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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不否定女性精英的历史，因为她们有专门的技术和学问，在推动历史发展上她们有着别人替代不了的作用，把它比喻成北极的冰山，女性精英就是那浮在海面上的部分，而工农女性则是深深地埋在下面的巨大的冰块。了解这些底层女性的实际生活，书写她们悲欢的历史，才是一部真正的女性历史。
为了更具体、更有效地对过去的女性史进行批判，就必须写出一本女性通史来。但对我来说现在还力不从心。我想至少先写出底层妇女来与精英女性做对照。于是，在我脑海里浮现出的正是那些〃南洋姐〃们。
近代日本社会的资本主义是依靠丝织业纺织业等轻工业逐步发展起来的，也就是靠劳动女性的牺牲繁荣起来的。农村的姑娘们为了家里少一个人吃饭，从全国各地来到东京、大阪、长野等纺织中心。对她们的打工生活，据明治三十年的调查，大正末期细井和喜藏写的《女工哀史》、近期山本茂实写的《啊，野麦岭》都曾有过描写。那些种稻谷却吃不上白米饭、在赤日炎炎下劳作的农妇，那些根本谈不上是煤矿工人、靠手提油灯下到几千米以下的煤矿坑道干活的女采煤工，当然有资格控诉日本近代的繁荣的真相。此外，还有童工和小保姆，她们也是在底层呻吟的女性们。
她们虽然劳动时间长，工资低，生活水平低，但她们还有恋爱结婚的自由。如果说恋爱是一种反映人类内心感情的自由的话，她们至少在这个方面还是自由的。也就是说，她们虽然出卖劳动力，但是不卖其他的东西。
可是，妓女们把本应属于人的内在自由的性出卖，换取金钱。将以低工资出卖劳动的人和不得不出卖性的人相比，哪一种人更悲惨些？
当然，都是妓女，其生存与境遇却不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取消了公娼，一提起妓女就想到在街头拉客的暗娼。而战前妓女的内容却要复杂一些。艺妓为最上层，她们唱俗谣跳日本舞，在宴会上助兴、卖艺；下层有吉原、洲崎、新宿的妓院的官妓和偏僻街道上的暗娼；再下层有背井离乡被卖到海外，以外国人为对象的〃南洋姐〃。这几种妓女哪种生活更悲惨？提出这个问题似乎毫无意义，但是如果追问的话，人们都会回答是海外的日本妓女吧！艺妓、官妓、暗娼等日本国内的妓女接的客是本国人，讲同一种语言，有同种的生活感觉。当然，明治初期在开放的港湾城市还有以俄国人为对象的妓女，以及二战后以美国兵为对象的伴伴儿女郎。但她们的对象是外国人里的欧美人，作为追赶欧美的日本人，接这些国家的男人为客，在意识上还没什么屈辱感。可是〃南洋姐〃被卖到东南亚，那地方既不是欧洲也不是美国。那里比日本文明落后，所以才成了西欧各国的殖民地，日本妓女在那里接的客主要是中国人和各种族的土著居民。当时日本人对这些地区的民族是瞧不起，有民族偏见的。这些妓女们又怎能从民族偏见中解放出来呢？把语言不通、肌肤发黑、动作笨手笨脚的土著居民作为卖淫的对象，她们肯定感到一种屈辱。如果我的看法不错的话，近代日本妓女中〃南洋姐〃不仅现实生活悲惨，其心理压力也是巨大的。
我以为，近代日本百年历史上作为资本与男性的附属物被损害的是民众女性。民众女性中处境最惨的是妓女，妓女中特别悲惨的是〃南洋姐〃，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她们可以作为日本女性的〃原点〃。这就是我选中她们，而不是选丝织业纺织业女工、农妇、女矿工、保姆来做考察而书写底层妇女史的原因。
当然，以前也并非没有这方面的研究。如森克己的《人身买卖》是就天草岛的历史人口问题从外出打工的角度研究〃南洋姐〃的全貌的珍贵资料。宫冈谦二的《娼妇海外流浪记》是从数千种游记中收集了旅游者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见到日本妓女的重要文献。此外宫本常一编的《日本残酷物语》、折口民俗学派写的《日本人物语》、村上一郎、鹤见俊辅的《纪实日本人》、谷川健一的《女性残酷物语》中也收录了有关海外的日本妓女的论述和见闻。编者们独具慧眼，使读者受益。关于这些海外日本妓女研究的深度和局限以后再谈。现在再谈另一本不可忽略的文献《村冈伊平治自传》。这本书昭和三十五年由南方社出版，约二百四十页。村冈伊平治是一名诱拐妇女到海外卖淫的人口贩子。他直率地回忆了从明治中期到昭和十年在新加坡、马尼拉等地开设妓院的经历。可能因为没有这方面当事人写的其它资料，而且内容好像很有趣，所以这本书成了上述一系列参考书中最重要的资料。更准确地说，有了《村冈伊平治自传》才有了上述海外日本妓女的研究。
