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С峙┟竦囊螅⑴筛刹康饺窃呒杜┮瞪献魃缃邪交匝椤Ｄ鞘�1956年5月份，农业生产耕作是以季来见效果的，当年秋收，实行包产到户的农业合作社便取得了比别的社好得多的收成。李云河便向全县推广，到第二年，就有二百多个高级社实行了包产到户，全温州地区则有一千多个高级社实行包产到户，计有社员17。8万户，约占入社总人数的百分之十五。
1956年11月16日，李云河发表了调查报告《“专管制”和“包产到户”是解决社内主要矛盾的好办法》，并上报温州地委、浙江省委、华东局和中央农村工作部。1957年1月27日，《浙江日报》全文刊登了该报告。大约李云河认为自己找到了一个解决矛盾的好办法，可以大大地提高生产力，浙江省委也认为是个好办法。
但到了当年的10月31日，新华社发表题为《巩固合作化事业，抛弃资本主义道路》的批判“包产到户”文章，《人民日报》、《解放日报》都予全文刊登，这其中四次点名批判李云河。其后，永嘉一批干部被打成“右派”，李云河首当其冲，是“极右分子”，开除党籍，开除公职，下放工厂劳动。
我认识李云河已经是二十多年之后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省作家协会在杭州南空疗养院开笔会，一位温州作家陈康谨在撰写有关李云河的报告文学，邀请李云河先生到会。二十几年的艰苦生活，虽说使得李云河白发苍苍，却未有挫光他的锐气，谈起农村问题滔滔不绝。二十几年中他仍旧思考这些问题，真是“为伊消得人憔悴”。
有意思的是，批判归批判，温州地区的一些偏远农村或大山里头，仍然在悄悄地实行着包产到户，大跃进时期和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有更多的地方在实行着。到1975年、1976年，温州的永嘉县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的生产队竟占77％，有三分之一的山场也包产到户。这就是大胆的温州人，不怕死的温州人！
当然，这也是因为温州的闭塞地理环境所成的条件，天高皇帝远，你自己不说，谁会跑到这么偏远的地方找事。但“包产到户”毕竟是“两条道路斗争”的表现，即便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发展农业的若干问题的决定》还明确规定：“不准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毕竟在温州有这么多的生产队在实行，涉及到这么多的农户，要想完全保密是不可能的。在1976年冬的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温州的永嘉县被列为浙江省“分田单干，集体经济破坏最严重”的县。
说到这里，一定会有人指出：“包产到户”是安徽人首创的，特别是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农民，怎么会变成温州的永嘉县呢？确实，报纸上都是这么说的，但小岗村的包产到户是1978年才实行的，温州农村比之早了好多年。问题是温州人记取了李云河的教训，只做不说罢了。再说安徽省的农村改革，有万里同志的支持，1978年时机也已经成熟，便一炮打响了。其实，对于温州人来说，首创权并不重要，解决吃饭问题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温州人从来没有争过首创权，也不会搞个什么假样样来请中央领导参观，温州的干部与老百姓一样务实。
“温州模式”的前宏
“包产到户”虽然解决了部分劳动力的问题，但解决不了所有温州人的吃饭问题，田地实在太少了，你包产到户，我便无产可包。即便包了产的户，那几亩田有一个劳动力伺弄也就足够了。三兄四弟怎么办？除了部分外出做小生意之外，大都留在家中搞家庭工业。这时，瓯地瓯民上千年形成的特点便显现出来了：他们不是你做你的，我做我的，而是一村一乡一个产业百户千人抱成一团，那个壮观的场面实在让人吃惊！
举个例子，苍南宜山的老百姓一向有农闲时织土布的习惯，一方面解决自己一家人的穿衣问题，织得多了也可拿到集市上换点零钱花。那种布一般是花格子的，苍南那时未从平阳县中分出，这种土布在温州俗称“平阳布”。“平阳布”用的大都是再生纱，从回收的旧布破衣中再土纺土织的，是穷苦人家织来供穷苦人穿的。许多人自己去买这种价格低廉的土布穿，将发来的布票拿到市区去卖掉。这部分土布是对匮乏的市场的补充，有市场，产业就可以做大。
分工是自发的，你收购旧布破衣，我开花纺纱，第三家成绞染色，第四家穿梭织布，第五家集布承运，最后一家是外出兜售——整一个托拉斯！从1965年开始，到1978年止，我在纺织行业搞技术，经常被宜山请去帮忙，多次去宜山，那场面真是壮观。一进宜山地，便听到了震耳的机器声，开花的、纺纱的、染色的、织布的，每家每户都有机器，大户人家摆放着多台织机，小户人家也有一台织机的。我曾帮忙过的一家丝织商标工场是宜山的纺织大户，有十几台提花织机。“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家家的女孩子都坐在织机前……
