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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大部分思想来自我在这块岩石上的思考，”柯林斯说，“我喜欢看着太阳从白雪覆盖的乡村慢慢落下。”尽管这些思想都是针对卓越的企业，同时也是区分卓越企业和平庸企业的关键，我们还是能从中看出登山感悟的影子。最典型的是他对真正的企业家和机会主义者的区分，后者曾经在网络公司的热潮中大发横财。“这就好像是无氧攀登珠穆朗玛峰，”他说，“这是真正的登山。也有人一遇到危险就要求夏尔巴人（居住在喜马拉雅山南坡，常为登山队作向导及搬运物资——译者）带着他们下山，这算不上真正意义的登山。你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爬上山顶，必须自己体会面临生死的考验。”这也许就是登山的乐趣与刺激，他说。“市场信息可以被扭曲，但是地球引力从来不会说谎。”
引力、藐视、运气、风险、机遇、死亡。对于柯林斯而言，大山不仅仅是其伟大思想的衬托，更是贯穿其中的美丽山脉。
高山与商业，初一看似乎风马牛不相关。高山属于少数人的领地，而商业是许多人赖以生存的职业。高山经历千百万年才形成，而市场瞬息万变。更重要的是，高山超凡脱俗，拥有自己的词汇，而商业属于尘世。
然而，高山不仅拥有激励的力量，而且更具有启示的作用。爱德温·伯恩博在《世界圣山》一书中将高山视作人类不断突破自身极限、不断超越自己的象征。高山还可以被看作是高空实验室，在这些不通人情的地方，犯错的空间如同高空的氧气一样稀薄。而你的大脑也因为供血的不足而变得迟钝起来。此时，即使是最小的疏忽——如手套或锁扣的脱落——也会演变为致命的错误和灾难，使最完美的战略毁于一旦。当你登上5000英尺的悬崖时，你的生命也许完全寄托在冰镐之上。
需要提醒的是，当某人登上顶峰时这也是组织的胜利——这就是为什么登山不仅仅是一个管理比喻，它本身就是管理。
《登顶》代表我们朝这一方向努力的处女航。我们并不奢望能找到一种全新的公司生活方式。我们既没有标榜自己已经找到了经营管理中的“香格里拉”，也没有武断地断言“夏尔巴”就是未来工厂的模式。恰恰相反，我们希望向登山者提供他们最渴望体验的东西：一条从未攀登过的山路。因为没有现成的路可供我们选择，所以我们尝试了不同的路线，让世界上最优秀的登山者和商业思想家自己选择登顶的道路，有些时候，他们出现在两个营地。
在以下各个章节中他们将带领我们一同走过K2峰的雪崩、埃尔多拉多大峡谷的“不可能完成的”创世纪之路，以及珠穆朗玛峰的死亡之地。他们每一个都将用不同的轮廓和色彩描绘自己登山的体会。在第一章中，柯林斯将解释他对“失败”（没有竭尽全力就放弃）和“落败”（全力以赴、竭尽所能）之间的区别，以及为什么他将日历提前12年仅仅是为了征服一座花岗岩壁。在第五章中，保尔·艾赛尔将描述他在麦金利山顶峰的诱惑与致命的雪崩之间的“漫游”以及这段经历对他在硅谷和俄罗斯创业的启示。在最后一章中，沃顿商学院教授迈克·尤西姆将自己对组织的终身研究与他对登山的钟爱联系在一起，从中他得出了一些快速、正确决策的指导原则。对我而言，他总是像一位可敬的父亲，实际上他确实就是我的父亲。既是企业家又是攀岩爱好者的罗伊尔·罗宾斯，向我们讲述了他第一次单独挑战巍峨的厄尔卡皮坦山岩壁的10天经历，以及他对毅力这一精神力量的顿悟。
克里斯·华纳也是一位企业家，他将讲述攀登印度的圣福灵峰的经历，以及这一经历对他创办登山企业EarthTreks的影响。罗德里格·乔丹叙述的是他攀登珠穆朗玛峰和K2峰遇到的惊险以及卓越团队的必要成分。第一个征服珠穆朗玛峰的美国女性斯泰希·艾黎森将探讨领导不力的问题。与此同时，《世界圣山》的作者爱德温·伯恩博将带领我们领略富士山和西奈山的旖旎风光，探讨为什么较易攀登的山峰仍可产生并不逊于珠穆朗玛峰的魅力。最后，既是企业家又是探险家的艾尔·里德将讲述人的意志如何将登山的激情转化为终身的职业。
以上这些故事的共同目标——毕竟每一次探险都需要一个目标——是将高山的经验与教训带回地面，这些经验与教训不仅适用于海拔5英里的高度，而且也适用于海平面。但是，它们也回答了另一个问题，这是我们向登山者提出的一个永恒问题，同时也是我们心中的一个疑问，为什么他们如此不畏艰险，一心想征服高山？从某种意义而言，我们每个人都是登山者，都在向上攀登。
我们为什么要攀登高峰？
