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还没有人想到在电脑上看电视，现在我们的影视下载都很快的，一部电影下载两块钱一次的话，就不会有很多人去买盗版，假设有一千万人下载的话就是两千万，而且还省去了和院线之间的分成，而且它还可以首轮二轮。通路顺畅了，平台的价钱便宜了，做内容会更值钱，现在唱片公司找我们要的就是这个东西，什么下载的人多，来推断什么样的东西好。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梁冬：玩的就是心跳（2）
如果我特别喜欢这个节目，花两块钱看一次，三天之内一千万人下载的话就两千万了，什么节目做不出来？你还不用考虑广告商的问题了，现在互联网用户是一亿，2010年是三亿，空间有多大？
其实，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之间的合作有很多前景和空间。甚至，你会看到电视成为整合各种媒体形态的综合平台，例如“超女”，它成了整合移动、QQ即时通信、贴吧、论坛、线下活动的超级驱动器。
而且在新媒体时代，在每个人都能发言的时代，传统媒体对于道德的捍卫、对于良知的捍卫会变得越来越重要，它的价值反而会显得弥足珍贵。
新媒体提供足够多的海量信息，新媒体还要完成一个沟通和交流的功能。比如说腾讯，它从以前的技术软件公司变成了媒体工具；比如说###，它把自己也视为一个媒体公司了，它从移动通讯专家变成了移动信息专家。
在未来的媒体规划上对媒体应该有一个全新的角度和思维。第一，能否让技术成为节目内容和形态的一部分？第二，能否通过这个技术创造出足够多的信息，而你只是提供关于信息的信息。这之间的关系就好比一本书和书评，是不一样的，以后书评可能变得比书还重要，而书评就是关于信息的信息。第三，是否能够在内容里面更多地制造你和观众之间，观众和观众之间，你和合作伙伴之间，合作伙伴和你的观众之间的互动？如果这三方面成功的话，你就能在新媒体方面有更多的成功可能性。
比如说国外有一个网站，它让所有的编剧、导演、写小说的人都把自己的东西贴上去。比如说这个地方可能会有一部车出现，它告诉你会有两分钟的镜头，又比如说这里安排一对恋人在海边散步，他们手上会拿一瓶啤酒，所有的商品接触点它都可能列出来。右侧是产品，打开的人是市场总监，他说我把这个啤酒放到这个故事里面去，我把我的产品放到那个故事里面去等等，然后他们自己去交流怎么赚钱，按照什么模式去收费。而这个平台做什么呢？就做全世界的所有的各种的植入模型。
到那个时候，所有的内容都会变成免费的，因为这些企业根本就不在乎他是不是正版的，只要看的人足够多。那个时候就没有所谓盗版和正版的概念了，只有多少人看的概念。有一天微软可能不卖他的授权了，如果是可口可乐赞助的话，所有的windows打开界面的时候，里面都是可口可乐的标记，而用户将不需要再为此买单。
梦霞：新媒体整合的世界似乎变成了一个以商业为唯一原则的世界，你喜不喜欢这样的世界呢？
梁冬：我觉得也很好，在这种情况下，传统媒体就变得越发珍贵了，如果有人坚持下来了，它坚持不向商业妥协，它会变得非常有价值。
事物就是按照这样的规律发展，有一个阶段我们会选择如何用物质去推动意识形态；但也有可能我们会觉得它不符合我们的目标了，我们又会去选择纯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的东西。这两种情况都是存在的，但是我相信前者一定是主流，后者一定是非主流。但是非主流不代表没有影响力，现在有些报纸发行量不一定很大，但是影响力很大，它代表的是影响力。
所以我们对电视的看法不要停留在电视本身的形态上，这个东西之所以是这样，不是导演要做成这样，是因为不得不做成这样，是因为整个产业要求你必须得做成这样。导演必须要考虑内容怎样做得又简短又直接、可以互动而又有趣，以配合手机的需要，你不这样做别人这样做别人就成功了，你就失败。于是做电视就很清楚，不需要为此而烦恼。
。 想看书来
李静：我是一个结构比较完整的人（1）
小鸡捉老鹰
梦霞：听说你做记者时还有一个笑话，采访县长的时候睡着了，有这样的事吗？
李静：有，不是县长，是一个乡镇企业家。那次采访是北京的中午，夏天，特困。我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梦霞：你做了四年记者都没培养起来对新闻的兴趣吗？
李静：我想我还是更喜欢文艺吧。当时我是在北京台做《北京您早》，跟元元、徐韬我们都在一起。我们节目当时差不多是跟《东方时空》同时开出来，因为当时要跟《东方时空》竞争，所以就选择拍曝光类新闻。我当时是跑公安口的，所以就经常跑案发现场，你要面对形形色色的人，应付各种各样的情况，就非常锻炼人。其实现在做娱乐节目我倒是非常感谢做记者那几年，你对人对事的敏感度，你把握的尺度，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我觉得都要感谢那几年做记者的经历。
