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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从箱子里翻出一小卷花布，一小包棉花，盖上了箱盖。布和棉花是早些年做被子剩下的。父亲将它们夹在腋下，走到他跟前，以谴责的态度说：“没见过这种人，大冬天的，把个光屁溜的小孩儿用小被一包，就抛弃了！对自己的骨肉，真是够狠心的了。我得去求别人家的女人，给她做身连袄带裤的小棉衣，要不怎么过冬呢？”
他心里又隐隐地刺疼了一下，差一点儿就张口告诉父亲真相了。然而父亲还是没从他脸上看出什么值得怀疑的表情，一说完就向外走去。
“爸……”
父亲在门口转过身。
“要是她醒了，我……该喂她奶吗？”
“不，给她点儿水喝就行。水我已经凉在一只杯子里了。别放糖，不能惯出她不甜就不肯喝水的毛病。那对她没什么好处。她睡得正香，你也别犯贱，闲着没事儿非把她弄醒。她一醒就黏人，那咱俩就得专有一个人让她黏了！”
“知道了。”
“还有，那书包，你别动。里边的钱，你要敢拿一分，小心我剁你手！”
他抗议地说：“我拿过别人的钱吗？”
父亲又语塞了。
“小妖精”的睡态，几近于无声无息，像一个被做成了闭着双眼的样子的大布娃娃。他将耳凑向她的鼻和嘴，这才听到她的呼吸之声，吐纳如丝，均匀而且酣然悄悄，在他听来，挺美妙。
父亲将火炕烧得温热适中。“小妖精”的鼻尖上渗出了几颗细小的汗珠。他想用指尖替她抹去，伸手缩手几次，未敢。又从被角破了的地方扯出了一小片旧棉花，想替她拭去，犹犹豫豫的，还是未敢轻举妄动。
第二天第三天乔祺没去少年宫。
第四天，他在少年宫听到了人们对于高翔老师之死的某些议论——说高翔老师与一名还未满二十岁的姑娘秘密恋爱已经三年多了，在他还没返城时就开始了。那是一位安徽省的乡下姑娘。她的父亲1962年饿死了。她有一个姐姐。而她的母亲，一直是高翔家的佣人，在“文革”中和他一家共患其难，与他一家一同被发配往农场，之后又一同告别北京落户本市，不久病死于本市。高翔老师的父母感念老女佣的忠诚，想方设法将她小女儿的户口从农村老家办到本市，并安排她到烟厂去工作，视如女儿。但是，当他们的儿子高翔与他们已故的老女佣的女儿之间的秘密恋爱被他们发觉时，他们勃然大怒，认为肯定是那来自乡下的姑娘勾引了诱惑了他们的儿子，认为她对他们儿子的所谓之爱另有动机，目的不纯，简直等于是忘恩负义损人利己。结果她被逐出了高家。然而爱情的种子一经在年轻的心中发芽，除非将它从年轻的心里抠出，并且放在烧红的铁板上焙成一粒碳，否则它是不会自行停止生长的。
爱情依然在“地下”进行活动，也一再地受到警告和“镇压”。高翔的父亲母亲并非特别专制的父母，更非凶暴之人。事实上他们对于儿子高翔，几乎从来都是尊重其选择和决定的。比如他们希望他返城后报考中央音乐学院，以他的音乐特长那是不成什么问题的。而高翔对北京似乎已没什么剪不断的感情，恰恰相反，他倒日渐喜欢起这一座冬季多雪的北方城市来。他宁肯在少年宫当器乐班的老师而不想考中央音乐学院，父母不加劝说就默认了他的决定。但对于他的婚姻大事，父母一反常态。他们有他们的考虑。他们曾是北京人，而且曾是很有身份的北京人。他们无时无刻地盼望着尽快地重新再成为北京人。哪怕不恢复他们从前的身份也在所不惜。尽管这座北方城市也是一座相当美丽的大城市，粉碎“四人帮”后开始理所当然地给予他们种种破格的礼遇，他们内心里还是只不过视这一座城市为他们的流放地。北京是他们的心结。是他们的精神码头。是他们早已确定了的灵魂安息地。不重新回到北京他们死不瞑目。高翔是他们惟一的儿子。当他们离开这一座城市时，儿子必须同他们一起回北京。仅仅这一件事，才是他们无论如何都不会向儿子妥协的事。对于从前的身份他们有完全放弃的心理准备，却从来也没想过可以考虑将惟一的儿子单独留在另一座城市，一座曾是他们人生流放地的城市。不，这对于他们是一件不容商讨的事。他们认为，在这一件事上，儿子若违背他们的意志，那么也就违背了是他们的儿子的起码原则。而儿子的爱情，当然也应该顺理成章地发生在北京。哪怕是北京一家普通百姓的女儿，他们都是打算面对现实的。但就是不可以是自己家已故女佣的女儿，更不可以是一个安徽乡下一无技长的姑娘！她才只有小学四年级文化啊！何况，以他们目前的能力，若将她的户口也办回北京，那将是多么多么难的一件事啊！