可是据我现在的调查和从其它途径得到的依据证实，《村冈伊平治自传》的内容与事实出人甚多，不能当作历史资料。这样的话，森克己等人的海外日本妓女研究全面听信了这本特异的杜撰的自传，所以那些研究也不得不从根基上动摇了。
我对这本自传的可信度表示怀疑，有两条理由，第一，有关东南亚开发的文献很多，过去去过东南亚现今还活着的人，没有人认识自传中所讲的那个伊平治；第二，自传的记述往往与客观资料所显示的事实不一致。
第一点，东南亚开发的文献中除了明治、大正时期外务省、农工商务省的官厅资料有调查文件外，民间团体还出版开拓史以及个人写回忆录、旅行记等，数量非常之多。如在现今住有一亿人口的日本列岛，从常识上讲，从文件里找不到一个人的名字就怀疑这个人是否存在，那就太过分了。可是在明治、大正时期的东南亚，日本人的居住方式不是〃平面〃和〃线〃，而是集中在新加坡、马尼拉等〃点〃上的。因此，虽然东南亚地区很广阔，那里的日本人社会则很狭窄，不论是做了好事还是坏事，只要涉及任何出名的事情或做过一件出头露面的工作，所有在东南亚的日本人就一定知道他的名字，而且会被记载在某个文献上。比如后边提到的娼馆老板木下邦、仁木多贺次郎、涩谷银治等人的名字就记载在入江寅治《日本人海外发展史》等值得信赖的史籍上。
这样一来，在任何文献上都查不到村冈伊平治的名字又意味着什么呢？据伊平治自称他是明治二十二年至二十八年在新加坡设立前科者收容所并成为妇女诱拐业的头目。明治二十九年至三十三年在西里伯斯岛，被任命为泗水（印度尼西亚）的名誉领事，明治三十四年至昭和十八年住在菲律宾，被称做〃老爷子〃和〃南洋的阿金〃。无论在什么地方，不但日本人知道他，外国人也没有不认识他的。这么活跃的一个人物在东南亚开发的任何记录上都没留下名字，我们不禁怀疑，即使存在过这么个人，他也没有自己所吹嘘的那么神，他那三头六臂的活动也该打折扣。
现今还活着的与村冈伊平治几乎同时代在东南亚各地从事各种工作的老人中，有没有人知道伊平治的呢？没有。后边将提到我在天草下岛的旅行，我在那里访问过十几个〃南洋姐〃，她们都已八、九十岁高龄，曾去过新加坡、马尼拉、黎牙实比，在她们的记忆之中既没有村冈伊平治这个人，也没有绰号为〃南洋的阿金〃这么个人。我用在《村冈伊平治自传》中得来的知识，问这些老太太，说伊平治对有前科的人或妓女是很温情的时候，老人们用一种嘲笑我的口气说：〃妓院老板的要求都是有条件的，只想吸我们的血，我们还不知道竟然有过这样有温情的老板。这种光吹不干的男人在南洋是要多少有多少。〃
我还访问了去过东南亚的侨民，同样使我失望。其中有新加坡的日侨先驱者笠田直次郎的长女笠田朝香，她生长在新加坡，想必她一定从她父亲那里听到过许多包括妓院老板在内的日侨人名，可她也是第一次听到这个村冈伊平治。唯一的例外是现在住在福岛郡山市曾在《达沃日报》担任副主编的星笃比古。据他讲，他死去的夫人、结婚前姓西冈的繁子认识伊平治。可她对伊平治的评价是〃一个会撒谎的人〃。
说到这里，既然从文献从人们那里得不到证据，只能对《村冈伊平治自传》做批判，确认其内容的真伪。可是连试一下这方法也成问题。这就牵涉我刚才讲的怀疑《村冈伊平治自传》的可靠性的第二个理由——伊平治的叙述与客观资料显示的事实往往不符。
举几个例子说明，伊平治说他于明治二十年六月至十一月随上原勇作中尉到西伯利亚内地旅行。上原后来当上了陆军元帅。伊平治见到那里有许多日本妓女，以此为契机使他产生以后开妓院的想法。可是根据《元帅上原勇作传》，那段时间上原在对马海峡出差，与伊平治的书对不上号。
伊平治写道，明治二十三年十二月在新加坡见到板垣退助，第二年十月见到伊藤博文，而且还以对话形式口语体记下了谈话的情况。可根据当时的报纸报道，板垣与伊藤当时奔走于国内搞政治活动，根本没去东南亚。另根据东南亚及日本人会昭和十三年出版的《南洋五十年》（以新加坡为中心的日本人活动）中收有从明治二十二年至大正十年的《新加坡领事馆日记抄》，凡到新加坡访问的，连商社雇员的人名都没有遗漏，可在哪儿也找不到板垣退助和伊藤博文。
到此，我好像论据十分充分了，下边再举一个例子。伊平治好像是立了多大功劳似地吹嘘他在明治二十三年十月率先在新加坡设立了日本人会，并兼任会计和顾问。可是据《南洋五十年》和作为开业医生桥居新加坡四十年的西村竹四郎写的《在南三十五年》记述，在那里设日本人会和因设日本人墓地立下功劳的是妓院老板兼杂货店主仁木多贺次郎，而村冈伊平治这个名字不论在日本人会会员名册还是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