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系少帅- 第151部分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袁世凯邀请的人都到了，其实袁世凯之所以让袁克定把这些人给请过来除了分析一下目前该怎么应对西南的军队之外，还需要将北洋的内部问题给解决掉，毕竟对于袁世凯来说北洋不能再乱了，否则他就要真的失败了，这几个人中王士珍是他对北洋控制的关键，虽然当初北洋三杰的名声响遍天下，但是北洋的高层都知道，只有在北洋上三杰里边，段祺瑞和冯国璋加起来也不能够和王士珍相比较，只不过由于袁世凯的忌讳，王士珍在满清退位的时候就选择了隐居，毕竟到时候袁世凯可就成了头目，但是这并不代表者王士珍的势力就消失了，他原来的那些不下虽然联系不多，但是用王士珍去稳定、整合北洋却是最佳人选，当然这其中袁世凯也要冒风险了，毕竟用王士珍去整合北洋，对于袁世凯来说，一定会加重王士珍对北洋的影响力。

　　　　“你们都来了？坐吧，今天找你们来就是为了问问你们怎么应对现在的局势。”袁世凯在床上躺着看着自己面前的这几个心腹，但是忽然他又有一种感觉，如果自己真的败了，那么这些心腹还会效忠自己吗？或者说他们会不会翻脸不认人，想到这里袁世凯看几个人的目光就有一些探究的意味了。

　　　　“皇帝陛下，我看现在只能够向日本借款了，不过按照日本的习惯来说，恐怕这一次借款不会很顺利甚至还会有什么决定不了的事情生。”徐世昌说道，他和日本也是打了很多次的交道，或许别人对日本不是很了解，但是徐世昌对于日本还是很清楚的，他们的野心绝对不是只想要一些经济利益，他们对于中国还是很有野心的。

　　　　“日本，呵呵，如果我们把希望寄托在日本，恐怕最后的结果还不如让西南的军队把我们给打败，卜五啊，你去看看其他国家的态度，设法探望一下其他国家大的公使，我们现在最缺少的就是钱，有了钱我们的军费就出来，到时候就不怕南边闹事了，但是如果没有钱，那么我们最后估计连现在的军费都支付不起了。”袁世凯有些无奈的说道，自从他执掌国家以来，国家就没有富裕过，以至于现在国库里面也就没有多少钱，这对于想要打仗的袁世凯来说是一种无奈，毕竟打仗时需要军费的，而军费则不是一笔小数目，如果当初袁世凯有足够军费的话，那么也就不会让西南嚣张那么久了。

　　　　“估计不行，现在世界各国都对我们持观望态度，他们更像得知最后谁能够胜利，毕竟如果他们支持了失败的一方，那么失败一方所答应的条件很可能会不奏效。”徐世昌说道，这正是他对于战争讨厌的地方，每一次打仗都需要筹款，只要涉及到筹款就要考虑世界各国，可以说现在中国连一个自由借款的权利都没有了，当然人家借款是需要抵押的，这些抵押对于中国来说都是最重要的，但是在无奈之下，只能够一步一步的向后让步。不过徐世昌并不知道，正是因为这个6裕光才会选择这个时机来对抗袁世凯的，毕竟只要打败了袁世凯，然后欧战一爆，6裕光就能够顺利的将其他国家在这里的驻军给清除出去。当然这个事情出了6裕光，其他人都不是很清楚，就连6裕光的父亲6荣廷都不知道。

　　　　日本东京

　　　　从明治34年所谓“伊山时代”后，日本国内政坛上一直存在着两派势力，一派是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政党政治，以伊藤博文组建西园寺公望任二代总裁之“立宪政友会”为代表；另一派为长州派藩阀政治，以山县有朋和桂太郎为代表。两派一直为争夺政治权力，获得对帝国展的主导权不断斗争。其实所谓的主导权，最主要也最关键的就是帝国的扩张问题。以明治初年的“征韩论”之争为开端，日本国内的政治势力就为帝国的扩张方向、方式而屡起争执，包括参战后以山县为代表的元老集团与军部，表面上看来很奇怪，军部是山县亲手扶植以对抗政党政治的屏障，而且长州藩一向是6军的基石，但是两者有着一定的矛盾。

　　　　因为这一时期元老政治的主要特征是：对外牵制军部势力，推行亲英美的和平主义与国际协调主义，对内避免法西斯主义和国粹主义统治日本。但在山县在世时，其实已经注意到国际协调的必要性。当然，不能就此将山县和推行被称为“币原外交”、奉行国际协调主义路线的币原重喜郎等同起来。山县之所以对国际协调生注意，是基于他自己提出的所谓“人种竞争论”。无论怎样，包括在这一时期的“第二次满**立计划”上，军部内部的中下级军官已经越来越强烈的表现出独立于内阁和外务省单独行动的倾向，即“独走”。而正是这一股势力，在对华问题上代表了最强硬也最野蛮的一派。随着昭和时代军部势力的恶性膨胀，中日关系不可避免的走向直接对抗。

