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其他同事几乎都是上海小姑娘。第一次在办公室里接到爸爸妈妈的电话，当我用家乡话跟他们说话的时候，我能够感觉到整个办公室都安静下来，侧耳细听。后来有一天当我挂掉电话时，我的主任假装随意地跟我说：“以后打电话的时候声音小一点。”我们的美容编辑却在旁边调侃说：“外地人讲话声音都很大的。”我当时差点就要拍桌子了，但是想想算了。因为我喜欢我的工作，我喜欢华丽的昂贵的衣服，我喜欢摄影棚里面的闪光灯，我喜欢涂抹在模特脸上和身体上的闪粉，为了这些，一切都可以忍耐。
我记得第一次去参加发布会的时候，穿着条破洞的牛仔裤，这是我整个大学期间最喜欢的一条裤子，买来花了200块，我在咖啡馆打工每个小时的工钱是12块。但是当我站在发布会现场的时候第一次感到自己真的很土，我拎着只很久没有洗过的环保袋，上面还有圆珠笔油漏出来的印子，而别的服装编辑们，都穿得比我得体，她们手里都拿着酒杯，我也想学她们的样子，却做不到她们这般镇定自若。大概是因为在自助酒桌边，我分不清这种酒和那种酒的区别，那个酒保用一种标准的刻薄微笑望着我说：“小姐，需要什么？”我叫不出任何一种酒的名字，只好说：“橙汁。” 。 想看书来
你是模特儿，我是香奈儿（2）
我的杂志社很小，刚刚出来，几乎没有人听到过这本杂志的名字，但是那天我看到很多大牌杂志的编辑们。她们都彼此熟悉，谈论着上次去巴黎参加发布会时，看到的听到的八卦，谈论各个名牌的打折情况，我压根插不上话，被彻底地排斥在她们之外。每天回家时，我都会经过香奈儿的店，但从来没有走进去过，或许因为害怕被人辨别出来，辨别出来我用好多个月的工钱也买不起一只香奈儿包，辨别出来我其实并不属于这个大都市的，我是一个冒冒失失的闯入者而已。
跟那些从小生活在大都市里的女孩们相比，跟那些家境优越的女孩们相比，很多东西我都学得太迟了。比如说那个总是揶揄我的美容编辑，她说她从98年开始就是《ELLE》杂志的忠实读者，几乎每一期都会买。但是在我家的镇子上，一本《ELLE》曾经是多么稀奇和昂贵的东西，我只有曾经在图书馆里看到过两本过期杂志。我念不全那些服装设计师的名字，有时候我觉得我在这个行业里面只是一个滥竽充数者。记得那时候看到过别人评价中国的时尚编辑们说，虽然她们接触到的信息都是最新，最昂贵，最潮流的，但是却没有好好触摸到过一只香奈儿的手袋。这说得简直全部都是我。
但是比起她们来，我一定是最努力的那个。那些曾经不知道如何去念的品牌的名字，那些拗口的设计师的名字，我都用拼音一个个地标注好，我的笔记本上有所有一线品牌的明星设计师的名字，我查他们的简历，背他们的生平，整夜整夜地在网络上看他们的春夏系列，秋冬系列。这对我来说，简直就像是一场学校里的升学考试，一无所有，唯有背水一战。每次被朋友们带去高级的法国餐厅或者意大利餐厅吃饭的时候，我看菜单总是要看很长很长的时间，我要把那些看不懂的菜名全部都记下来，这样下次与她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我就能够轻描淡写地报出那些菜名来，仿佛我有多么地熟悉这些似的。丝芙侬的服务员们大概都认识我了，我去那里试用各种各样的香水，分辨彼此间细微的差别，然后回家后在淘宝上买廉价的试用装，对，我跟她们一样瞧不起在淘宝上买假名牌的小白领们，但是香水，她们能够闻到的只是我常常更换着的香味，柑橘，佛手，麝香。
于是终于有一天，她们说：茉莉，我们都还以为你是上海人呢？仿佛这是多么大的称赞，我假装不在乎，但是其实我在乎，我在乎她们终于渐渐地接纳我，让我靠近她们，让我变成她们中的一员。
今年春节的时候，我回家姥姥家过年。姥姥家在乡下，我小时候一直生活在那里。现在大部分我从小玩到大的朋友都已经不在那里了，他们也都跟我一样在大都市里生活。我很少回老家，虽然说也不过是坐辆长途汽车就可以到了，可是回到乡下以后的日子就变得非常漫长，难熬。整个冬天我妈妈为了省电都不肯开空调和暖气，我不得不终日穿着一件被子一样的羽绒大衣，到了晚上就冷得我膝盖疼。然后在饭桌上她跟家里的亲戚也会不停地挑剔我，责备我染头发，说我的假睫毛贴得太长，说我穿的衣服不好看，那件外套是我在买的，花的钱差不多抵我一个月的工资。家里没有网络，只能每天去网吧里上网，网吧是我小时候常去的台球房改的，让我感觉仿佛时空穿梭一般。
我过去的朋友们，我们依然会去K房里面唱歌，但是坐在那个弥漫着烟臭的破烂包厢里却纷纷都抱怨起来：怎么歌那么少，音响效果那么差，MTV还都是盗版的，根本就跟钱柜啊，好乐迪啊没有办法比的嘛。其实我们的心都已经不再属于这里了，我很少跟我在上海的朋友们说起我的家乡，因为我说了他们也记不住，他们永远记不住这个地名，甚至搞不清楚我到底是来自于江苏，还是浙江。
