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转学了。”他靠在双杠上，声音暗暗的。
“什么？”我竭力保持着镇静，还是轻易就被这个消息震惊了。
“我爸得了心脏病，挺严重的，要回老家天津治病。”
“你……也要去？”
“对。我爸就我一个儿子，他怕自己有个三长两短，非要把我带着。”
我听懂了。这种事是不可挽回的，潘正必须得走。我这么想着，感到有些惆怅，但没有哀伤。因为即便他不走，也不是我的了。
只是有一点我弄不懂，潘正他爸为什么赶巧得病？难道这人世间真有因果报应之说？如果真是这样，我会遗憾一辈子的。听到冯小秋她爸遭殃、全家从小洋楼搬到民房里的消息，我还不好受呢，何况是潘正受老天惩罚呢？虽然我恨过潘正，非常非常地恨过他，但我还是不愿意看到他遭报应。
“冯小秋……她知道了吗？”我竟问出了这么句话。
“我心里装的是你。”他答非所问。
我将信将疑地看着他，眼睛开始发热。他深深地看着我，眼圈儿渐渐红了。他盯着我看了好久，盯得泪都在眼眶里打转了，也没再说出一句话。他的右手下意识地朝我伸过来，迟疑了一下，又倏地缩了回去。
很快，他转过身去，大步朝校门口走去。我的泪这才哗地涌出来，很快就流了个满脸。他的背影在我的视野里模糊着，很快就消失在了校门外。这一刻，我才清晰地感觉到了一段情的结束。潘正也许永远不会出现在我眼前了。我的初恋，也随着他的消失，绝望地划上了句号。
38。踏上开往武汉的列车
七月末的一天，我收到了武汉一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我没敢拆开，就跑到我妈厂里，我得留给我妈拆。我妈接过信封，翻来覆去地看个不够，笑个不够。她说用手撕不整齐，就找了一把剪刀，裁衣服一样小心地把信封剪开，轻轻地把录取通知书抽出来，又是一遍又一遍地看，看个没够。我叫了她一声，她才回过神来，揽住我笑了。我妈原来也可以笑得这么甜的呀，我妈的笑甜透了我的心。
接着，我妈把录取通知书放进抽屉里锁好，拿起个大茶杯，带我来到厂冰糕房，买了四根冰糕。两个人坐在花园的水泥台上吃。
“蔷薇，你到大学好好学习，妈就是拉棍子要饭，也供你到毕业！”她吮着冰糕，扬眉吐气地说。
“听说大学生假期可以打工……”
“蔷薇，给你掏个底儿吧，”我妈打断了我，“你中学六年，妈一直在花钱上紧巴你，就是想把钱存着供你上大学呢。等快开学时，妈带你去买几件像样的衣裳，大学生可不能穿得太寒碜。”
我妈高兴，我好像也渐渐变得开朗了。失去了潘正，可命运总是在另一处弥补了我。再说，大学就像个强磁场一样吸引着我，那里也许会有更美的梦吧？
高三一班和二班的同学们陆续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去武汉上大学的有好几个，班长郝康考上了武汉大学。张叔林真的上北大了，王志坚上了复旦。洪敏考上了本市师专，她立志要在师专找个家境好的男朋友，不要糊纸盒子挣零钱花。王斌的分数没上专科线，但他那神通广大的爸给他联系好了郑州的一所大学。
我妈和我大姨商量好了，叫小华哥送我去武汉。
9月初的一天早上，我被亲人们簇拥着走进了郑州火车站。离开车还有几分钟时间了，小华哥带我上车，找到座位坐好。我从车窗里再看我妈、我大姨、我大姨父，还有我小华嫂，他们个个的眼睛都变得雾蒙蒙的。
列车徐徐启动时，我后爹领着他的儿子小新跑来了。小新手里捏着个小纸包，从车窗里递给我，之后又摇着他的左手叫我看。他手腕上有一块崭新的手表。
“姐，纸包里的金项链归你，手表归我了，行不啊？”他嘻皮笑脸地央求着。
“你的一个男同学早就把东西交给小新了，这孩子想昧下。幸好他刚才拿出来玩儿，被我发现了……”我后爹解释着。
“哎，那个丑八怪还给你写了情……书，你看看……”小新兴奋地叫着。
在这样一片忧伤的混乱中，列车驶出了郑州站。
我趁小华哥去打开水的当儿，打开纸包，看见了一条金灿灿的项链，正是王斌在木工厂欺负我时脖子上戴着的那一条。我把项链扒拉开，看清了纸上的一行字：“本来就是给你的，不想戴就去换些钱，买书看吧。”我把纸反过来，也没找到“王斌”二字。
列车行进在无边无际的农田之中，直向南方。我的郑州，我的中学时代，我的初恋，我的潘正，都被抛下了，抛在了我渐渐看不见的地方。
1。大学舍友钱晓珊
下午四点钟，列车到达武昌站。
