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在中国是一个已经被用烂了、却始终无法被摒弃的名词，它几乎被赋予了宗教般的意义，而很少有人以历史的脉络来对之进行分阶段的解读。于是造成的结果就是，在当今中国，改革成了所有利益集团为自己博弈的工具，“改革，改革，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之”。
事实上，必须与改革同时被讨论的是，共识、利益与权益。
回望最近30年的中国经济变革，我们看到，在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之前，改革的共识是建立在对计划经济体制的破坏之上的，所有的改革都是从“违法”开始，因为，现行之法是一种“恶法”，先行者前赴后继，改革以自下而上的潮流推进，政府则在其后以追认的方式认可，原有的既得利益集团已经瓦解，或者说已无利可图，新的商业利益的获得者都是在体制外成长起来的。
自1998年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之后，情况悄然发生了大的变化，随之，中国的产业结构开始向重型化转移，能源及资源—这些要素无需通过改革的方式培植—成为商业利益的新争夺点，到2003年之后，因反对计划经济体制所形成的改革共识终于被利益分化掉了，从此，中国经济由共识时期进入到了博弈时期。我们无法用好或是坏来形容这样的景象，这也许是经济发展的必然逻辑，不过让人担忧的是，政商界、知识阶层以及市民阶层对这种变化的发生显然非常陌生，要么不肯承认，要么有意回避。
在共识模糊的前提下，利益及权益的重新设定被延误了下来，于是，改革成了一个特别诡异和摇摆的名词，无数经济乱象由此而生。
叶檀在这本书中，以她细腻而罕见的分析能力，全面解读了中国经济的方方面面，从宏观走势及决策逻辑，到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及金融市场的种种病兆。她留存了过去十来年中，中国宏观及产业经济曲折前行的种种矛盾与冲突，勾勒出了“中国式成长”的线条，同时也给出了富有勇气和穿透力的解读。
我非常同意她在后记中的这段话：“当政府的作用强大到介入微观经济领域，阻碍生产效率提升，甚至大肆浪费纳税人的辛苦钱，投入到白宫式的象征性豪华建筑中，而纳税人却无能为力，这种介入必然导致经济体迅速恶化。”
她的如下感叹更是让人心有戚戚焉—“处于转型时期的人，不得不在逻辑怪圈中挣扎：赞成自由市场，又看到自由市场的约束条件；不赞成政府过度介入微观市场，却时刻呼吁政府的自律与他律。”
今年，我有机会去中国的两个邻国—日本和俄罗斯做了旅游考察，我看到了一个缺乏内需的发达国家的苦恼，以及一个迄今未从“石油诅咒”中摆脱出来的大国的困顿，相比这两个与中国恩怨交错的国家，我们的成长前景实在让人羡慕。中国的问题都是在“历史的三峡”中曲折前行的问题，而不是无路可走，在这个意义上，叶檀的设问正有她的警醒、跃进与面向未来的意味。
自孔夫子说出“惟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之后—我至今不知道如何确切地“白话”这句话，全中国的男人都知道女人是不好惹的。日前有朋友盘点财经界的“危险人物”，说到女性，北有《财经》的胡舒立，南有上海的叶檀，此兄笑言，有“北胡南叶”在那里，财经界的性别力量就已经平衡了。当然这是席间笑谈，却也有事实的意味在里面，不妨录在这里，给读者留一点谈资。
最后要补充一点的是：尽管叶檀被人称为“叶女侠”，其文笔之犀利、言辞之猛烈往往让她的异性同行都自叹逊色，而在日常生活中，她却是一个非常平和、通达的人，好商量到几乎没有原则。
好了，现在请看“叶女侠”出刀。
自 序（1）
经济变革大局势
中国经济大变革始于今日。
从长周期说，中国经济的现代化变革始于一百多年前。当林则徐等先贤战战兢兢地提出师夷长技、翻译西方书报之时，现代化变革的基因已经潜藏在内。此后经过由上至下的改革，经过系统的官商合办、官督商办等尝试，经过民间土生市场力量与外来市场力量的冲撞，表层的商业文明与内里的小农经济貌合神离，官方扶持的市场化实验与现代社会一起半途夭折。
当下的中国，具有以往的中国现代改革史从来没有的经验—改革初始时期的上下合力利益均沾细分为不同的利益群体，改革的目标必须进行二度校正；市场化改革从计划经济与国有体制颇具特色的货币与资本市场脱颖而出，国内市场并未开放，市场内生动力还没有发挥，市场主体的一只脚已经迈向了国际；国有企业仍然被赋予保值增值的历史使命，但人们有理由担心，官商合办、官督商办的低效、贪腐噩梦是否会卷土重来。
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机会，世界经济在2007年年末再次发生强烈转向，世界金融中心地带发生强震，全球看着中国手中握有的两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俯首倾听中国的声音。经济现代化之旅离不开基本健康的社会秩序的护佑，中国的现代化之旅总是被内战、外战撕成碎片，企业、民众在重税之下无法保持对未来的任何预期，而现在，强有力的统治足以让社会维持数十年的和平岁月，这是中国在追逐现代化过程中前所未有的岁月，让人联想到中国抗战爆发之前的一段工商辉煌岁月。如果不趁此机会寻找到社会的转轨之机，历史机遇稍纵即逝，中国的现代化之梦还将延续百年时间。
