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言，所以有许多共同点。特别是吴语及闽语与瓯语的共同点更加明显，但这种共同点还构不成从属的关系。正如粤语与闽语的关系一样，它们之间也有很多共同点，但它们之间没有从属关系。我们不能因为讲温州话的人较少而将它随便往哪个语系里塞。小国也是个国家，在联合国里，大小国家都是一个席位。在我们的语言“联合国”中，也应还瓯语系或温州语系一个应有的席位。
一次我坐火车由上海至青岛，与日本《读卖新闻》的一位记者同一软卧包厢。他常驻中国，汉语非常好，他说自己就是听不懂温州话，很想学，可惜没有机会。他认为温州话的独特性和温州人的独特性一样，很可以夸耀于世。我突然悟及：我的关于瓯语系或温州语系的概念是提出的时候了！它的背景就是基于温州与温州人现时在全国的巨大影响。
不过我还有点自知之明，以我这种中人之下的才能和水平，加之现在又在经商，无法再辟一条语言学的研究之路。我赞同李国文先生在他的《中国文人的活法》中讲的一段话：“譬如当文学家，就得舍去当政治家、经济家、文化家的念头；同样，当了政治家、经济家、文化家以后，还要当文学家，没有超常的智慧，没有非凡的才气，通常都是要出洋相的。”我只能提出这么一个观点，以引起诸如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研究员郑张尚芳先生，上海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吴语研究室主任游汝杰先生，以及沈克成先生等温州籍的语言专家学者的注意，让他们就这个观点进行研究探讨，或许能让温州话有个正确的定位，不致因为使用的人数稀少便随意往哪个语系塞。
我希望有更多的语言学家来关注这个“思思、此此、次次四。”
说点温州话和温州话的故事
有一点这位日本记者没有说错，温州话与温州人一样具有独特的个性，与闽语和吴语均大相径庭。有的是你要这般说，我偏要那般讲，你说拖鞋，我讲鞋拖；你说砧板，我讲板砧；你说好走，我讲走好；你说包子，我讲馒头；你说馒头，我讲实心包；你说热闹，我讲闹热；你说蹄膀，我讲膀蹄；你说碗豆，我讲蚕豆；你说咸菜，我讲菜咸；你说老丈人，我讲丈人佬……
有的是直白得土到掉渣：你说亮，我讲光，月亮叫月光，天亮叫天光，吃早餐吃天光。袋叫兜，口袋叫兜兜，布袋叫布兜，围兜叫做澜汪兜。蛋叫卵，鸡蛋叫鸡卵，鸭蛋叫鸭卵，卵石叫做石板卵。干叫燥，烘干叫烘燥，晒干叫晒燥，阴干叫做阶沿头阴阴燥……
有的又文诌诌的，保留了许多古汉语，这点从宋人话本、《今古奇观》、《三言两拍》等书上可以得到印证：年轻叫后生，麻烦人家称让你生受，舅母叫妗娘，姑姑叫姑娘，阿姨叫姨娘，小孩叫琐细儿，中午叫日昼，陌生叫打生……
还有一种根本说不出道理来：跨说碰（音“彭”），抱说佗，撕说铎，天上叫天里，山上叫山里，床上叫床里，街上叫街里，吵架叫论场，眼红叫眼汪热，害羞叫睇人睛，膝盖叫脚窟头，腋窝叫拉扎下，床头叫眠床头。温州人有时调皮，考考外地人对温州话的理解能力，便说：雨伞夹啦拉扎下，浪荡鸡痦（屎）拌糖霜……
温州话中有的俗语像顺口溜；讲起来又形像又生动。如：“有的人（有钱人）千套万套（指衣服），冇的人旺竿头（竹竿）等等燥（等衣服干了才有得穿）。” “十个媒人九个瞎 （音似哈，即撒谎），还有一个冇结煞。” “三个老人客（妇人），抵得百只鸭（指吵闹）。” “讲你好脚勿跷起（翘的意思），讲你毛（坏）嘴勿跷起。”……
好了，可以打住了，温州话的独特性有时会令人捧腹。
我觉得会讲温州话常常是很开心的一件事。下海后的这些年，与人谈项目的时候，要到拍板的关键时刻，你没有回旋的余地，你的话我们都听懂，我却可以说声对不起，然后当着对手的面，自己几个叽哩咕噜一通，行，表态吧；旅游的时候，碰到温州老乡，叽叽喳喳，听得人目瞪口呆，开怀一笑。我以为温州话对温州人的亲和力，要比其他语言来的大，因为物以稀为贵，也因为奇货可居。