这是一个陌生的城市，扑面而来的是陌生的面孔、表情和语音，还有弥漫在这个城市上空的陌生的空气。陌生里才会有新鲜，叫人产生探究的冲动。我将要在这样一个城市里生活四年，这么想着，有种虚幻感，而我的人已切切实实置身其中了。
小华哥带着我，提着大包小包的行李，被气味很不新鲜的人流涌着，来到了出站口。
“票搜出来！”——这是我平生听到的第一句清晰的武汉话。把守着出站口的女验票员眼睛抬也不抬，舌头打了卷儿样的，不停地对鱼贯而出的旅客重复这四个字，口吻像是在命令盗窃犯。
武昌站广场和郑州的一样杂乱无章，树阴下东倒西歪，躺着很多等车的人，有的睡在草席上，有的干脆就睡在肮脏的水泥地上。这就是我必须存身的外部环境，我烦躁地把目光从广场的地面上调开。从出站口走到公共汽车站，大约有五百米。在这五百米的行走中，我感觉武汉的空气比郑州的湿润，树比郑州的绿，人的海拔高度比郑州的低。
小华哥带我上了一辆通往武昌的公共汽车。车上一男一女正吵得不可开交，男的指着女的鼻子骂“婊子养的”，女的指着男的骂“三条腿站不稳”。他们越骂越凶，越骂越奇，污言秽语运用得出神入化，可就是不动手，没人出面制止他们。女售票员耷拉着眼皮，乘客们看上去大都像是在欣赏精彩相声，挺满足的。第一站到了，我身边座位上的乘客下了车，我正要坐，车门处飞身蹿上来一个小伙子，屁股飞刀一样先甩在了上面，然后才慢慢把身体的其他部分也移进座位里。
踏进XX大学的校门，我才觉得自己真是个大学生了。这所大学建在一座小山上，绿树成荫，古色古香的建筑错落有致。校园里的行人看上去都挺有文化，起码比马路上的、公共汽车上的高出几个档次。老教授们大都谢顶，学生们文质彬彬，也有极少数标新立异的，身着奇装异服。偶尔，还会惊讶地发现一两对勾肩搭背的学生恋人。
校园之大，是我根本没想到的。20多分钟后，我们来到了设在图书馆前的新生接待处，注册完毕，又走了十几分钟，才到了心理系学生宿舍楼门口。
这里也设有新生接待处，负责安排住宿。
所谓新生接待处，也就是在楼门口摆了一张小书桌，书桌旁坐着二男一女，坐在中间的是宿舍辅导员熊大春。熊大春乍看上去有点像歌星赵传，不过鼻子比赵传的红得多。他的上牙齿整排杵在嘴唇之外，也和赵传的牙齿有区别。
熊大春不到30岁，秃顶，留着典型的“地方支援中央”发式。一有风吹来，他就得抬起手，把被吹散的头发捋回头顶——工作量非常之大——他脸上盖着一副变色眼镜，黑洞洞的，镜腿上吊着个镀金链条，明晃晃地抖个不住。最不堪的是，他下身竟穿了一条超短大红运动裤头，紧绷绷的，极为不雅，可能是刚从运动场回来。两条黑毛腿像中风留下了后遗症样的，在桌子底下失控地震颤不止，若不是他胸前别着“XX大学”的校徽，说他是个流窜犯，估计没人不信。
另外一男一女是二年级的学生干部，女的长得一般，没什么特点；男的皮肤黝黑，眼眶突出，鼻孔朝天，嘴巴宽大突出——除了历史课本上，我还是第一次在现实中看见这种长相的人。他好像有转换时空的能力，使我有身处“山顶洞”时期的错觉。
看到这三个人，我有点儿沮丧，这所大学离浪漫似乎挺远的。
女生领我们走到二楼的212房，旁边就是盥洗室和厕所，这是系里给新生们的见面礼。宿舍里有四个二层床，住七个人，正对门口那张床的下铺用来码放行李和杂物。宿舍里有三个女生，其中一个在写着什么，一个在整理照片，还有一个烫了头发。白净秀气、穿着时髦的，站在一个四五十岁的白胖子身边，看着白胖子整理窗下的一张床铺。
“这位家长，你铺的这张床是张蔷薇的，这张才是钱晓珊的。”领我们进来的女生看了看手上的一张表格，指着门口的上铺，礼貌地对白胖子说。
我朝那个铺看了看，床头贴着的一张纸片上确实写着钱晓珊的名字。
“讲个先来后到嘛！”白胖子操着一口武汉话，不当回事儿地看了那女生一眼，继续铺床。钱晓珊倒是一脸尴尬，偷偷拽了一下白胖子的衣襟。
“床位是学校按学号排好的，如果都不遵守，就乱套了。”熊大春不知什么时候进来了。
“么事？”白胖子生气了，“我出钱买这个铺好不好？”
我难过起来，我命里到底犯着什么了？一来就遭遇这等强人！小华哥气得正要发作，钱晓珊一把卷起白胖子铺好的被褥，使劲儿扔上了门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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