　　　　明治天皇之死，对于一直利用其权威扩张权势的藩阀政治势力，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此时正值第二次西园寺内阁当政，因此在长州派中引起普遍的担心，恐怕议会和以政友会为政党的势力会更加扩张。此时任政友会总裁的西园寺可谓春风得意，政友会已经在连续两届的府县议会选举中占有过半数议席。

　　　　为预防这种状况，山县一方面同国民党改革派谈判以反对政友会，另一方面设法使长州派第二号人物桂太郎被任命为内大臣兼侍从长。而后，大正元年12月，6相上原勇作向西园寺内阁再次提出6军增师案。西园寺出于平衡巨额财政赤字的考虑不予支持。上原勇作随即提出辞职。由于此时日本实行“6海军大臣现役武官制”，而山县又拒绝推荐后任6相，因而造成西园寺内阁在上原辞职三天后总辞职。

　　　　6军增师案的直接目的是倒阁，而幕后操纵者是藩阀势力的总后台山县。这里面自然有山县反对西园寺公为的政党政治的因素。如果联系6军提出增师的理由，不难现，在这一事件中最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军部势力此时已经介入政界。日俄战争后，6海军为扩充军备而争夺预算的竞争达到白热化。那时，军部虽已看出内阁中政党势力必然扩大，军方的言力将受到限制，但它为了确保自身地位不受冲击而设法绕过内阁，“巩固其作为政府之外的政府的地位”。但到了“大正政变”之时，军部却不再绕过内阁，而是直接进行倒阁活动＇7＇。日本的军部势力对中日关系的决定性影响在日后必然显露。

　　　　军部势力介入政界，不外是争夺有限的军费预算。日俄战争后，国际经济危机不断压迫日本经济，贸易连连入。情况还不限于此——由于《朴茨茅斯条约》并未包括巨额赔款，因而日本不得不自己负担数额庞大的战费和公债本息。据今井清一所著《日本近现代史》统计，日俄战争中日本战费为余日元，过战前19o3年岁入总额的六倍半。而部分国内研究者统计的日本战费为186o8488o1日元，过19o3年最后一次战前预算2。5亿日元的7。6倍。公债方面，今井的数据为行总额达余日元，其中8亿日元是外债，在伦敦和纽约行，第二次以后也在柏林行；战争后不久另外筹募2。4亿日元的外债；为支付公债本利的公债费则从19o3年的o。3亿日元激增到19o6年的1。5亿余日元。另外，两次新设包括扩充专卖事业在内的非常特别税，其增收额在19o4/19o5两个年度达2。1亿日元。国内学者的统计为，通过6批内债共筹措6。8亿日元，向英美举借的5次外债达9。27亿日元亿英镑）；日本国债从6亿日元上升到24亿日元，每年支付利息1。1亿日元；人均纳税负担从19o3年的5日元上升到19o6年的1o日元＇8＇。显然，如果要扩军只能依靠增税和削减行政和财政支出。所以，6军增师案时的第二次西园寺内阁为减小财赤，曾着手进行财政、税制的整顿＇9＇。但在税额负担已经相当沉重的情况下，一味增开税源显然只是饮鸩止渴。因而改革的一项重要措施，即坚持量入为出的方针，通过削减巨额军费以求财政收支平衡。1911年11月的内阁预算会议上，山本藏相将斋藤海相提出的3亿5千万预算案削减为9千万且延期拨付，对石本6相所要求的5千万增师拨付款则直接予以否决。然而内阁和大藏省极力抑制6海军的扩军预算要求的做法，导致海军和6军为争夺有限的预算资源屡屡生争吵＇1o＇。为了实现各自的拨款要求，海6军不得不分别走上政治策动的道路。

　　　　但是由于西门子事件的影响，而日本海军在国家内部的势力受到了打压，最终日本军部被成为了日本6军的言地，而海军则另找渠道，这也就引了日本军部对于中国的企图，毕竟只有进攻中国，才能够证明日本6军的实力，而且更重要的是能够为日本取得想要取得的利益，而且日本最高统治阶层一直在推行朝鲜台湾东北国世界的路线，在他们看来是要能够一步一步的实现，那么最终就不是梦想，毕竟中国对于现在的日本来说就是一个猎物，只要日本能够将中国消化掉，那么其他的将不是问题。

　　　　“山本君，我们对支那西南的渗透并不是很成功，他们的管理太严密了，就连帝国的高级密探都无法进去，而且他们内部的人都是通过那个6裕光晋升的，整个西南现在基本上都已经落到了6裕光的手中，那个6荣廷已经完全没有用了，但是现在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密探只能在6荣廷的身边活动，对于6裕光根本就无法探知。”相山本权兵卫对面的人就是日本特务组织的头目野本次郎。

　　　　“野本君，帝国对于你们的支持可是很大的，为此我们不惜让基本接受过帝国高级训练的帝国最强大的高级特种人员接受你们的指挥，进入支那西南，为此我们军部丧失了几名成为大将的种子，现在军部人员对于你们的行动很不满，难道你给我的解释就是这样吗？”山本权兵卫生气的问道。

　　　　“山本君，根据我们的调查，现在西南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