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收到你的一封信，得知你近况不错。别泄气，继续努力，巧克力还是有的，玫瑰也有的，尽管不出自我手。
你问我会不会想起你，我会的。经常在夜里，我站在阳台上抽烟，回忆着我们在一起的美好时光——我不敢用如诗的岁月来形容它们，是因为这样的形容过于自私，你未必赞同。明天将会是怎样，谁也不知道。更何况，我俩的明天早就分开来讨论了。常常想着那么一天，当你站在面前，而我已经分不出，这张是谁的脸。从那天开始，我们被深渊隔断了。我总想去搭座桥，但搭好了又如何呢，你不愿走过来，我不愿走过去。隔着深渊，我们平行向前。彼此看得见，却又摸不到一点点。就这样，走着走着，有一天某人累了，就会静静地倒下。另一个人依旧默默地走，可惜彼岸只剩下一片旷野。
从来没想到今生会遇到你，你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曾经牵动着我的日思夜想。而一转眼，你却划向了相异次元空间。
1999年12月20日奇冷
高数还是很难，难得离谱。考试一天天临近了，我像被国军逮捕的地下工作者，等候行刑的到来。别了，祖国；别了，家乡；别了，亲友们。我会依照狐死归首丘的传统，面向南方走进高数考场。
昨天收到李成的来信，说他奶奶病了。我最近经济也很紧张，但犹豫了整个晚上，今天还是从回家的路费中挤出一百元寄给他。我知道现在看病很贵，一百元还不够走出急诊室。希望李成能理解到，我还是个单纯的消费者，不具有赚钱的能力。也希望李成的奶奶早日康复！
2000年1月20日晴
今天和榔头一起吃晚饭，商量明天上火车的具体事宜。
真是混过了毫无建树的半年！但一想到回家，所有的不快可以通通埋进书柜，下学期再来料理吧。
家，我回来了！
这时，有个人影过来整理车厢——那悍妇。她先把窗帘拉紧，帘子边折在窗棱下；又帮我们收拾方桌上七七八八的杯子；然后把凌乱的鞋子排齐。也许怕吵到旅客的好梦，这一切她做得很轻。整理完的时候，她有些累了，用手背顶住身子直了直腰。那一刻，我觉得面前的这个人蛮可爱，并不是想象中的魔鬼。
不怕一万，只怕“一百”
“差不多了吧。”榔头看着我，无奈地问。
我瞅了一眼堆满食物的小推车，不知怎么回答才好。踟躇了半天，我提议：“要不，再走走。”远处飘来烤鸡的清香，极大地消耗了我的理性，看到烤鸡之前，我的脚根本不听自己使唤。
夜里要上火车了，我和榔头来超市购买些食物饮料什么的。从上海到昆明，若乘坐K181次列车，全程五十六个钟头，号称苦海无边。这种恐惧使我们幻想着用大量的饮食来填补旅途的空虚。再说，这是第一次回家，于情于理都应该准备充分些，偏偏又是两个馋嘴碰到一起，一边夸大着旅途的难度系数，一边没命地往购物车里扔东西。牛奶以公升计，牛肉称了一公斤，鸡鸭都买整只，外加水果，已把小车子塞得满满。榔头又说这两天嘴苦，想吃点酸的，我想他是内分泌失调了，于是帮他拿了一打话梅。
走向结账台的时候，榔头冷不丁问我：“带钱没有？”
“没有，换了一条裤子。”
“换什么？”
“换裤子，两小时之前的事。”
榔头的瞳孔顿时放大好几倍。“那怎么办？我忘带钱了，我原先以为，你裤兜里有大把大把的钞票。”
唉——搞半天是饥民来哄抢超市了。
我紧张地四下里望望，生怕刚才的对话被别人偷听，把我俩送进巡捕房。
“那咋办？”确定四周没人，我小声地问。
“摸摸零钱看看，有多少买多少吧。”榔头善于随机应变。
我俩使劲地摸，把裤兜的白布翻出来摸，草纸和烟丝掉了一地，最后只凑起五块六毛钱，还有八毛的菜票，买只烤鸡还要倒贴只左手进去，人家又未必要你的左手。怎么办？
“要不，你等着，我回学校一趟。”我习惯承受痛苦。
“好！”榔头一口答应，抓抓耳朵，马上又问，“为什么要我等？你等，我回去。”
“你等！”
“你等，我拿！”
“谁去都一样，咱们是一根绳上的蚂蚱。”
两个人争执起来。旁边的人断章取义，以为我们准备抢劫超市，正在分工，于是交头接耳地走开了。保安也被吸引过来，只是不敢靠前，在一丈开外踱步。
“好了，好了，不要争了。”说着，我蹲下身子解鞋带。保安误以为我想引爆炸药，下意识地把手举到脸前。脱了右鞋，我从鞋垫下抽出一张百元大钞。
榔头露出一脸的惊喜：“你还真够龌龊，把钱揣在鞋里。”
我得意地抖着钞票，臭气一点点散开。“这是离家前妈妈帮我放的。她说出门在外力求保险，有张钞票总能救救急什么的。都放半年多了，你看，要不是赶火车，我也不会让它重见天日的。”
