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没什么东西。不过你告诉我你需要什么，我为你订。你需要的任何东西，我都帮你订到。”“好的，”我说，“一言为定。”我转身离开，但张急忙从柜台后面窜出来，在门口挡住我。他看上去像是我们刚刚做成了一宗大买卖，想要和我握手。“一言为定，”他说，“对你好，对我好。嗯？”“好。”我重复道，让他握住我的手。我觉得如此煞有介事有点荒唐，不过配合一下也无妨。另外，我真的想走了，所以少说一句，就能快点脱身。“你订货，我来找。不管是什么，我帮你搞定。张说到做到。”一晃二十年了，那天早上我们彼此说过的很多话都忘记了。我努力回想那些失落的对话，只能想到一些孤立的片断，从全篇里扯落的边角零碎。有一点我能肯定的是，我告诉了他我的名字。想必是在他发现我是个作家后，便问我是谁，想看看是否读到过我出的书。我先告诉他我的姓“奥尔”。“希德尼·奥尔。”张生的英语没有好到可以明白我的答话。他把奥尔（orr）听成了or，我笑着摇头，他的脸疑惑地皱了起来。我正要纠正错误，为他拼写一下那个词，可还没来得及开口，他眼睛一亮，手指一通比画，以为我跟他说的是oar。我再次笑着摇头。遭遇彻底失败，张生响亮地叹了口气，说，“这英语，太可怕了。我脑子简单，学不来这么复杂的语言。”最后我抓起柜台上的蓝色笔记本，在内封上清楚地写下我的大名，误解才算了结。这一招似乎达到了想要的效果。可费了这么一通劲后，我就懒得告诉他奥尔这个姓氏在美国最初是写做奥尔洛夫斯基，是我的祖父将它削短，变得更美国化的——和张生在自己的姓前面添加两个纯装饰性的首字母的用意一样。说着他使劲地摇了几下我的胳膊，然后为我开门。在他点头微笑的当儿，我溜回到九月阴冷的空气里。
我原本打算在附近的饭馆里吃早餐，但是我出门时放在钱包里的二十块钱现在只剩下三块钱和零星几个硬币，算上税和小费，买一份两块九毛九的特价套餐都不够。要不是那个购物袋，我也许就溜达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但手里拎着它到处走好像没什么意思，况且这时候天气很恶劣（刚才还好的毛毛细雨变成了持续的倾盆大雨），我撑开伞，决定回家。这天是星期六，我离开家的时候妻子还在睡觉。格蕾丝平时朝九晚五，周末是她仅有的睡懒觉机会，享受一下不被闹钟叫醒的奢侈。为了不吵醒她，出门的时候我蹑手蹑脚，尽量不弄出声响，只是在厨房桌子上给她留了一张字条。现在我看见字条后面加了几句话：“希德尼：散步愉快。我出去有点事，应该不会太久。回窝见。爱你的，G。”我走进客厅尽头的书房，把新买的装备掏出来。这里比壁橱大不了多少，只够放一张书桌、一把椅子和一个四层的单向迷你书架，但对我来说已经足够，坐进这椅子里在纸上爬格子再自在没有了。我从医院里被释放出来以后，走进过书房几次，可是直到九月的那个星期六早上，也就是我所谓的那个“可疑的早上”，我还一次都没有在椅子上坐下来过。现在，让疲惫不堪的身子落在硬木椅子上，我感觉就像一个人历经艰难困苦的跋涉终于回到家里，一个落魄的游子总算在世上找到了栖身之所。坐回这里感觉真好，又想要坐回这里感觉真好。在旧书桌前坐停当，一阵喜悦漫过心头，我决定在蓝色笔记本上写点什么来纪念这个时刻。我给自来水笔换上一支新墨胆，打开笔记本第一页，盯着页首，不知如何下笔。我没打算写什么有名目的东西，只是想练练笔，证明自己还能写。也就是说，写什么并不要紧，只要写了就行了。什么都行，这一句和另一句没有区别。不过尽管如此，我也不想贸然在本子上写些愚蠢的东西，所以我望着纸页上的格纹发了一会呆，淡蓝色的线条在白纸上交错成一排细小匀称的方格，我让自己的思绪穿梭在这些浅淡的围栏之间，忽然记起两个星期前我和朋友约翰·特劳斯的一次谈话。我们俩碰到一起时很少谈书，但那天约翰说起他正在重读年轻时喜爱的一些小说家，只是好奇，想看看他们的作品是否屹立不倒，想看看他二十岁时的判断和经过三十多年风雨之后的今天是否一致。他历数了十几二十来个作家，从福克纳、菲茨杰拉德到陀斯妥耶夫斯基，但是给我印象最深的，也就是现在我坐在书桌前对着摊开的蓝色笔记本时，重回到我脑海里的，是他岔开去谈到的达西尔·哈默特一本书中的一个故事。那里可以做篇小说出来呢，”约翰说，我太老了，不能再琢磨这样的问题，不过你们年轻人真的可以把它发挥一下，写出个好东西来。这是个极好的题材，你只要编个差不多的故事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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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谕之夜》2