用个数字说明宜山纺织“平阳布”的盛况吧，从1958年到1970年，宜山供销社经营农户土布的销售额每年都在一千万元人民币以上。要知道当时的土布只有几分钱一尺的，好的也仅卖一二角钱一尺而已，这上千万元得多少布！而且许多布不是通过供销社销售的，因为有一支销售大军散在全国各地。
乐清柳市的低压电器、永嘉桥头的钮扣饰品、平阳萧江的塑料编织袋、苍南金乡的礼品及包装印刷、永嘉瓯北的水泵阀门、龙湾永强的医械化工……等等行业的兴起与壮大，都与宜山的模式类似。当时叫“一村一品（品种），一乡一业（行业）”，“小商品、大市场”。没有规模宏大的厂房，没有成套生产设备，市场却是最大的，销售到全国乃至全世界。
在磨难中成长的“温州模式”
政府一直想遏制这种势头，想方设法进行打击。也举一个例子：我在纺织厂的一位同事，有感于宜山的景像，便动了脑筋，购进一批旧渔网，拆解之后纺成渔网纱，卖给宜山人织“平阳布”。本来这是收旧利废的好事，而且搞渔网纱也是非常辛苦的一件事，经过海水浸泡的旧渔网是很脏很重的，要经过收购、浸泡、洗涤、拆解等等阶段，亲戚朋友都被动员起来，家家户户在辛苦忙碌，所赚的钱只能略为小补。发现之后这位同事被捉到人民广场万人大会上去挨斗，一起被斗的数十人都是如他这类的“投机倒把犯”。台下人头攒动，口号声此起彼伏，台上的人瑟瑟发抖，惶惶不可终日。那场面也只能以壮观来形容。这些“投机倒把犯”，有的被判二十年、十五年或数年徒刑，也有的因退赔及时或坦白从宽被当场释放的。我那同事即属后者，算是逃过一劫。
上世纪八十年代温州人有一说，那就是怕“两风”，春天怕一号文件风，秋天怕刮台风。不知为什么，有好几年的一号文件一发就刮风。如1982年的打击严重经济犯罪，标题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再接着是清除精神污染，发的都是一号文件。这些文件看似针对文化宣传部门的，在温州都会落实到个体户身上。1982年的一号文件一发，许多温州个体户便倒霉，我上面提到过的乐清柳市镇的“八大王”案件最典型。柳市有八位很有名的个体户，如“目录大王”（信息专业户）、“旧货大王“（旧货购销、再加工专业户）、“机电大王”、“汽配大王”、“螺丝大王”、“线圈大王”、“供销大王”等等有七个“大王”被以投机倒把的罪名关押、判刑。有一人在逃，全国通缉。当然，后来是宣布平反，无罪释放。他们比之我前说的陈瓯江等人幸运得多了，仅仅吃点苦头而已。
温州人也真奇怪，无论是政治风，还是自然风（热带风暴），都没有被吹倒，还前仆后继。杀掉几个，抓捕一批，“地下工厂”、“地下包工队”、“投机倒把分子”等等还是如雨后春笋，又长出一批，在吃尽苦头，听饱争议之后还创造出许许多多的“全国第一”的纪录：
全国第一个提出“包产到户”的地方。
全国第一份（批）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1980年共有1844户个体工商户领到营业执照）。
全国第一家实行利率改革的农村信用社——苍南金乡镇农村信用社。
全国第一座农民城——龙港镇。
全国第一个股份制城市信用社——鹿城城市信用社和东风城市信用社。
全国第一家私人跨国公司——叶康松办的美国明尼苏达州的康龙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全国第一条内地和香港合资兴建并运营的地方铁路——金温铁路。
……
但这许多第一如果没有带动温州的经济迅猛发展的话，它最多只是吹牛的本钱，不具实质性的意义。现在还是让我抄录几个数字来说明温州人在付出高昂代价的同时，所取得的成就。从1978年到2002年，全市国内生产总值从13。2亿元增加到1054。99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翻了五番，年均递增15。4％，远远超过全国平均水平；2002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491。09亿美元，进出口总值34。54元，其中出口总值为26。5亿美元；人民生活水平也因此大大提高，从1978年到2002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113。5元增加到5091元，按可比价计算增长5。6倍。2002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提高到14591元，按可比价计算，比之1981年（注意：不是1978年）也增长5。6倍。据2002年国家公布的有关数据显示，温州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居住面积这两项指标，在全国包括直辖市、副省级市以及沿海开放城市和经济特区的33个城市中分别排名第三和第二位。温州人用了二十来年时间，完成了从生存命题到发展命题的跨越。有经济学家称温州经济增长的二十年，相当于亚洲“四小龙”的三十五年。我们可将此称为“温州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