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１８９４年底，清政府接受李鸿章的军事顾问汉纳根的建议，决定建立一支新式陆军，派长芦盐运使胡在小站“扫募开办”，汉纳根担任总教习。但由于汉纳根“拟办各节，事多窒碍，旋即中止”。汉纳根离去。胡把招募来的军队编为十营，名定武军。各级军官大都是淮军将领，同时还选拔了天津武备学堂毕业生何宗莲、吴金彪、曹锟、田中玉、刘承恩等担任教习或军官。又聘请德**官沙尔等为教习，根据德国陆军操典进行训练。定武军十营，计步兵三千人，炮兵一千人，骑兵二百五十人，工兵五百人，共四千七百五十人。他接管以后，派吴长纯在山东、河南、安徽各州县招募步兵二千二百五十人，派魏德清在锦州、新民一带招募骑兵三百人，总计七千三百人。按照他呈报督办军务处的营制，迅速改编成新建陆军。
新建陆军虽然还沿用淮军的营务处、营、队、哨、棚等名称，但编制上打破了旧军的框框，而基本上采用了近代德国的陆军制度：军队分步、马、炮、工、辎各兵种；一军分两翼，每翼辖二三营不等；每营官兵一千一百二十八人，等等。新建陆军中有炮兵、步兵、骑兵、德文四所随营学堂，统称“行营武备学堂”。１８９年初，他在正兵内考取“粗通文字者二百三十余人”，以八十人学炮兵，八十人学步兵，二十四人学骑兵，五十人学德文，于月１３日一律开学。各学堂均聘请德**官担任总教习。规定学习期间两年，毕业生除学德文者准备派赴德国留学外，其余都担任下级军官。学生每季大考一次，监考官、阅卷官和巡查官都由他亲自派定，一切规矩如同科场，优等者加薪受奖。为了收买人心，他还从自己每月的薪金中取出三分之一作为奖学金。从这四所学堂中，他培养出一批军官。
小站练兵的时候，是他最充实的一段时光，因为他可以把自己手中的人训练成彪悍的部队了，当时以为凭借着手中的军队，能够改变这个国家的面貌。但是事实告诉他这个事情已经成为了奢望。
新建陆军不仅得到朝廷的重视，也为列强所瞩目。他们看出新建陆军是整个国家唯一能够进行战斗的军队，所以沙俄、日本等国驻天津侵略军的头目，常常到小站“观操”，“动色欢服”，“诧其军容之盛”。他还记得当时英帝国主义分贝思福到达小站，贝思福是由英国商业协会派遣来华调查商务，不过后来他发现原来这个人也有问题。他在北京、天津、武昌等地调查中**情，当时自己还热情地留他在小站军营住了两天，向他介绍了新建陆军的编制和训练情况，还陪他看了操练及作战演习。贝思福回国后写了一本书，盛赞新建陆军“操法灵熟，步伐整齐，以及旗帜之鲜明，号衣之整洁，莫不楚楚可观”。对于自己也赞誉备至，说自己“以儒生而为名将，多学多能，亦廉亦勤，聪明胆识，兼而有之”，“忠君爱国之心，溢于言表”，等等。当初年少轻狂的自己竟然相信了他的话，想不到紧接着就发生了让他意想不到的事情，对方竟然将他的军队情报窃取了。
从此以后他就知道了这些列强是不想让这个国家发展起来的，对于他们来说这个国家就是一块肉，是一块谁都能够咬一口的肥肉。
不过最令他感到羞愧的并不是这个，毕竟他对于这个没有什么准备，但是另一件事情却真正的让他知道了政治的严酷性。
当时正是百日维新，光绪帝在颐和园召见他，详细询问了新建陆军的情况。他都做了回答。当天破格提拔他为候补侍郎，继续专办练兵事宜。其实他对新旧两派之间的斗争本来知情，入京以后，更为了然。但是这也造成了他的为难，最后他还是采用两面派的手法应付这种局面。一方面对光绪帝所赐特恩表示感激涕零，“惭悚万状”；另一方面却登门拜谒了几乎所有的“老臣”，如礼亲王世铎、庆亲王奕匡力、刚毅、裕禄、王文韶和李鸿章等，对他们“备述无功受赏，万不克称”的心情；还与王文韶商量“拟上疏辞”。王劝阻说：此事“出自特恩，辞亦无益，反着痕迹。”但是他的内心还是倾向于变法的，毕竟他想要让这个国家强大起来，但是天不随人愿。
握有兵权的他突然被召见，并“超擢以侍郎候补”，引起顽固派惊恐不安，造成“举朝惊骇”的局面。他进京后，荣禄就制造“英、俄在海参威开战”的谣言，借机调董福祥军到长辛店，调聂士成军十营至天津，“防袁有变”。并急电他回小站布防，唯恐他在京受维新派煽动。同时，庆亲王奕匡力、端郡王载漪等多次赴颐和园，“哭请太后训政”。政局急剧转变，新旧两派进入最后决斗。光绪帝处境孤危，朝不保夕，遂下了一道密诏说：“今朕位几不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可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康有为于９月１８日接到密诏，当晚集合维新派，“经画救上之策”。但是他们却没有想到，自己当时已经被荣禄逼迫的无法回身了，可能对于他们来说自己这是背叛，但是自己何尝又不是自保呢。不过这也让他对光绪皇帝充满了愧疚。
