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告知于她，我为此而感到难过。
这项研究耗时四年。假如我开始得再晚一点的话，就不可能得到在研究中必不可少的这些人的帮助，因此也无法写出《山打根八号娼馆》这本书来。——然而，我们不得不说在日本像南洋姐这样的即将消失、却尚未被研究到的下层人们的生活还有许许多多。
例如，有关纺织和缫丝女工的记录虽然多少有一些，但对于农妇和煤矿妇来说，除了少得可怜的几则口述笔记外，尚无作为历史整理的材料。还有，那些住在别人家里替主人做家务和帮工的被称作女佣的人们还从未得到过历史考察的关注。
据一项调查说，大正十年全国的女佣人数与女工人数大致相当。她们的劳动没有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的区别，工作内容和工资往往也不明确，如果因某种缘故被雇的话，甚至连辞职的自由也没有。而且，由于她们是在与社会隔绝的家庭里做工，所以既不可能像工厂的工人那样组织起来要求提高待遇，又由于远离亲人朋友独自一人住在别人家里，而在精神上也十分孤独。
据曾在长野县一个城郊的农家当过女佣的A讲，她二十四岁时当了女佣，不久就被迫与主人家的长工B结了婚。俩人的工资，直到六年前的昭和四十一年仅有五百日元，合在一起也只是千元。更令人难以忍受的是，A怀孕五个月时，主人以妨碍于农活为由硬要她去医院做人工流产。幸亏由于医生拒绝做手术，她才有了一个孩子。可是第二天，她丈夫B就被主人送到医院做了绝育手术。
这决不是发生在几十年前的事。A出生在三十年代初，和我几乎是同龄。
还有，直到不久前，女佣除了做家务和干家里的活计外，还常常成为主人和家庭中其他男性成员的性对象。集中了女佣身上的这一面分离出去的就是接客的餐饮业。干这种活儿的人中，既有贪图享乐者，也有像不久前大皈千日前歌厅的那场大火所暴露出来的那种由于生活所迫的一些中高年女性。
此外，底层女性中有许多人与亚洲各国有着血肉联系，如：作为日本侵略中国政策重要支柱的〃满洲开拓〃者的妻子的〃大陆新娘〃，还有作为〃日鲜一体〃政策重要环节的〃日鲜结婚〃——即同那些被强行带到日本的朝鲜劳工结婚的城市下层妇女，她们的情况大多如此。这些人不仅在受到日本政府鼓励的二战期间没有过上好日子，就是在战败二十七年后的今天，仍有许多日鲜结婚的女性，带着日鲜混血儿在人们的蔑视中流落在日韩两国的街头。
这些形形色色的底层妇女大多不具备表述自己生活和苦恼的能力。我认为，虽然她们无疑也有表现自己生活的愿望，但在她们尚未具备这种能力的时候，研究者有义务以她们口述的形式将底层女性的生活记录下来。
然而，这些长期身受歧视的人们，除了沉重的自卑感外还有一种即便把自己的痛苦告诉别人也不会得到真正的理解的认识存在。因此，让她们开口很难。就算她们对你说了点什么，也不可轻易地认为那就是她们的真心话。对此，我有过一次亲身体验。
那是四年前在天草岛经历的。在留我住下的阿崎婆的提议下，我们一起到一个老人聚集的地方去见她的老南洋姐朋友。在那儿，几位老南洋姐告诉了我某电视台记者采访她们时的事。〃那次真逗，俺姐儿几个乱吹一气，嘿，还全播了出来。〃〃就是，对那种两手空空坐着汽车来了，一只手拿着笔记本，爱答不理地听人讲话的人，俺们凭啥要跟他讲真话。〃
我决不会忘记当时她们那几乎要掀翻房顶的哄笑声——当然，是为了研究者的自律。
我认为，我们必须注意到自己身上顽固地存在着对底层生活者的歧视，要一边同这种思想作斗争，一边进行底层史的研究。我相信，这样做不仅会很大程度地纠正研究者的人生观，而且，只有通过经历了这种自我改造的研究者的底层史研究，才有可能超越以往的以英雄人物为中心的历史和历史观的局限。
（原载《朝日新闻》一九七三年十月六日夕刊）
小代笔人
我和阿崎婆相识已经四年多了，我们至今每月仍有两次书信往来。虽说只是互相问候问候，谈谈日常琐事，但彼此的思念使通信一直持续到现在。
然而，十岁就被卖到北婆罗洲的阿崎婆是个从未登过校门的文盲，她既不能读我的信也不能给我回信。她和我通信需要人代笔。前两年，为她代笔的是村里负责接收邮件的人或是杂货店的老板娘，后来就换人了。
新的代笔人是阿崎婆邻居家上小学四年级的女孩，名字叫幸子。阿崎婆很喜欢孩子，幸子可以说是她从小背大的。我在阿崎婆家住的时候，她几乎每天都要跑过来，告诉我们一些村里的事，替阿崎婆跑跑腿儿。