“因为它就在那里。”英国登山家乔治·雷·马洛瑞这一最直接也是最机敏的回答几乎成为所有时代最标准的回答。说它标准，是因为他本人就长眠在世界的最高峰。1924年，当他登上珠穆朗玛峰的北峰后再也没有下山。马洛瑞的回答虽然风趣，但是我们更欣赏的是他的观点。他说，登山的动力来自内心。内心什么地方？这个问题如同喜马拉雅山一样巨大。毫无疑问，登山首先包含着一些自私的因素：我们想征服顶峰，俘获战利品，成为登山之王——而全然不顾其中的危险和自己的亲人朋友。20世纪30年代，纳粹德国向全世界宣布了其征服克什米尔南迦帕尔巴特峰的野心，企图将其纳入自己的版图。
然而，将登山降格为“自私的爱好”——就像一家日本报纸在田部井淳子成为第一个成功登上珠穆朗玛峰的女性时那样——似乎有些过于简单化，因为在登顶过程中有一种比自身更崇高的志向与抱负：与大自然的内心交流，在大自然面前感到人类的卑微，甚至是法国登山家莫里斯·赫尔佐格在1950年接近安娜普鲁纳峰（位于尼泊尔中北部，海拔8090米，是人类征服的第一座8000米以上的山峰——译者）时所体验到的那种超自然的联系。他在《安娜普鲁纳峰》一书中写道，“我感到似乎一头扎进完全陌生的、异乎寻常的世界。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宇宙——干枯、没有任何生命。同时这也是一个奇妙的世界，人迹罕见。我们挑战的是人类极限，但是我们无所畏惧。有一种东西紧紧地抓住了我的心，呼唤我不断向上攀登。”
巧合的是，“不断向上”也是企业成长阶段最主要的动机。一个世纪以前，人们就开始争相阅读贺拉肖·艾尔杰推出的励志类图书，如《力争上游》和《稳扎稳打》。在他看来，积极向上不仅是高尚的，而且也是可及的目标。在他那个时代，称得上最积极进取的人也许就是安德鲁·卡耐基。卡耐基说，使人类升华的是不断进取这一行为本身，而不是这一行为带来的数千万美元的利润。因此，他捐资成立了许多图书馆，“引导人们积极向上”。在对1885名年轻的观众演讲中，他鼓动说，“你们每个人都应该对自己轻轻说，'我的位置在顶峰。'你们的双脚都踩在同一梯子上，爬得多高完全取决于自己的努力。”
今天，我们对积极向上的感觉与以前大不相同了。社会的发展使人类最基本的需求——衣、食、住、行——不再是一个沉重的经济负担。然而，商业行进的步伐尚未跟上《时代》杂志在1956年的预言——一个全新的时代即将到来，美国人用于谋生的时间将大大缩短，而大量的时间将用于文化和精神娱乐。而事实恰恰相反，我们中的许多人工作时间更长了，为了追求事业的成功，我们牺牲了宝贵的家庭生活、娱乐甚至健康。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动力驱使我们不断攀登事业的阶梯？自我牺牲是一种值得称道的行为吗？或者是自我放纵的现代形式？乔治·马洛瑞也曾经说过，“我们不是为了吃和赚钱才活着，我们赚钱是为了更好地享受生活。”
就像登山不能被简单地归纳为“自私的爱好”，我们也不能把工作等同于名利的追逐。有些人将自己的工作——甚至是那些低微的工作——看成是一种使命，而不是职业。巴塔哥尼亚公司的创始人叶冯·丘依纳德发明了一种环保的户外服饰和器械，帮助登山爱好者在优胜梅地国家公园的攀岩活动。在1974年的创业宣言中，他和自己的合作伙伴声称，“衡量个人成功的标准不是看你是否成功登上了顶峰，而是看你的登山风格。”另一些人则认为，“登顶的感觉来自熟练掌握后的内心体验。”这和罗德里格·乔丹在登上珠穆朗玛峰后的描述是一致的，“在知道自己做得非常出色后，一种恬静的幸福萦绕在我们的心田。”
因此，无论是攀登山峰还是事业之梯，我们都不能把它简单地归结于某一种单纯的动机。更多时候，同一个人身上可能存在相互矛盾的不同动机。贝克·威瑟斯是1996年攀登珠穆朗玛峰历险中8个不幸遇难的登山者之一。他一方面将登山的体验描述为一种“从内心发出的真正的快乐和满足”，另一方面却在个人传记《逃生》中将这项运动称之为“毫无意义的痴迷”，使他对妻子的忠告置若罔闻，听任内心冷酷的激情不断损害生活的核心。因此，当有人提出“登山者为什么要攀登高峰”这样的问题时，我们最好也问问自己相同的问题。是不是仅仅为了向上攀登这一旅程？为了荣耀？为了一路的风景？为了我们的家庭？或者就是因为花旗集团在那里？
在这里对银行的选择不是随意的。每年，世界上许多商学院的学生都会拜读时任摩根士丹利董事总经理博文·麦考依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的经典文章《圣人格言》。与该文配套的还有一小段电影，片头为麦考依正对着窗外的美景想得出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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