想到光绪皇帝，自己就觉得自己对不起他，当初他可是十分的信任自己，但是他却知道即使自己支持了光绪皇帝，到了最后他也斗不过慈禧这个老太婆，而他也是被迫不和他们联合在一起。
想到当初光绪皇帝对自己深切盼望的目光，他深深的叹了一口气，都说老了容易回忆当初，他现在是感觉到了人生暮年，失败是沉重的，当初光绪皇帝应该比现在的他还要难受吧，毕竟当初他可是先答应了光绪皇帝的，但是最后还是因为自己不管得罪荣禄，将光绪皇帝给害了。
不过他并没有觉得自己这样做是一个错误，毕竟当时自己想的是自保，而从那以后也迎来了自己最辉煌的时期。
他一直坚信，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如果他一直在小站，那么他永远都不会有前途，但是命运似乎知道了他的心事，机会很快就来了。１８９９年夏天出事了，仅山东兖、沂、曹、济一带及鲁西北各属“四十余州县”，义和拳反抗教会压迫的事件就有“一千余起”。山东巡抚毓贤是一个残酷、昏庸的满族官僚，他又有盲目排外思想。他既不能镇压这些人镇压，又不愿向清政府求援，便企图把义和拳改为官办的团练，加以控制利用。可笑这哪里是能够随便变成团练的呀，在这个时候他最应该做的就是想办法快速的扑灭这个火种，将这个事情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是他不这样做，最后结果适得其反，义和拳改名义和团后，以“扶清灭洋”为号召，吸引了更多的百姓参加，他记得仅仅茌平县八百六十个村庄，就有拳厂多达八百处。不过这也给了他机会。
对山东的局势，他早已已经开始关心了，而且他还想方设法搭上了美国公使的路。１８９９年月底，他奉荣禄的命令率领新军八营前往德州一带，演习行军阵法。这次行军表面上说是为准备抵抗德国侵略，实际是向义和团示威，毕竟如果义和团在这样闹下去，这个国家就真的一点恢复的力量都没有了。他在德州驻扎期间，多次给荣禄写信，报告山东情况。在给徐世昌的信中，他将毓贤“糊涂”，“甚无用，偏而且乱，又甚恶洋操”，告诉了徐世昌，他知道徐世昌一定会将自己的想法告诉自己想要告诉的人，对毓贤的作法他表示“不胜愤闷”。７月回到小站，他立刻向朝廷上了一个奏折，说自己目睹山东局面，“夙夜忧愤”，并献策说：在山东必须“慎选守令”，“讲求约章”，“分驻巡兵”，“遴员驻胶”，以便“导愚民，而缔邻好”。１１月，他进京为西太后“祝嘏”，趁机又向荣禄面陈了自己对解决山东问题的意见。毕竟这个时候如果和洋人闹翻了对于国家一点好处都没有，后来的事情也证明了这一点，他在年底的时候终于率领新建陆军到达济南，开始进行用军事控制山东政治局势的尝试。他接任后立即抓住肥城县义和团杀死英国传教士卜鲁克的事件，他不得不这样做，否则国家将面对更大的压力，而他则是很快就被放弃。他派兵前往肥城搜捕团民，押至济南，请英国驻上海副领事“观审”，判处两人死刑，一人终身监禁，三人充军，四个村保受鞭笞之刑，知县也撤职。还命令当地村民交纳赔偿费银九千两，又给卜鲁克建立“纪念碑”，为了国家的太平它只能够这样做。不过山东的问题解决了，国家的问题并没有解决，紧接着八国联军的战争终于打响了，这也是朝廷最丢人的一次战争，不过现在一切都过去了。
后来为了能够和洋人谈判，他爬上了直隶总督的位，在内外政策上，他完全效法李鸿章。对义和团和八国联军，李鸿章采取“以剿为防，默寓抵制”的方针，他上任之初，则下令“先弭内乱，借杜外侮”。当然，他的“寓抵制”、“杜外侮”都是假的，都是招牌；“默”、“借”，只有“剿”、“弭”，是真的，是他的本意。而自己则是派唐绍仪驻天津，担任津海关道，积极联络帝国主义各国驻京公使和天津领事，力图恢复清廷和帝国主义一度中断的关系，毕竟国家没有实力，个人的实力再强也没有用，就像当初的李中堂一样，虽然他自诩要比日本的那些人强，但是在那些人面前他还不是要陪着笑脸。
后来他当上了参预政务大臣，办理新政。政务处的实权掌握在荣禄手中。从表面看，清政府的各项新政似乎是在贯彻康、梁变法的精神，而实质上却是洋务运动的继续和发展，。各省督抚鉴于变法失败的教训，开始对“新政”大都敷衍搪塞，存心观望，毕竟戊戌变法的影响太大了。而他自己则是凭着政治敏感，对朝廷推行新政的用意心领神会，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