“大人考虑得是周全。”榔头夸了我母亲一句，推起小车走向结算台。
结算的小姐很热情。
我说：“对不起，钱有点湿。”
她说：“没关系，人身上总会出汗的。验验真伪就行。”但她刚举起钱，眉头就皱紧了，几次想回头问我，真的是汗弄湿的么，眨了几下眼皮，又没问，怕问过以后拿都不敢再拿。于是，她用一只手捏住鼻子，一只手把钞票抖开看，就像欣赏用过的便纸，眼神充满了委屈。
当时，我很想给她一段表白，以澄清真相：第一，这是真钱，不用验了；第二，这是汗打湿的，然而非上半身之汗也；第三，我们碰到了特殊情况，不得已而为之。
怀着一肚子愧疚，我和榔头蹑手蹑脚地离开了。边走边听见身后的收款员对同事说：“帮忙看一下，我去趟洗手间。”
冲突
K181次列车属于昆明铁路局，里面的一整套运作，从语言到食物都是家乡风格。唯一的不足是火车太旧，车皮由深绿退为浅绿，而且没有空调。我直接怀疑，它是五十年代苏联送给中国的礼物，如果中俄关系还像几十年前那么亲密，它绝对有资格开进博物馆停着。另外一趟从上海跑昆明的火车是K80次，属于上海铁路局。车子又快又新，空调吹得贼冷，可惜听师兄说，车箱里弥漫着浓浓的上海百货商店的味道——列车员不讲人情，因此我们选择了181，由于路途太远，买了卧铺票，好在价格不高，两百块出头，细细算下来比坐马车还便宜。
上车的时候，我拍了拍181老旧的面皮，感叹道：“虽然你很老，但能送我们归家啊。”车厢口的列车员见我动手动脚的，以为我跟车厢里的人说话，赶紧叫住：“还没开始上人呢。”我心想，这么小气干吗，拍坏了赔你就是，于是回答她：“我不是正准备上吗？”没想到这句顶嘴的话从此埋下了战争的火种。
刚才那个列车员是二十挂零的女孩子，制服笔挺，化了点淡妆，小嘴翘翘的，一看就知道是泼辣的昆明妹子。她仔细翻看我和榔头的车票，似乎想找出一丝一毫的不妥，然后把我们置之车外。最终，她还是大方地摆摆手：“上去吧。”——好似我们能上这趟车全仰仗她的心胸宽广。
进到车厢，榔头略带些兴奋地说：“刚才的列车员长得不错呀。”
我边往行李架上扔包，边叹道：“人倒长得不错，就是脾气大了点儿。你看她那熊样儿，如果她老公是火车司机，她保准不让咱们上来。刚才我顶了她一句，估计这趟旅途凶多吉少啊。”其实，别看我嘴上虚伪地骂着，心里倒隐隐地希望列车员过来找些麻烦，给旅途增加点颜色。
榔头点头赞同：“嗯，看她那样子也不会放过咱俩的。不过，我们还怕她不成？”我想，榔头的心里话应该是这样的：我希望她不要放过咱俩，就怕她忘了。
硬卧车厢的布局是六张床一个间隔——上、中、下铺乘以二，中间一块小方桌算是公用设施。别看桌子小，世界上没有哪块地方能令几个人这么同时珍爱的。我和榔头买到的是左边的上下铺，中铺有名男子，上车以后蒙起被子就睡，像冬眠的青蛙。右边的上中下铺被一家人占着，孩子不超过十岁，却倔犟地要睡上铺，说是这样可以离神仙近些。我把皮鞋收到床底下，换了双拖鞋，这样上下床也方便，而且坐过长途火车的人都知道，一直捂着皮鞋，脚会浮肿，到站以后连鞋都脱不下来。
火车缓缓地驶出上海站，大大小小的建筑给我们匆忙地点个头就被甩在了身后。随着速度的提高，我的血液循环也在加速，似乎是归心似箭了。没走出多远，我觉得牵引自己的已不是火车头，而是家里香喷喷的米饭，还有软软的沙发。
我问榔头：“回家后第一件事做什么？”
他说：“美美地吃顿饭，然后躺在沙发上看电视。你呢？”
“先躺在沙发上看电视，然后美美地吃顿饭。”
这时候，列车员过来检票。为了消除误会，我递车票和学生证的动作非常恭敬。然而，她不领情，用兰花手捻起学生证，问我：“这是什么？怎么又薄又烂，公章也没有！”榔头赶快在旁边解释：“这是我校最新出品的学生证，科技含量极高。您看，这边是防伪标志，那边是磁性条码，公章盖在里面。”说着就想往列车员手里拿学生证，以展示公章。列车员把手一缩，皱起眉头对榔头说：“我在问你么？我问他！”然后杏眼横着我，眼神像班主任等着学生交作业。我挺起胸脯，把榔头的话只字不漏地背了一遍，并且打开学生证展示公章，就像用《八骏图》伺候老佛爷。这样，列车员才露起微笑，勉为其难地放我过关了。继而，她又把枪口转向榔头。原以为，她再没有什么借口了，谁知这次更难伺候。只见她缓慢地举起证件，装模作样地对比真人：“咦——不太像？是你吗？”
榔头不好意思地摸摸脸：“呵呵，是胖了点儿。”
“我没说胖，你以为我和你们一样笨啊？”何必一次骂俩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