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在光绪皇帝以及一些得力的大臣支持下，康有为联合了许多有志之士，开始了维新变法。然而，新政仅维持了百日左右，便遭到了慈禧太后的封杀，光绪被囚，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血染法场，康有为师徒数人事先获知消息，走避使馆，先后逃往海外。此后，康有为在日本组织了保皇会，后改名为国民宪政会，仍然鼓吹“君主立宪”，驳斥民主革命。戊戌变法时，康有为曾说“新朝必变前朝之法”；辛亥革命后，康有为又说中国之危在于尽弃国粹，思想日趋倒退，前后判若两人。终其一生，始终赞美君主立宪而痛斥民主共和，虽然他自己解释说“仆戊戌以来，主张君主立宪；自辛亥以来，主张虚君共和”，但已经没人相信他了，因为没有了道德上的优势。张勋复辟时，康有为或许是一时不甘寂寞积极为之筹谋，彻底蜕变成了“复辟的祖师”。 。。
十四、西学东渐后的唾沫与热血（3）
康有为另外还撰有《人类公理》书稿，但在戊戌变法时期一直没有发表，而且书稿秘不示人，只“私下对梁启超、陈千秋等讲授”，改写妥当之后就成了《大同书》。康有为在《大同书》里认为，“公羊三世”里的“太平世”就是大同世界，是人类“至善至美”的理想世界。这一世界摆脱了乱世的各种“苦道”。社会上致人犯罪的政治经济根源消失了，人性也将可以充分伸展。从而，社会就可以达到“治之刑措”，以至于“太平之世不立刑”。除了“大同世界”，也极力推崇“天赋人权”，民众还应该有“自主自立”之权――几乎是旷古未闻，也招来许多迂腐儒生的叫骂，譬如“无父无君”，“明则推崇孔教，实则自申其改制之义”，纷纷要求朝廷将该书查禁毁版。变法维新时，康氏宏论并无大碍，而失败之后，此书也被查禁。
值得一提的是，谭嗣同自许为康有为的私淑弟子，著有代表作《仁学》，但思想与康有为分野悬殊。谭氏从孔子“仁者爱人”和墨子“兼爱”思想精神出发，大声疾呼国人冲决人世间种种网罗，挺身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变法图存，故其《仁学》堪称中国19世纪末的人权宣言。他认为，“君主废，则贵贱平；公理明，则贫富均。千里万里，一家一人。视其家，逆旅也；视其人，同胞也。父无所用其慈，子无所用其孝，兄弟忘其友恭，夫妇忘其倡随。若西书中《百年一觉》者，殆仿佛《礼记》大同之象焉。”
与谭氏同时代的文廷式也认为，“君权无限几于无法”，并对民主共和的近代欧美政治体制深表礼赞。朝野之间的文化人吁请变法图强，几乎同声相求。易鼐在其《中国易以弱为强说》文中主张，“天下之大权，当公之于天下，不可柄之一人。”稍后，梁启超在辛亥前后明确地将“民权共和”与御侮救国视为珠联璧合之利器，亦即思想文化上的维新启蒙与现实社会中的救亡图存只有表里如一，才能所向披靡。“所谓国者何？积民而成也；国政者何？民自治其事也；爱国者何？民自爱其身也。故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故言爱国必自兴民权始。”
梁启超：民权、君宪与民治
梁启超既是才气纵横的思想者，又是灵通善变的活动家。有人曾经评价说，康有为极端自负，而且“太有成见”，事事以圣人自居；而梁启超则富于感情而“太无成见”，性格类似于孔老夫子所说的狷狂之人。也有人不吝溢美之词，称之为政治斗士、思想导师、舆论巨擘、学界鸿儒。
1895年，他参与了康有为的“公车上书”，致力于变法维新运动。――这是他政治运动的始点。主办《中外纪闻》，梁启超、麦孟华并列为报纸主笔，鼓吹富国强兵之道，养民教民之法，另外介绍西方各国的政治、社会、史地、风情等，为变法维新煽动舆论。报纸每期刊有的言论，多出自梁启超之手。撰文每每含情，流注于笔端，汪洋恣肆，游走八荒，极富煽动性和号召力。强学会成立后，梁启超出任书记员。1896年8月9日，《时务报》正式在上海面世，他担任主笔，所著《变法通议》等政论名噪一时。其所开创的时务文体，亦文亦白，文采飞扬，纵横捭阖，流畅至极，一时风靡全国，引领舆论之先，为五四时代学者争相模仿的样板。
1897年底，梁启超受聘长沙时务学堂任总教习，与谭嗣同一起组织了南学会，办《湘报》、《湘学新报》等刊，鼓吹变法思想，将荀子以下的汉唐宋明清儒家学者，抨击得体无完肤。1898年入京，参与“百日维新”，以六品衔督办京师大学堂和译书局。维新失败后，追随康有为逃亡日本，“主持清议，开发民智”，初编《清议报》，继而再编《新民丛报》，与革命党人纵论国内政局，秉持立宪保皇主张而与同盟会大开笔战，单枪匹马，独力抵挡革命派的轮番上阵。此一阶段，言辞激越，开口“破坏主义”，闭口武力排满。1903年以后转趋温和。1907年创办政闻社，后被清廷查禁。辛亥革命爆发后，他的政治立场也随政局而完全改变，加入共和党，然后与民主统一党合并组成了进步党。1912年9月，担任熊希龄内阁司法总长。――这是他投身政党政治的开始。再到后来，梁启超游走于政府之间，历任袁世凯政府币制局总裁，段祺瑞政府的财政总长，以及护国讨袁战争的都参谋……六年从政跳转，深感徒劳无功。晚年全身致力于学术研究，蜗居于清华国学研究院。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十四、西学东渐后的唾沫与热血（4）