记得也是八十年代初，我在上海十六浦码头排队买回温州的轮船票，前后排了好几百人，真是熙熙攘攘，突然不知为什么，有个带红袖标的中年人要将站在我前面的三个听口音像是温州乐清人的拉出队伍到管理办去，于是就吵开了。带红袖标的似乎是个头儿，手一挥，办公室里出来一班人马，坐地老虎出山猫，这三个要吃亏了。没想到他们并不胆怯，其中一个用温州话指挥：“你掩护，我动手，厕所门口。”呼地两个人同时出手，迅雷不及掩耳，已经将红袖标拉到了厕所边，分工掩护的那位摊开手拦住了办公室里出来的那班人。我们排队的也一齐围上去，“让他平安点吧。”他朝红袖标努了努嘴，这班人只好迟疑地站住了。后来很快地就化干戈为玉帛，三个人重新回到队伍，红袖标向那班人挥挥手：“有证明的，我认错人了。”队伍还很长，我便同他们聊天，原来他们是票贩子，每天每人排两张票卖给不愿排队的人，一天可以赚十几元钱，大约排队多了，被这“红袖标”认了出来。这是卖苦力的活，但能赚钱。那时大家的工资水平每月几十元，他们一天能凭此赚十几元就算很好了。我问他们刚才怎么摆平“红袖标”的？一句话，10元钱。他们笑着回答。“什么话这么厉害？”简单的很，“老师傅，你家住方浜中路××号三楼，”然后在他的口袋里塞了十元钱。原来他们早已跟踪过这个“红袖标”！但这个“红袖标”也是老江湖，他掂量了一下，家庭地址让他们查到了，不要找麻烦，而网开一面还有好处，就选择了后者，于是化干戈为玉帛。
闲聊中，他们知道我有记者证，就自告奋勇地拿着我的记者证去找“红袖标”，没多花一分钟，居然被他们搞到了一张三等船票（能报销的上限），免我一个多钟头的排队之苦。我用温州话向他们表示感谢：叫你们生受了！
这是温州人在艰苦环境中练出来的生存能力，也是因难懂的温州话出奇制胜的实例。当然也可以看出，温州人在起步发家的初期，难免带点不很干净的色彩，后来，他们中的两个人在上海北京路扎下根，开间五金电器店，一家人都住在上海，并且与我成了朋友。
还有件事，顺便在此一说：2002年我与另一温州人坐软卧去天津，在南京站上来两位南京人。我们当时正就一件事讲得热闹，仅与他们点了点头。巧的是我朋友手中正拿了一份《读卖新闻》，那是他在床底下找到的。两位南京人说：“看来我们要跟这两个日本人坐到北京了。”我看其中一位手拿扑克，猜想他上车前就想好要邀同包厢的另两位打牌的，偏遇到了“日本人”。我们不禁笑了，他们才问：“你们能听懂我们的话？”“岂止听懂。”我笑着说。心想，我的普通话比你们说得好。“那你们怎么说这种古怪的话，像日本话似的。”我一想，他们的话也对，温州话的节奏确实有点像日本话。当年倭寇专门拣温州一带来抢掠，这里有没有什么联系或渊源？也许日语的祖语也是侗台语呢，既然是闲说，我便在此闲猜。沈克成先生是懂日语的，一并在此就教。
说起温州话的古怪，我还想起一件事。文革时期，上海的小旅馆很怪，电灯的开关在门口，睡觉前要到门口关灯，非常麻烦。特别是大冷天，脱了衣服关灯怕冷，不脱衣服关灯又怕看不见，旅客有时便喊服务员来关灯。温州话的古怪我前面曾举过一例，即动词后置于名词，关灯温州话叫灯关关。有温州旅客睡下后喊服务员：“服务员！”服务员过来了，旅客说：“灯关关。”服务员说：“谢谢侬。”走了。温州旅客又喊：“服务员！”服务员又过来问：“啥事体？”旅客说：“灯关关。”服务员说：“勿要客气。”又走了。原来她将“灯关关”听成了“顶呱呱”，以为旅客夸她的服务态度好，所以才会回答“谢谢侬”和“勿要客气”。最终灯没关掉，温州旅客只好穿着裤衩瑟缩着起床去关灯，温州话之特别略见一斑。
对了，在结束本章之前不要忘记抖包袱：“思思、此此、次次四”纯是温州话的音译，意思就是“玩玩、吃吃、看看戏”。按沈克成先生的考证，正确的写法是：嬉嬉、契契、眙眙戏。
潘多拉的盒子还是改革的样板
“在中国的神话中，第一位女人应当是女娲氏。她用泥土造人，又炼五色石补天，还断鳖足支四极，杀猛兽治洪水，使人民得以安居乐业。女娲是女英雄，中华民族的守护神。可在希腊神话中，第一个女人潘多拉可就不那么美妙了，她是赫弗斯托斯根据众神之神宙斯的意志，用泥土和水制造的。因为普罗米修斯盗取天火给人类，宙斯就想通过她来惩罚人类，他把潘多拉嫁给了普罗米修斯的弟弟厄皮墨斯，并送给她一只盒子，里面装有人类的一切罪恶和灾难。厄皮墨斯不顾哥哥的劝告，接受了潘多拉，潘多拉一到，就把盒子打开，结果一切灾难、罪恶从那盒子里倾泻而出……在七十年代末和整个八十年代，不少国人还认为温州就是那个潘多拉盒子打开并倾注的地方……”
这段话引自我与文友汤一钧、张执任合著的长篇报告文学《遥望温州》，写作的时间正是八十年代末的1989年。
确实，即便在被认为春天已经来临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温州还被认为是罪恶的渊薮。
苏联解体，东欧巨变。温州的一位副市长去外地参加一个研讨会，与会的人一听说温州就摇头，并在会上毫不犹豫地宣称：“温州就是中国的东欧。”
一位老干部，很有来头的人物，到温州转了好几天，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