儿子为什么非要将这么一种难以理解的爱情进行到底不可呢？世上不是只剩下了她这么一个姑娘啊！想来想去，在他们那儿，只剩下了一种解释，那就是——他们惟一的儿子，被他们家已故的老女佣的女儿施展难以抵御的惑术迷住心窍了。结果是那姑娘不久以后被烟厂解雇了。本就是临时工，不需要什么理由。然而爱情仍在“地下”继续进行，此时爱情已不仅仅是爱情，也是“地下抵抗运动”了。姑娘像她的母亲活着时一样，也在一户人家当起佣人来。爱情之“地下抵抗运动”更加激怒了高翔的父母，他们认为那是对他们是父母的正当权力的蔑视和挑战。而且那姑娘是不折不扣的主谋，他们的儿子不过是被一时迷住了心窍的随从。其实恰恰相反，那姑娘倒是一次次打算知难而退了，倒是他们的儿子破釜沉舟一往无前。于是那姑娘有一天被雇主客客气气地辞退了，谁家也不愿雇一个品质上有劣迹的姑娘做女佣。难道勾引雇主家的儿子不是一个女佣最不能被宽容的劣迹吗？何况她不知悔改，反而继续。这看法是不便直言的，所以才客气而又坚决，只说不需要了。高翔与他的父母因而大吵一场，连他自己也被逐出了家门，只得找了个借口住到少年宫去。当时，在中国，在城市，普遍人家的居住情况别提有多拥挤，谁要租到一间小小的屋子在城市里长期住下去是十分不容易的事。而那时，姑娘已怀孕了。在当年，在中国，在城市，倘若非是夫妻，两性关系只能是一桩双方担惊受怕仓促而又慌张进行的“事件”。所寻觅到的空间，往往足以令人倍感羞耻。也正是这一点，常使恋爱中的青年因他们婚前的性行为产生心理上的“犯罪”感。那一种“犯罪”感使高翔和他所爱的姑娘觉得他们是一对做案了的贼。爱情的果实结成得太不是时候了。在当年，在中国，即使在一座大城市，对于一对未婚青年，避孕的成功与否，其实主要依靠的是女性一方的算术推算能力。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因为当年的中国几乎还没有什么避孕之药公开出售，而买避孕套是要凭单位证明的。遗憾的是，高翔所爱的姑娘，她的数学头脑先天就不怎么好。高翔决定向他的父母宣布真相。而姑娘不同意。她没有勇气同意。由于双方门不当户不对，她在心理上本就是爱得很自卑的。她怕高翔的父母将她怀孕了这一件事，当成是她的又一次阴谋得逞了，进而当成是她的讹诈手段。她坚持要回到她的家乡安徽农村去，她说回到了家乡她自己总会有“解决”的办法的。万般无奈的情况之下，她想她可以将孩子生下来。她以为，家乡的人们，对于她未婚而孕这一件事，也许不但会抱有宽容的态度，而且还会给予一点儿同情。起码，在家乡，她周围不都是冷漠的陌生人。然而这涉世未深的姑娘又一次犯了错误。她在家乡更其不幸地成了一个“道德败坏”的反面教员，连她的亲姐姐，县淮剧团的一位女演员都觉得因她而丢尽了脸。
四十一
“我们农村人家，是能和大城市里的人家攀上一种非亲非戚的亲密关系的吗？攀上了多不容易啊！那是咱们给人家做女佣的母亲，用二十几年如一日的忠心耿耿换来的！如果高翔一家迁回北京了，那咱们姐妹就等于和一户北京人家有了特殊关系！北京人家啊！何况高翔的父母非是一般人，原是北京文艺界的名人！文艺界的名人你知道是什么样的人吗？即使不能像亲戚一样经常走动，能对别人说说，那也是咱们姐妹俩的一份荣耀！是咱们的母亲一辈子善心待人为咱们姐妹积下的一份德！人家把你的户口办到城市去了，人家给你找了一份工 作，每月三十几元的工资，也算是对得起咱妈二十几年的忠心耿耿了！可你呢？你却不知道珍惜这一种难得的关系，你竟然痴心妄想成为人家的儿媳妇！于是就千方百计勾引人家儿子！那样一户人家的儿媳妇是专等着你去做的吗？现在可好，你把自己搞怀孕了，却回来住在我这儿，害得我也没脸出门，在人前抬不起头来！你叫我拿你如何是好？！……”
当姐姐的一番番用诸如此类的话训斥她羞辱她。那些话也基本上代表了家乡人对她的看法。到了那么一种千夫所指的地步，她反而铁下了一条心，不听任何人的劝，一定要将孩子生下来不可了。
高翔这一边呢，毕竟是人生头一次初恋，爱得就很不懂事。没分开时，山盟海誓的，仿佛世上根本没有什么人什么力量能使他们分开；一旦分开，不必再整天呵护着哄慰着了，便体会到了一种仿佛解脱般的轻松，责任感渐渐的淡了，只不过起初跑到她的家乡去偷偷看望了她一次。时间一久，连信也写的少了，信中也不再出现一行行思念不已的甜言蜜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