梦霞：所以说一个好的记者不一定是一个好的主持人，但是一个好的谈话节目主持人首先应该是一个好记者。
李静：没错。现在好多人从院校出来直接做娱乐节目主持人，就是缺了记者这一课。只会跟明星说话，不会跟“人”说话。我觉得我最好的一课就是做记者那几年，我记得崔永元也说过，他最大的积累就是他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做记者。还有就是我的性格里面有一种东西，我喜欢刺激，特别喜欢冒险。有很多人会觉得多危险呀，但是我就觉得特别有使命感，那时候晚上睡觉都不脱衣服，因为随时就要出发，那种使命感让我觉得特别好。
梦霞：既然你对做记者也很有兴趣，为什么又会走了另外一条路？
李静：我觉得自己骨子里还是跟文艺更有关系吧。我一直是在学音乐，其实做记者是改行了，后来就还是想做跟音乐、跟文艺有关的东西。
梦霞：你大学学的是音乐，怎么会做了主持人呢？
李静：大学毕业后我分在张家口电视台，开始的时候做编辑，后来领导觉得这小孩长得还行，就让我做主持人。这时候我突然就发现我哪儿都不对了，我整天挨批，因为我比较特立独行，然后电视台又是那种作风，要求特别统一，我的那种方式他们都接受不了。
你比如说，当时在电视上说话都得高着声说：“大家好。”因为我学过音乐，我知道那个声音难听，他们非让我那么说我就非不肯，当时大家就觉得咱们一直都这样啊，你为什么不这样呢？很多东西他们不需要改变。不肯的时候我就争执，还有很多方面是这样。
我就觉得太可笑了，我当时二十多岁，也年轻嘛，我就觉得所有的东西都那么不对，都应该再重新创作一遍。我内心非常苦恼，所以后来考上电影学院我就走了。
梦霞：北京电影学院又给了你什么样的影响？
李静：最大的一个改变就是我非常欣赏自己了。到电影学院后我们每天都有电影分析课，看了大量国外的电影，看了以后老师还给分析，这时候我就豁然开朗了。因为在电影中强调的是人性，人性是多重和宽容的。你比如说，人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甚至是脾气特别古怪的人都让你觉得那么真实。我就明白，哦，原来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个性，不用大家都做一样的人，我就觉得特别美好。所以说就是电影让我看到了真正的人性的东西。
包括我特别喜欢看的伯格曼的电影，它很痛苦、很挣扎，但是它很人性。所以在电影学院的经历对我做电视启发特别大，对我的思维角度，对我对真实性的理解都提供了特别好的依据。
梦霞：学习电影对你做电视具体有些什么帮助呢？
李静：电视是一个快餐的东西，它其实是特别浅层的，因为它的表达手段就决定了你必须是特别浅层的表达。但是电影是完全不同的，它的表达是非常深刻的，同时又是非常自我的。
电视好像就是一种讲述。电视里你讲的都是一个事，一个社会现象，而电影是诗意的，是有层次的，它是有很多表现手段来支撑的，是跟电视的表达完全不一样的。我学了那么多年电影，我把我的那种感受加到电视里去以后，我发现也会不一样，你看《超级访问》的时候可能就会觉得有一种东西特别感动，其实那就是很电影化的东西。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李静：我是一个结构比较完整的人（2）
比如，我最早在谈话节目里面用音效。我2000年开始做《超级访问》，当时的谈话节目也就那么几档，《实话实说》是用了一个乐队，但我们最早尝试嘉宾和主持人谈话的时候背景衬着音乐，还有效果声，还有字幕。1999年我做第一档节目《小鸡捉老鹰》的时候就用字幕，那时还根本没人用。
梦霞：你当时是怎么想的？加字幕还得花钱，你可是自己投资啊，别人都没用你为什么要用呢？
李静：当年为了这个字幕我们就一点钱都没有了。因为我当时无意间听到一个朋友跟我说，增加字幕的收视率比不增加字幕的收视率能高出五十个百分点。后来我就想，如果有语态不清、表情不够生动的地方，字幕都可以弥补，咱就甭说可以增加五十个百分点，增加二十个百分点，就是只增加观众的集中力，咱也要加啊。
当时为了加字幕特别费劲，我们还雇了外面一个专门打字的把字打出来，特别麻烦。但是我说必须要上，而且要铺音乐，还要加效果声。他们就说，哎呀这太乱了吧？谈话节目怎么这样做啊？可是，我当时就觉得人家都没有这样做才好，都这样做了我不就没什么了吗？而且我自己知道这样做是对的。
因为我们在学电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