤，自己动手裁制“笔管裤”。有些缝纫个体户也乘机赚钱，打了“专裁笔管裤”的牌子。到当年的春节前后，满街都是穿这种裤子的男女青年了。笔者当时也是年轻人，也穿过这种裤子，只是不像某些大胆的年青人那样，将臀部绷得紧紧的，裤管子也稍稍大一点。相对于全国其他地方的那种宽大得使人不分男女的衣服，温州的年青人先走了一步，他们的衣着成了一道风景线。
应当说，这是时尚温州的第一波。
问题是在当时的政治和文化背景之下，时尚（或者说是标新立异）是不允许的。反帝反修，这种时尚不正是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坏影响吗？决不能让年青人被“资本主义的妖雾轰（熏）倒”。但他们也吃不准，这种裤子到底是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但他们认为反正是不好的，两顶帽子戴哪顶都可以，要坚决刹住这股“妖风”。怎么刹住这个坏风气呢？当时的民兵指挥部的总指挥叫做廖富贵，他想出的办法令人拍案叫绝。不管你现在具有怎么丰富的想像力，恐怕也猜不出他的办法。他亲自带队，让“民指”的人分成几个小组，每组发给一个空的啤酒瓶，到五马街等闹市区巡逻。一见到穿“笔管裤”的人，就拉住他，用啤酒瓶子从人家的裤脚处往里面塞一塞，能轻松地塞过去的，算符合标准。比较紧的，告诫你回去改一改，如果塞不进去，对不起，剪刀的干活！立即将你的裤脚剪开，狠力往上一撕。不由得你不哇哇叫着赶回家换裤子。有的撕得太高了，连里边的内裤都看得见，女青年急得直掉眼泪。一时间五马街、解放路一带弄得鸡飞狗跳。
我女儿听说后很惊异，张大眼睛问她母亲，爸爸写的这些都是真的？我太太点点头：“当然是真的。”并列举了她的女伴为例。当年她见了红卫兵跑得快，没让剪裤子。她的女伴稍稍慢了一点，让检查的民兵逮了个正着，裤子被一撕老高，急得她直哭，还不敢回家，怕挨父母骂，谁让你赶时髦！
问题是既然称“时尚”，它就不可能一成不变，要“新异趋时”。没过多少时间，大约离撕裤子不到一年，回温州探亲的华侨年青人不穿“笔管裤”了，穿的是喇叭裤，裤脚处开着大口，长长的，走路仿佛用脚在扫街。又是一个资本主义或者修正主义的花样！年青人却竞相仿效，你们不让穿“笔管裤”，我们就穿喇叭裤！“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民兵指挥部又定了个新标准：裤脚的大小在一个啤酒瓶与三个啤酒瓶之间。如果不是亲历的事，谁又会知道或者听懂这个什么劳什子的规定！其实，说清楚了也简单，就是民兵小分队上街检查的时候多带几个啤酒瓶，你的裤管子的大小度要在能塞进去一至三个啤酒瓶之间。塞不进一个啤酒瓶太小，已讲过，塞进三个啤酒瓶太大，那肯定是喇叭裤无疑，其结果也是剪一个口子，嗤地一撕而开！本身裤子已大，撕开之后更是飘飘扬扬，那景像即滑稽又可怜，真让人哭笑不得。我同寝室的一位年青人，就曾因为穿喇叭裤被撕过裤脚。他家住市中心，离被撕的地点五马街很近，但他不敢回家换裤子，只好步行五十分钟到在三板桥的厂宿舍去换。一路上他骂骂咧咧，旁观的人指指点点，其尴尬可想而知。此前他曾经动员我也做一件喇叭裤，我嫌喇叭裤太夸张，没有仿效，被他奚落为老古董。这会儿轮到我笑他：“你不古董，现在真好看，一路飘飘扬扬的。”气得他想打我。就在前几天，我在松台广场见到他，他正在打太极拳，看见我便高兴地停下来寒暄，有时髦女郎穿露脐装从旁边走过，他摇摇头说：“现在的年青人啊！”我忽然想起喇叭裤事件，心中暗暗发笑。可见时尚是年青人的专利。