也许幸子和我有了亲近感，她替阿崎婆代笔之后总要写几句自己的事情。而且，由于代笔人的更换所带来的变化还不止这些。自从幸子代笔之后，阿崎婆的信就好像木偶住入了生命一样变得鲜活起来。
成年人的代笔信，总是在有关季节性的问候之后写上几句对我给她寄钱表示感谢的话。而幸子的信则大不一样，除了对我的关心和问候外，还要写上阿崎婆的老病哮喘的情况，她信仰的大师的事，还有她养的那九只猫等等，用孩子不熟练的笔迹密密麻麻地写满几页信纸。尤其令我高兴的是，阿崎婆说的话被原原本本地写在了纸上。
每当我收到阿崎婆的来信，眼前就情不自禁地浮现出在微弱的灯光下，边嘬着烧酒边对来自东京的我讲话的阿崎婆那细细的眼睛和坐在她面前专心记录着的自己的身影。
为了向幸子表示感谢，我在给阿崎婆寄包裹时也给幸子寄去了比她大一岁的我女儿的旧衣服和给她买的新的学习用品。于是，没过多久，我又收到了一封比幸子的笔迹还要幼稚的来信。
那是幸子的弟弟雄一写的代笔信。雄一比幸子小三岁，大概刚上小学。幸子的信几乎和雄一的信同时到达。雄一的信里写着：〃我是姐姐（幸子）的弟弟。我叫雄一。请多关照。请不要只喜欢姐姐，也要喜欢我。〃
我在天草阿崎婆家住的时候，他还是个小男孩儿，总爱嘬着手指看我，一见我看他，就转身跑开。没想到，才三、四年工夫就能写这样的信了。我觉得真是又好笑又可爱，于是在给阿崎婆定期寄的包裹中给他加进了一条藏蓝色的短裤。
今年六月，我带着已经出版的《山打根八号娼馆》重访天草岛时，在阿崎婆家又一次见到了幸子和雄一。虽说看到他们长大了我很高兴，可是，在微暗的灯光下站着的姐弟俩儿的个头却比我想象的低多了。和生长迅速的我的女儿相比，幸子的年龄虽然只小一岁，可个头只有一半儿。
看到我很难说出〃你们长大了〃这句话的样子，阿崎婆在一旁告诉了我姐弟俩儿家里的情况。他们的父亲三年前失明住了院，出院后回到家里就不能干活了，他们的母亲靠干土木活儿养活一家五口，幸子他们三个孩子虽然勉强能去上学，但一放学就要到地里去种自家吃的口粮，尤其是作为长女的幸子，除了干地里的活儿外，还要代替母亲料理一切家务。
幸子紧紧地握着那双跟身体极不般配的大手，静静地听着阿崎婆的叙述。在幸子的小脸上，我仿佛看到了六十年前被卖去当妓女的阿崎婆的种种表情。
（原载《文艺春秋》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号）
我的第二故乡——天草岛
常言说，人有两个故乡。一个无疑是指自己的出生地，另一个则是指给自己留下终生难忘的回忆的地方。对我来说，这第二个故乡就是熊本县的天草下岛。
我第一次去天草下岛是在五年前的夏天。我是女性史研究者，到那儿去是因为我听说在那个岛上还能找到从明治初至大正中期由日本全国各地到亚洲各国向外国人出卖肉体的被叫作南洋姐的人们。就在登上岛子的当天，我便幸运地遇见了一位曾经做过南洋姐的人，并和她一同生活了三个星期，终于使她向我讲出了南洋姐的生活，写成了《山打根八号娼馆》这本书。这位曾是南洋姐的老人，作为一个人来说有着多么善良和优秀的品格，我都写在了书中，这里就不再重复了。当然，除了这位我用阿崎婆这个假名写的这位老人外，我怀着感激之情时常想起的天草人还有许多。
我独自一人去天草岛并在那里住下，既没有通过什么人介绍，也没有靠报刊杂志社帮助。但岛上的人们，却默默地接受了我这个来历不明的人。不仅如此，当我问路时，他们会为给我指路带我走出很远；当我把印章忘在既没留名也没留地址的店铺里时，他们会通过好几个人的手把它送还给我。
还有，当我为寻找南洋姐的踪迹，在天草下岛西海岸徒然地走了好几个来回，日落时分穿着丈夫的旧衣出现在旅馆里时，旅店的人热情地接待了我，毫无嫌弃之感。由于当时我身心极度疲惫，脚底打满了泡，他们的热情更使我难以忘怀。在另一个旅馆，由于我的肠胃在跟阿崎婆生活时被过于粗糙的饮食搞坏了，普通的饭菜难以下咽，他们便每顿都给我端来一大碗我爱吃的萝卜泥。因我说了句早上喜欢吃面包，他们第二天就照办了，看到面包旁还放着一大碗萝卜泥，我感激得几乎落下泪来。
而且，这个旅馆的老板娘还特意为我找来了带路人。我曾在旅馆的留言簿上写下了这样的一句话：〃来到满是石块的天草岛，不由得想到这石块像是南洋姐的泪凝结成的。〃老板娘由此察知了我此行的目的，于是便把了解村里旧事的佐野光雄介绍了过来。
佐野先生是位身材矮小的老人。虽说已经进入九月份了，可白天直射的阳光依旧灼人。他边擦着汗，边带着我挨家挨户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