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当然的，他比任何人，甚至包括美苏两方的政治军事高层，更有资格提前看到冷战的终点。1983年的《女鼓手》，整整早柏林围墙拆除作业七年时间，便开启了勒卡雷小说的出走序幕。
勒卡雷 不止是间谍小说的第一人（5）
因此，有意义的改变不是对抗的终结，不是间谍此一古老行业的就此消失，人间没这等美事，地球之上，比冷战更炽烈更狂热的战争仍此起彼落，人们仍旧荒谬地仇视并狙杀陌生的彼此，有意义的改变远比这个深沉而且可能更黯然些，比方说少了冷战那种不战不和虚张声势的奇怪大氛围，间谍世界有更多迫在眉睫的渗透追猎而少了回身思省的空间。比方说战争配备及其形态的变化，间谍的身份及其工作方式是否相应地变化或进一步更非人性化，失落了一部分信仰和志业的幻象，更像个训练有素的杀人佣兵，或更像个操作精密机器的朝九晚五高科技上班族云云。这才是后冷战间谍小说家得面对的。
最重要的，是踽踽于伦敦市街那些潦倒虚无但不失优雅的老式英国间谍可能得从此凋零，默默隐入他们非得适应却永远适应不良的广漠正常人世界从此消失，这则是勒卡雷终究要去面对的。
我个人不是个重度的间谍小说读者，小说的世界中，我总有一个反数学的想法，那就是部分能大于整体。一个顶尖的小说家，对我而言，也比十个廿个二流小说家乃至于整个书写领域的成败更重要，因此我关心并乐意持续追踪勒卡雷，优先于我对间谍小说未来书写的关注。
今天，勒卡雷犹无恙，2004年他仍交出《挚友》（Absolute Friends）一书，这样，间谍小说是否随冷战终结这个问题我便可当它不存在了。我们仍可幸福地阅读勒卡雷，并安心地静静等待他日下一个勒卡雷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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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1）
《冷战谍影》是我的第三本书，它改变了我的生活，也是我用心最多的作品。该书的写作实际上是偷偷进行的，直到书籍得以付梓。当时我还在从事秘密工作，为了掩人耳目，我用了化名。该书出版后，以往那种按部就班的平静生活永远离我而去。无论我怎样努力，譬如全家隐居到希腊的一个僻静小岛上，都再难回到以前。可以说，《冷战谍影》是我在不显山露水的情况下出版的最后一本书。无论利弊，我的写作生活自此都将公开进行了。对出版业来说，今后也不会再有所谓的“小”勒卡雷书付印，因为匿名出书毕竟是所有称职艺术家所爱恨参半的非正常活动。
该书大约在五六周的时间内写完，非常地匆忙。那时我在柯尼希斯温特区的英国大使馆工作，利用早上的点滴时间和工作间隙进行写作。甚至在莱茵河汽车轮渡上，我也在汽车方向盘上写一会儿。有时候阿登纳总理的防弹大奔驰车（要么是宝马车？）就停在我旁边，我曾看着他迈着稳重的步伐走向办公楼。当我报告说他目前所读的报纸种类时，外文部新闻司里总会一片哗然，英国大使馆的新闻处总是轻率地断言，是哪个主要撰稿人在影响着这位伟大的人物。我对此表示怀疑，事实上早就没有什么人能对他施加影响了。我也曾和他四目相对，他有时会对坐在挂外交牌照小车里的我报以微笑。但那时的他身负重任，很少会表现出常人那样的神态。
我那时去柏林当然是因为柏林墙，我从波恩飞到柏林，看着柏林墙一天天地修建。我和同去的大使馆同事，看着那些人正保卫着克里姆林宫的最新部署。我的同事还曾要我不要流露出一脸的傻笑，而实际上我当时并不知道自己有那样的表情，我只有在最严肃的时刻才会一脸伤感地傻笑。当然对那种景象根本就没有必要做这样的反应，我只是觉得厌恶和恐惧，这也是柏林墙带给我的感觉——柏林墙是意识形态疯狂的完美象征，是这种畸形的完美展示舞台。
人们太容易忘却恐惧。我是在我柯尼希斯温特区的住所里听到要修建柏林墙的新闻的，那时有工人正在给我住所的餐厅粉刷。勤恳的德国工人默默地将刷子洗干净后，像个好男人一样下班回家。我们那时在大使馆的保密室里讨论过撤退计划。可当世界末日就要来临时，哪里会有藏身之处？在查理检查站，也就是很快被大家所熟知的弗里德里希大街检查站，美国和苏联集团的坦克在一百码的狭长地带对峙着，相互瞄准着。双方时不时开动战车，好像热车后就冲向对方一样。实际上他们所做的，只是一场心理战，就像拳击恶战前的心理较量。柏林墙那边，美国、法国和西德的秘密特工因为窃听而被抓。据我所知，他们都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抓的，现在他们也只能为自己的失败而后悔了。自那以后，许多特工转行，有些潜入了地下。潜伏下来的特工只能用秘密电台联络，或者启用应急的约定密写方法。有了柏林墙，间谍工作变得更加的隐秘，更加的危险，更加的复杂，当然参与的人也更多。那些潜伏在西德的苏联间谍，他们的想法我无从得知。我知道的是，他们也是被困在了西德，他们的潜伏生涯已经变得非常的艰难。