顺便提一下，那位首推“啤酒瓶法”的民兵指挥部总指挥廖富贵后来失势，被另一派隔离审查，很快上吊自杀。温州老百姓不大相信，街谈巷议甚多。这人一向嘻嘻哈哈，不大干正经事，自杀不属于他的性格。认为他的死也属温州文革疑案之一。
温州总是走在时尚的前头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大量走私货流入温州，年青人的时尚就不仅仅是向回温州探亲的年轻华侨学习了。他们从随着走私货一起进入的港、台杂志吸取了不少时尚消息。譬如以前提到过的手拎四喇叭，放送邓丽君的《甜蜜蜜》就是其中之一。还有几位朋友相约，到公园或旅游景点，将四喇叭开得震天响，然后就着音乐跳的士高（迪斯科）。衣着上身大都是紧身衣，下穿喇叭裤，曲线毕露的上身和宽大的下身形成鲜明的对照。
说到这里要向诸位介绍一个裁缝学馆，叫“黄益冬裁缝学馆”。我认为这位黄益冬对推动温州的时尚起了很大的作用。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温州的服装主要有三个来源，一是服装厂制造的，大批清一色的中山装或便装。二是个体缝纫师傅根据顾客要求做的服装。三是从上海等地采购的服装。这些服装除私人缝制的之外，大都整齐划一，无时尚可言。年青人就动脑子自己裁剪缝纫。诸如“笔管裤”、“喇叭裤”及紧身衣之类。市场上没卖的，个体裁缝户又不敢做，怕民兵指挥部来砸饭碗，他们便“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技术来源就是这个“黄益冬缝纫学馆”。这个学馆在市中心的石坦巷，地方不大的几间居民屋，摆了一些缝纫机。一二个月一期，来学习裁剪和缝纫技术的人一拨又一拨。其中有的是学习一种养家糊口的技能，将来自己作个体缝纫户。有的来速成一下，自己裁剪从走私的画报上看来的时髦式样，或借华侨亲友带回来的新式衣裤学着做。从“黄益冬学馆”出来的学员有的是后来的服装厂老板，也有的是服装厂设计师。应当说这个学馆对温州的时尚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个学馆是温州现时众多职业技术学校的祖师爷。可惜我无缘认识这位“黄益冬”，只知道是位女士。
除“黄益冬裁缝学馆”外，还有“朱道生缝纫学馆”，以及许多缝纫培训班，他们为温州的时尚打下了基础。
大约是1983年，我任副主编的《文学青年》杂志组织了一次青年作家笔会，来的作家还真不少，有些至今仍活跃在文坛上。如河北的作家铁疑、四川的作家雁宁（即后来的雪米莉）和黄放、江苏作家范小青、上海作家张振华、广东作家袁敏、浙江作家李杭育、北京作家郭小琳（名诗人郭小川的公子）等等。笔会结束时，我们在当时算比较高级的雪山饭店开了个联欢酒会，也组织了不少温州文学青年参加。那时还未有后来的专追港台歌星的“追星族”，文学青年要追的是年青的新锐作家，来参加联欢会的人便很多，气氛非常热烈。作家们的即席发言，大部分是赞美温州人的漂亮和穿着时髦的。雁宁说自己很注意，“一个星期几乎没有发现女青年有穿相同花色和品种的衣服。”同是四川的青年作家黄放纠正说：“有，我看到过，有三位穿着一样的睡衣坐在弄堂里聊天。”他们的话引起哄堂大笑。
所谓司空见惯，我们编辑部的人生活在温州，并未对温州的着装十分注意，经他们一说，大家都感觉到温州与外地的不同。特别是赴外地组稿或开笔会，看多了那些青古板，或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