其实我从来没有真正喜欢过在上海的生活，那样的生活看起来是很小说的。比如说我每天下班后都还是会去过去打工的咖啡馆，不是因为小资情调，而是因为我实在不知道还能够有别的什么地方让我度过漫长的夜晚，至少那里有一点朋友在。而其他的所谓朋友都是在工作中认识的，摄影师，化妆师，媒体编辑，公关，模特，当我渐渐在工作中如鱼得水起来以后，我也会参加他们的派对，我也会化他们喜欢的妆，扮演酒屋小姐，明明没有去过香港，也可以跟他们讨论香港购物经，我用他们的语言说话，站在淮海路马路边抽烟，在酒吧里喝长岛冰茶到醉。
跟上她们的步伐，跟上她们的节奏，我总是在担心着，被她们看出来，我不属于她们，我不属于那个背着香奈儿包，换季的时候去巴黎和意大利购物的群体。有的时候我觉得是个空壳，害怕别人过分接近我，害怕任何人看到我卸妆以后的模样，不愿意给任何人看我来上海以前的照片，那个土丫头，是怎么样变成了现在的样子。
我踩着miumiu鞋，我正在变成一个跟她们一样的人，这其实让我既兴奋又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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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饱满的汁水画一朵破碎之花
弗里达？卡洛，生于1907年7月6日，卒于1954年7月13日，太阳巨蟹，月亮金牛，水星狮子，金星双子，火星摩羯，木星巨蟹，土星双鱼。
用饱满的汁水画一朵破碎之花
文/女祭司
1925年9月17日，18岁的墨西哥女孩弗里达遭遇了一起严重的车祸，一根金属柱子从她的胃贯穿到骨盆，这造成了她脊柱、锁骨、肋骨断裂，骨盆破碎，右脚脱臼和粉碎性骨折。此后的三十年间，破碎的身体带来的后遗症如影随形，并且导致了她的终生不育，以及最终的瘫痪和死亡。
这位命途多舛的女人，也是墨西哥艺术史上最富传奇色彩、最惊世骇俗的女画家。在她身后，她的作品受到无数人狂热的追捧和膜拜。然而，谁能想到，正是人生中这场恐怖的劫难，将她推上了急速旋转的历史之轮——在车祸后百无聊赖的恢复期，她开始尝试绘画，她的艺术生命由此开始。
在弗里达的星盘中，落在双鱼座（和脚部有关）的土星似乎带来了宿命般的影响：6岁患小儿麻痹症，导致右脚微残、行动不便。同时，火星和天王会合在摩羯座（与骨骼系统有关），与落在巨蟹座的太海合相对冲，这剧烈的拉扯和张力，也为她18岁那年的劫难埋下了伏笔。
令人惊叹的是，命运这把双刃剑在弗里达身上造成的双重效应居然体现得如此明晰、不容回避。象征着行走和梦想的双鱼座在土星的严苛考验之下，不得不将梦想的触觉探入内心，从自身最幽微的潜意识中去挖掘生命之水。而火星摩羯座尽管受到天王动荡不安的冲击，却同时拥有着对痛苦超乎常人的耐受力。一个太阳巨蟹、月亮金牛的女人，生命原本应该是丰饶的沃土，是五月繁盛的花海和七月茂密的园林。但车祸令弗里达的身体彻底破碎，之后的数十年，她又经历了大小32次手术和3次流产。与此同时，她将全部的生命能量转向了艺术创造，从灵魂的伤口中连绵不绝地滋育出200余幅绘画作品。对于她所处的时代而言，它们或许显得过于诡异、奇幻和不可思议，像属于另一个世界的造物，因为那是她为自己铭写的独特自传，需要更多的时间、更远的距离，才能展现其中生与死、爱与痛、绝望与希望的完整性。
弗里达曾言：“只要补好千疮百孔的身体，我就能作画。”痛苦与力量对她来说就好像源归一处，既是厄运，又是恩赐，是一场不停穿越疾风骤雨、试图抵达生命腹地的不寻常旅程。
另一个对弗里达的创作影响至深的因素，是和丈夫迪戈？里维拉25年的相爱。如同她的自况：“我今生遭遇到两个意外。一个是被电车撞倒，一个是迪戈。”
他们于1929年结婚，并且在1940年离婚之后又再婚。在整个婚姻生活中，他们彼此相爱又彼此憎恨，并且各自拥有不计其数的外遇。里维拉的一个外遇对象甚至是弗里达的妹妹。然而，他们始终厮缠，从未彻底分开过。
对弗里达这样一个金冥合相落在双子座的人而言，这并不奇怪。染上了冥王色彩的金星对于爱有着深入骨髓的、永不餍足的渴求。这种爱与其说是奉献和包容，不如说是一种全然占有和吞噬对方灵魂的原欲式渴望。这解释了为什么在弗里达的创作中，里维拉的影子几乎无处不在。尽管其中的三分之二都是自画像，但是除了自我凝视之外，弗里达更多的是在透过里维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