柏林墙还在，并且被加固加高。那里设有雷区，墙附近撒着细土，就是一只兔子爬过，也要留下爪痕。不时有人翻越它，撞击它，或在它底下挖地道，甚至用滑翔机飞越它。多年来那些大胆的行动难以计数。能从柏林墙逃离到西方的男男女女都成了英雄，或许因为能顺利逃出来的毕竟是少数，更因为他们很勇敢。现在从东德的报纸上可以了解到，人们做出这样的英雄壮举少部分是因为英雄主义，更多的是出于对自由的渴望。现在看来，东德政府确实被它治下的人民所痛恨。逃过柏林墙，不是少数人的英雄行为，而是东德人民的共同愿望。以往对东德领导层腐败的指控，现在几乎都成了事实。这些现实也许使我这本书读来更加让人心寒。
前言（2）
是什么促使我创作本书？是从哪里获得的灵感？哦，多年以后已经很难说清楚了。我知道我的职业生涯中有着太多的不愉快，我曾经历极度的孤独和情感困扰。也许我把我的一些孤独和苦痛注入了本书主人公阿历克·利玛斯身上。我知道我渴望爱情，可我的过去、我内向的性格使我无法获得爱。或许是这带刺的铁丝网和阴谋诡计充当了横在我和自由之间的另一种障碍。我在贫穷中生活了太长的时间，酒也喝得太多，我在内心深处甚至开始怀疑我从事秘密工作的能力。满腔热忱投入一个机构当中，又奋力地消除它的影响，这些取代了我正常的家庭生活和工作。对我来说，面对柏林墙就像面对挫折本身，它触动了我心底的愤怒，也自然地流露到本书中。这些话在以往的采访中，我从没有表露过。也许我还把自己当成一名特工，也许我对自己还没能完全把握，通过本书的诉说，也许能部分解决我心中的困扰。
当然我再也不会用这种心态写作了。以前人们常说我只有写一本书的才气，《冷战谍影》这本书的成功也是偶然的，说我再也创作不出同样优秀的作品了。其实我随后出版的《镜子战争》中有更真实的描写，可我亲身经历的那些苦痛却被英国的批评家们说成是无趣而虚假的。也许是吧，因为我那时没有听到任何英国评论家的赞许。
在本书一炮走红后，反响之大使我不得不躲起来。随后我的婚姻破裂了，我经历了大多数走红作家都曾有过的隐居生活，尽管很多人否认有过那种经历。后来我找到了一位新的贤妻，生活又走上了正轨。我挺了过来，只要可能我没有理由不写下去，我要充分发挥自己的才智，在写作的道路上求索。
可以肯定的是，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些令人绝望的过去，包括我创作该书的六周时间。是这本书改变了我的生命轨迹。
约翰·勒卡雷1989年12月
［塞普特版前言］
我的勤勉的出版商善意地向我建议，我不妨借新版的出版，修改小说原始文本里显眼的矛盾之处，和——我敢说吗？——不合适的地方。我拒绝了。对我来说，它们是光荣的伤疤，对或不对，都是我的一部分，至今还刻在三十五年前我写作生涯的入口处。
约翰·勒卡雷1998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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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检查站（1）
那个美国人又递给利玛斯一杯咖啡，对他说：“你为什么不回去睡一会儿呢？只要他一来，我们就打电话通知你。”
利玛斯没有回答，眼光透过检查站的窗户，注视着前方空旷的街道。
“先生，你也不能一直等下去啊。也许他以后什么时候能来。一有消息我们就会让警察和你们特工部门联系，那样你二十分钟内就能赶到这里。”
“不。”利玛斯说，“天快黑了。”
“可你不可能一直等下去啊，按计划他已经晚了九个小时。”
“你要是想走，你就先走吧。你这次表现很好。”利玛斯又加了一句，“我会和克莱姆说的，你的表现非常好。”
“那你还要等多长时间？”
“等到他为止。”利玛斯走到瞭望窗口前，站在两名一动不动的警察之间。他们的望远镜都对着东德的检查站。
“他在等天黑下来。”利玛斯咕哝道，“我了解他。”
“今天早上你还说他会和上班的工人一起过来的。”
利玛斯转身面对他。
“特工不像飞机航班，他们是没有时刻表的。他暴露了，正在惊慌中逃亡。蒙特在追捕他，行动正在进行着。他现在只有这么一次机会，就让他来选择过关的时间吧。”
那年轻人犹豫了一下，想走又觉得还没到时候。
岗亭里电话铃响了。他们等着，都警觉起来。一个警察用德语说：“黑色欧宝车，型号是‘创纪录’，挂联邦德国牌照。”
“光线不够，他不会看那么远吧。他是瞎猜的。”美国人低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