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的事，更加难以启齿。
母亲报了警，而警方也展开行动，只是没有任何消息回来。所以，母亲真的动了肝火。
她平日非常软弱，所以我没想到她会如此强烈表现出自己的情绪，她丝毫不让步。相较之下，我只是对被问到所发生的事感到痛苦万分。这件事无论她怎么问，我都说不出口，而且不管我怎么说，都表达不出实际内容的万分之一。事情就是如此错综复杂。
我想都不用想就知道犯人是谁，他们肯定都是兵头三季的朋友，而那些男人彼此呼叫对方名字的声音也在我耳边回绕不去。
但是，他们几乎都出身好人家，世人会说：“他们不可能做出那种事。”
我对法律并不是知道得那么清楚，当发生这些事时，女性被害人如果没有提出告诉，就不构成犯罪。但是，若对方是好几名男子时，则是公诉，何况这个行为本来就是百分之百的犯罪。
所以，我想他们应该无法抵赖，但是他们的父母却声称，他们是经过我同意，才和我闹着玩儿的。
最棘手的是三季，这件事是她唆使的，据说，她如果在现场指使那些男人的话，就与他们同罪。
也就是所谓的共同犯罪。
但是，警方针对这一点提出尖锐的质问，我根本答不出来她在车上说了什么。
她说“过来”和“站起来”，我很清楚她说过这两句话，因为这是对我说的。
但是我不晓得之后他们在车上有什么样的对话。
但是，按照她的说辞，事发顺序却与我说的相反。她说，当车子过来时，我为了闪避而掉进沟渠，弄脏了自行车和衣服。她认出我是她的中学同学，于是拜托同伴载我一程。
三季说车一抵达男人家，她马上就回家了。所以后来的事她一概不知。
这种说法很诡异吧，如果他们是基于好意载我，理当先送我回家吧，但是三季说她认为同伴当然会送我回家，所以她自己也回家去，不清楚后来发生了什么事。
结果，那些男人也说她当时不在场。
三季的父母一口咬定，女儿按照规定时间回家，她在回家的路上在附近一家营业到深夜的便利商店买东西，她手上有收据，而且收银员也记得她去买过东西。
三季不在现场，也没有唆使那些男人，她是这么说的，而那些男人也同意她的说法。
但是，事情根本不是那样。
是因为三季那么说，事情才变成这样的，这点应该毋庸置疑。
我虽然没有听到她说话，但是我看到了她的眼神，想要弄疯我的眼神。
当那些男人无情地蹂躏我时，她的眼神一直盯着我。所以，她一定是先回家一趟，假装上床睡觉，然后再溜出来。
这种说辞听在警方耳里，应该会认为我有被害妄想症吧。而我所说的一切，或许会因此备受质疑，但我认为事实应该就是这样。
对三季而言，这件事非得亲眼目睹不可。
令我惊讶的是，她竟然可以泰然自若地隐瞒，毕竟，就算在心里发誓不管警方再怎么问，打死也不说，但最后却还是可能不小心说漏了嘴。身为被害人的我就是这样。
一般人就不用说了，更何况三季当时才是高二，应该会不小心说漏嘴。即使是简单的笔录，也会让人感到很大的压力。
但是三季处之泰然。那些男人就像被看不见的绳索操纵般，口径一致地照她的话说。
我认为她不是人。我并不是骂她没人性，而是兵头三季本身令我感到有一股超乎常人的巨大恶意。这世上确实存在这种东西，它就像蛀牙那样腐蚀人类。
在此之前，我们的祖先用两只脚走路，拥有智慧，自视为万物之灵存活至今。世代传承的基因遗传至我们身上，并传承下去。
即使面对的是再柔弱不过的幼童，也会生出一种邪恶力量无情狠心地摧毁他。
兵头三季就是这样的人。
3
因此，当加害入是好几名男子时，应该就不必主动提告。但这只是原则，据说实际提出上诉的还是比较多。
这似乎是因为，事实会因主观的认定而有不同。
法律规定上诉期间，对方可要求被害人在这段时期内撤销上诉，这种交涉十分烦人。
甚至还会有恶作剧，令人听到电话铃声就心生怕意，我甚至接到过无声电话。我认为那不是三季打的，我总觉得如果是她的话，会做出更残忍的事。
这件事也上报了，尽管只是小小的一块报道，但是，这就足够了。朋友知道了我的事，我即使去学校，也不能再和从前一样与大家聊天。他们不会尖酸刻薄地说我，但是客客气气的态度更令人难受。
我现在回想起来，当时若是和母亲搬到别处就好了。搬到南方一个看得到大海，但海水更清澈、更温暖的地方。
十月过去，十一月来临，寒气从天而降。笼罩整个城镇。
在最后的一堂课时，有人轻轻敲了敲教室的前门，以前不曾那样。