历史不会重演，这句话并不准确，历史的幽灵被驱赶出大门，又从后窗跳入内院。改头换面，其魂则一。目前的这场经济大变革，潜藏的改革基因既承接晚清以来的颠扑难灭的国家现代化梦想，又承接了强有力的行政权力，大批亦官亦商的市场人士，和一个亦官亦政的组织架构。如果说，最近30年来的这场市场化改革与百年来的改革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我们通过饥荒、战争与被入侵，认清了改革的几个前提，市场不能建立在亦官亦商的构架之上，不能建筑在中体西用的梦幻之上，没有农村的商业文明，就不可能有中国整体的商业文明。
我把从清末开始的经济现代化之旅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清末开始到民国结束的官方主导模式下的市场化努力，第二阶段是1949年以后政府以计划经济追求国强民富的过程，第三阶段是起始于1978年的民间自发保护产权与财富的努力和官方大规模推行改革的过程中自下而上、自上而下改革的结合。
笔者无心作贯穿30年的长篇巨制，那非个人之力所能完成。之所以选择2007年作为改革另一个重要转折关头的切入点，是因为从2007年开始，改革遭遇系列挑战，社会的种种征兆显露无遗，这个社会正在呼唤一场大规模的、一系列的深度改革。
发端于1978年的改革分为几个红利分享期，1998年是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此前中国经济社会中普遍的产能不足、国内需求畅旺、产品不愁销路的红利消耗殆尽；2003年是另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世界贸易组织（WTO）红利让中国产品找到了新的销售渠道，正因为国内与国外双重消费渠道先后开启，中国经济改革的制度性改革顺理成章被延后，各方吃滚存下来的红利。但2008年，一个不愁消费、不愁产品销售渠道的商品世界，在破坏性十足的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坍塌了。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自 序（2）
改革初期产能不足的红利从21世纪初已经消耗完毕，摆个地摊兜售各色小商品就能当上万元户、吃香喝辣的好日子一去不复返。产能过剩在1998年的经济紧缩中已经有所暴露，政府必须依靠房地产、教育等拉动内需，居民消费不足成为实实在在的拦路虎；而到2007年前后，拉动内需大大有功的房地产市场业已成为分配不公、行政垄断、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政失衡的象征。
2003年是中国现代化史上的重要时刻，中国主动向世界贸易组织靠拢，经过十几年艰苦的谈判，终于开启了中国WTO新时代。带来的直接好处显而易见，中国大大小小的制造企业、家庭手工作坊生产出来的鞋、袜、衬衫、打火机等等，义乌小商品市场上包罗万象的中国小商品，如水银泻地，覆盖了全球市场，全球人均10双袜子就有3双是中国袜子。2005年左右开始出现的西班牙烧中国鞋事件，是全球生产过剩、金融危机异变之前出现的小信号，当时被当做全世界失去抵抗力的高薪产业工人的最后挣扎，在占据了报纸头版一两天后，就淡出了人们的视野。2003年如此重要，自从这扇门打开之后，中国只能越来越深地参与国际市场，再也退不回原有的发展模式。并且，2003年以后产能过剩问题轻松解决，让我们产生了严重的幻觉，以为能够一直拥有全球消费市场，让中国像日本、韩国一样能从容完成初级工业化之路。
但2007年10月开始的美国第五大投资银行贝尔斯登公司所属的两家对冲基金的倒闭，不料成为美国房地产次级贷款危机的前奏，此后如山火蔓延，引发全球经济危机。在房地产泡沫将资本市场的泡沫榨干之后，我们突然面对前所未有的局面，一贯大手大脚的美国人开始厉行节约，储蓄率上升，正如老话说的，藏在枕头下的钱再拿出来就很难了。美国人突然不消费，全球产能过剩，通过挖掘其他出口市场弥补欧美市场份额的下降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因为，地球是圆的，发达经济体对出口消费有极强的带动作用。
全球充斥着或明或暗的各种贸易战争。从2008年年底20国集团宣布不采取保护主义措施以来，已有17个国家实行了47项措施，以牺牲其他国家为代价对贸易实施限制。当全球最大的美元持有国与美元发钞国开始互相指责，当全球在一起，对于出口政策作出检讨，只能说明，WTO时期的出口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