梁启超以“善变”著称，思想也极其驳杂。早年追随康党，主张渐进改良，维新立宪保皇；戊戌变法以后，时而君主立宪，时而民主共和，突然掉头开明专制，转身又反对帝制复辟，身处舆论风头浪尖，给人的深刻印象是“流质多变”。然而，变法前后，思想上连贯不断的主线是他的民权思想。
1840年以后，皇权专制至上的清帝国并未在西方列强的枪炮声中醒悟，然而中国的思想启蒙者却已开始寻求政治文化的转型。历史转折的时代，梁启超深有感触：“国之强弱悉推原于民主”，“今日策中国者，必曰兴民权。”民权和民主本来就是舶来品，虽然说法不一，实际上也就是民主一回事，是18世纪晚期法国大革命的产物。梁启超紧密追随康有为，也以“公羊三世说”为蓝本，将西方民权论、进化论与春秋公羊学糅合一番，提出“三世六别说”，与康有为相合。认为社会由“多君为政之世”，推进到“一君为政之世”，再演变到“君民为政之世”，此中如同潮流，不可阻挡。显然，梁启超借助民权说来策动戊戌维新，要比康有为的托古改制更为在理。不过后来避居日本，视野开阔，大概觉得可笑，不再做自欺欺人之论。
自宋明理学以后，迂腐的儒者拘泥于“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僵死教条，认为“权既下移，国谁与治？民可自主，君亦何为？是率天下而乱也。”――民权击中了君主专制的致命之处。国家政体不外乎民主共和与君主立宪两类。梁启超分析国情，断言“吾畴昔确信美法之民主共和制，决于适于中国，欲跻国于治安，宜效英之存虚君；而事势之最顺者，似莫如就现皇统而虚存之。”在他看来，中国最宜实行君主立宪，而且简洁明了，改动不大，设议院即可。
梁启超认为，“设立议院的好处在于君权与民权合，则情易通；议法与行法分，则事易就。”梁启超心目中的君主立宪制就是国民政治。要想限制君主的权力，只有用民权；要想限制官吏的权力，也得靠民权。宪法与民权，二者不可分离。维新派的君主立宪就是“君民共主”。兴民权就必须开民智，倡自由才能去奴性，“中国数千年之腐败，其祸极于今日，推其大原，皆必自奴隶性而来，不除此性，中国万不能立于世界万国之间。而自由云者，正使人自知其本性，而不受钳制于他人。今日非施此药，万不能愈此病。”
据他的眼光看来，“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非尔者，则虽今变一法，明日易一人，东涂西抹，学步效颦，吾未见其能济也。”“开民智”的最好办法就是遍设学堂，培养人才。同时，梁启超觉得，仅仅开民智并不够，还必须“开绅智”，广兴学会，提高绅士的智慧；而且不可或缺的还有“开官智”，以设立“课吏馆”为起点，因为官吏“胸中未曾有地球之形状，未曾有列国之国名，不知学堂工艺商政为何事，不知修道养兵为何政”，愚昧之极，遑论胜任本职。
梁启超阐述民权之后，进而抨击专制。“为国民者当视专制政体为大众之公敌”，“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政弱之根源”。在《中国积弱溯源论》一文中，梁启超深刻剖析历代专制君主“数千年民贼既以国家为彼一姓之私产，于是凡百经营，凡百措置，皆为保护己之私产而设。国也者，人民之公产也。”君主不过独夫民贼而已，因此“夺得其公产以为己物者也，故其所最患者，在原主人一旦起而复还之。原主人者谁？即国民是也……但使能挫其气，窒其智，消其力，散其群，制其动，则原主人永远不能复起。”高擎的民权大旗之旁，梁启超攻击专制甚为得力，振臂一呼而应者云集。“时当甲午战后，此论一倡，遂风靡海内，举国趋之，如饮狂泉。”近代中国民权思想的第一波高潮伴随着攻击专制的思潮而来到。戊戌变法时，梁启超心目中的君主立宪还非常模糊，只是凭着信念追随康有为，深受其影响而已。
1898年亡命日本后，梁启超的眼界顿时开阔，在中西方思想的碰撞中，逐步摆脱了康有为的窠臼，君主立宪思想也屡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当时的日本一时汇聚了中国政学两界的翘楚，可谓藏龙卧虎。先行者们纷纷结社成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