上课老师走向打开一条门缝的前门，小声交谈了一会儿，然后，老师回头叫我的名字。
我心想，大概是那件事有了进展吧，既然我都这么想，全班同学大概也都是这么臆测吧。我面向走廊，感觉大家的视线如刀般刺得我隐隐作痛。
窗外阴阴的，只有微弱的光线照在—排如水族馆般的大片玻璃上。
秋天已经过了，班主任老爷爷老师站在初冬的走廊上，他说：“听说你母亲晕倒了。”
我赶紧准备离开学校回家，老师开自己的车送我。驾驶座前，一个小小的棒球选手的吉祥物摇晃不已，那个棒球选手做出打击的姿势。
医院停车场停满了车，似乎需要花一点时间才能找到停车位。
“你先去，我马上就去。”
老师这么说，当我一个人从窗口探头时，还不认为事情有多严重。或许是我不想面对吧。
我说出母亲的名字，但是医院人员并没有告诉我病房号码。
一名身穿浅绿色行政制服的工作人员，立刻从后方并排的办公桌和档案柜的房间走出来，对我使眼色。
“跟我来。”
我只好一直跟在淡绿色的身后。
真奇怪，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我每走一步，心脏就像刚跑完短跑要从胸口跳出来一样。
我们走在微暗不显眼的侧边走道上，那里有一间叫太平间的房间。
母亲就躺在里面。今天早上，一如往常送我出门上学的母亲躺在床上，脸上盖着一块白布。
母亲在镇上一家小公司担任行政工作，她公司的同事也在等我，那个人有着一副长脸和乱蓬蓬的头发。
听说母亲刚开始一天的工作，才站起来便突然趴在桌上。
不久，医生赶来了，说是心脏出了问题。
我觉得自己仿佛从远方看着这一切，非常缺乏真实感。
失了魂的我没办法做任何事，母亲的同事和老师替我安排了许多事。
太平间的后门开着，好让运送遗体的车能够直接开进来。
这是镇上的医院，小时候母亲曾带我来过几次，感冒变严重或长水泡时，我总是在候诊室边看图画书边等着看病。那仿佛是前几天的事，但是，我却不知道医院后面还有这种房间，那感觉就像在看一个熟知其五官的人的背影。
听说车子到了，男人倏地打开左右对开的门，从门到马路之间铺满了红砖，青草从缝隙里钻了出来。不知何时下起了毛毛雨，濡湿的砖头与青草在乌云密布的天空下显得特别鲜明美丽。
停在门前的白色大车倒车贴近大门，仿佛用喷雾器喷过水一般，车身布满了细小的雨滴。
“棉被能马上铺好吗？”老师问道。
我一时不明白他的意思。原来入棺之前必须让母亲的遗体暂时安置家中，于是我点了点头。
老师好像对前阵子在社团活动结束后回家路上发生的事件相当自责，所以才会亲如家人的照顾我。
他陪我一起四处向邻居打招呼，并与葬仪社、寺庙联系，我连亲近一点儿的亲戚都没有，要是我自己一个人肯定什么事都办不好。
不但如此，老师还陪我处理存折和各种文件，父亲葬在他长野出生镇上的墓园，老师替我和那间寺庙联络，还要了戒名，决定先暂时在那里替母亲诵经。
母亲身后第三天，简单的丧礼结束后，我搭车准备回家时，将装着母亲骨灰的白木坛放在膝上。
我们在附近的一家小餐厅开荤食，我向照顾我的人鞠躬道谢，然后回家。
我关上雨窗。
屋外传来轰隆隆的雨声，我将母亲的骨灰盒与排位放在葬仪公司事先准备好的白色纸箱做成的佛坛上。
头顶上的白色日光灯，将榻榻米的缝隙照得一清二楚，我一屁股坐在榻榻米上，动弹不得。
心里反复不断想着，为什么事情会变成这样。
如果没有发生那件事，事情大概也不会变成这样。母亲承受不了那件事的打击。
我总觉得自己带着这种想法一起进了箱子，就像被囚禁在地底的一间小房间里。
我一直维持着相同的姿势，不知过了多久，双腿感到疼痛，我像是虐待自己似的，故意不站起来。这时，屋外传来声响，我在雨中听到从狗屋传来咯瞪咯瞪的声音。
是饼干在吵闹。
这两三天，我没心思照顾饼干，只是敷衍地喂喂饲料，很少跟它说话。我心想，它是因此在抗议吧。但是雨下得太大了，没办法带它去散步。
别让我现在再去想这些事情，拜托，让我安静一下。
我心里这么想着，决定充耳不闻。但是越想逃避，声音就越清楚地传进耳朵里。明明雨滴打在屋顶和窗户上，而且风在窗外呼呼地吹着，但是咯瞪咯瞪的声音却像穿过人群而来的人般朝我扑来。
接着，伴随着声响，饼干大声地叫，疯狂地叫，它在向我求救，它在呼唤我。
真奇怪。
后来饼干不再乱叫了，当它十分高兴时，会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