他指的是《马尔他之鹰》第七章里弗利特克拉夫特的片段，山姆·斯贝德讲给布里吉德·奥肖内西听的一个人离家出走并失踪的怪事。弗利特克拉夫特是个十分正统的人，丈夫、父亲、成功的商人，一个绝无怨尤的人。一天下午他去吃午饭，从一处建筑工地的十楼上掉下一根横梁，差点落在他头上。只差一点，弗利特克拉夫特就被会被砸扁，但那根横梁偏了，只是地上飞溅起的几块碎片击中了他的脸。弗利特克拉夫特安然无恙地走开了。可是，与死神擦肩而过的遭遇依然让他不能释怀，他无法把这桩准祸事抛在脑后。哈默特这么写道：“他觉得有人揭开了生命的盖子，让他朝里看了一眼。”弗利特克拉夫特意识到世界根本不是他原来想象的那么理性和有序，他从一开始就完全想错了，从未理解过其中的意义。这个世界被偶然主宰。随机事件潜行在每个人生活的每一天，生命可能随时被剥夺，毫无理由。吃完午饭弗利特克拉夫特得出结论，他别无选择，只有屈从于这种毁灭力，用毫无意义、异想天开的手段自我否定，碾碎自己的生活。这么说吧，就像是以火制火，以毒攻毒。他没有费事回去和家人道别，甚至懒得去银行取钱，直接从餐桌边站起来，走向另一个城市，从头活过。约翰和我说起这个后的两个星期里，我还没想过要试着为这个故事添枝加叶。我同意这是一个好题材，好是因为我们都想象过放任自己的生活，好是因为总有某个时刻我们希望自己是另一个人，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有兴趣深入下去。但是，那个早上，当我九个月来第一次坐到书桌前，盯着新买的笔记本，冥想着一个不至于让自己羞愧或丧失勇气来继续的开场白时，我决定向弗利特克拉夫特的这个老段子下手。这不过是一个借口，借以寻觅投入写作生活的切入点。如果我能匆匆涂抹出一两个还算有趣的想法，哪怕二十分钟后我就搁笔，以后再也不重新拾起，那至少也算是个开头。于是我旋下笔帽，笔尖对准蓝色笔记本首页第一行，开始写。文字畅快地流淌，似乎不费什么力气。我有些吃惊，可是只要我的手从左向右移动，下一个字总好像就在那里，等着从我的笔尖跃出。我笔下的弗利特克拉夫特是个叫尼克·葆恩的人。他三十五六岁，是纽约一家大出版社的编辑，已经和一个叫伊娃的女人结婚。按照哈默特塑造的原型，他必须是事业成功、同事爱戴、经济稳定、婚姻幸福，等等；至少在旁人看来应该是这样。但在我的版本里，故事开始时葆恩已经心烦意乱有一段时间了。他开始厌倦工作（尽管他自己不愿意承认）；在和伊娃一起度过了相对稳定和满足的五年之后，他的婚姻也到了一个停滞的阶段（另一个他没有勇气面对的事实）。尼克不愿多想内心滋长的不满，而是把空闲时间消磨在蕖蓓卡区德斯布罗斯街的一家修车行里，埋头改造一辆有故障的“美洲豹”的引擎，车是他在结婚的第三年里买的。他是纽约一家著名出版公司里一流的年轻编辑，可事实上他却更喜欢做手工。随着故事的展开，一部小说手稿送交到葆恩的办公桌上。作品篇幅不长，暂名为“神谕之夜”，作者据说是西尔维娅·马克斯威尔，一个二三十年代颇受欢迎的小说家，差不多去世二十年了。根据送书来的代理人的说法，这本失传的书写于1927年，那年马克斯威尔和一个名叫杰里米·斯科特的英国人一起私奔到法国，杰里米·斯科特是当时一位二流艺术家，后来担任过许多英美电影的布景师。这桩情事维持了十八个月，事情过去以后西尔维娅·马克斯威尔回到纽约，把这部小说留给了斯科特。他把手稿珍藏了一辈子，在他八十七岁去世后，也就是我的故事开始前几个月，依照他的遗嘱，手稿遗赠给马克斯威尔的孙女，一位名叫罗莎·莱曼的年轻美国女子。手稿正是通过她转交给代理人的，而且特别注明，在别人有机会读到以前，书稿务必先呈尼克·葆恩。邮包是星期五下午送到尼克办公室的，就在他下班度周末之后几分钟。他星期一早晨回来时，书已经摆在他桌子上了。尼克是西尔维娅·马克斯威尔其他小说的崇拜者，因此他急切地想开始读这本书。但他翻开第一页不一会儿，电话铃响了。他的助理告诉他罗莎·莱曼在接待室，问是否可以见他几分钟。让她进来，尼克说，刚看到开头的几句（战争接近尾声，但我们尚一无所知。我们还太小，小得什么都不知道，因为战争无处不在，所以我们不……），西尔维娅·马克斯威尔的孙女走进他的办公室。她穿着十分简单，几乎没化妆，短发，剪得并不入时，可是尼克发现她的脸庞是那么可爱，那种叫人心疼的年轻和不设防，简直就是（他突然觉得）希望和生命力的化身，以至于他有片刻屏住了呼吸。这正是我第一次见到格蕾丝的情形，血往上涌使我瘫痪，无法继续呼吸，因此我不难在这个故事的发展中想象到这些感觉，并把它移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