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狗尾巴一样晃悠的青春- 第5部分

　　　　北京的九，十月份有着最宜人的天气，秋天也是小文最喜欢的季节。暖暖的阳光下，我靠着护城河破旧的围墙把小文揽在怀中，开着一些不着边际的玩笑，或是看着旁边的老头儿们下棋，钓鱼，其乐融融，无比惬意。

　　　　随着功课一天紧似一天，我和哥们儿们之间的固定牌局也渐渐变得有些稀稀拉拉，这倒正好让我拿放学后大段儿的闲置时光来送小文回家。

　　　　如果光用半个小时一路傻骑到方庄未免太过枯燥，于是我和小文一般都会在途中的天坛公园歇歇脚。北京的公园数不胜数，对我来说，天坛绝对是它们中的佼佼者，这倒不是因为那里有让各路土鳖旅游者流连忘返的圆丘、祈年殿和回音壁，而是归功于那些大片的树林和草地。

　　　　我和小文常常在树林中，草地上抱着聊着坐到天黑，然后她才想起该回家了，慌忙骑上车往家奔去，路上还要我为她编一些借口来搪塞她妈。

　　　　我们每天似乎都有聊不完的话题，程度用“可笑”来形容也不为过。毫无疑问，我们已经双双热情洋溢地投身于恋爱之中，把鸡毛蒜皮的一点小事儿都咀嚼得津津有味，全然不顾热情降温后两个人因为屁大点事儿就能斗个嘴眼歪斜的恶果。

　　　　一次，我和小文在河边闲聊的时候发现我们俩的父亲是从同一所大学同一个系毕业的，经过她回家后拐弯抹角地询问，确定两人竟然是同班同学，这让我们惊奇不已。小文由此断定我们俩之间非常有缘分。

　　　　对于“缘分”这个词儿，我的态度是嗤之以鼻。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电视里，杂志上和女孩儿们的嘴中动不动就是“我们真有缘”，频率密集得让我反胃。我倒是愿意用更朴实的词语来形容这件事儿——“真他妈巧”。

　　　　和小文待的时间长了，我发现她在说几个词儿的时候总是发音怪异，比如把咖啡说成“卡”啡，把发卡读成发“掐”，如果合着念这两个词儿，用郑雨的话来说：“丫肖文这什么口音？郊区来的吧。”

　　　　凑巧的是，我印象中送给小文的惟一一个发“掐”正好是“卡”啡色的。那是我在朝阳门“协和百货”给她买的小玩意儿，标价68块，当时我无奈掏干了身上所有的钱。小文对这件礼物自然是喜爱非常，她把这个沉甸甸的发“掐”在头上戴了好几年，直到磨得破旧不堪。

　　　　喜爱非常……破旧不堪——我说过，什么事情绕到最后结果都是没意思，不是吗？我的意思是，起码对于我个人来讲，没有什么东西能被长久把握，哪怕有一段儿时间确实抓住过，确实沉溺过，到头来也逃不过两手空空，就像那个现在早已不见踪影的发卡，就像我和小文之间的感情。

　　　　当然，这是后话，我完全没必要在此提及。然而，我却经常想像着如果17岁的我，那个留着盖儿头，浑身有使不玩的劲儿的小屁孩儿现在出现在我的面前，听一听我的肺腑之言，那会是一番什么情景呢？

　　　　算了，就算我真的能和7年前的自己相遇，我也还是什么都别说了，因为我知道那个小傻逼根本就听不懂我在说什么，没准还会对我找补上一句：“你丫有病吧？”

　　　　那时我最不缺少的就是激情，我没头没脑地热爱着生活。

　　　　小时候我有一项拿手好戏，就是在走路时常常莫名其妙地来个大跟头，我妈由此断定我的小脑平衡能力不太好使。和小文认识以后，我的这个症状不幸又体现了一回。

　　　　那是一天中午在河边，我不知何故突发奇想：“肖文，你玩过‘骑马打仗’吗？”

　　　　“没有，女孩儿哪有玩‘骑马打仗’的。”

　　　　“特带劲，我小时候老玩儿，要不咱们试试？”

　　　　“咱们两个人怎么玩儿？再说我也害怕。”

　　　　“没事儿，没敌人我就自己背着你转圈儿呗。”

　　　　我不由分说把小文一把背到背上：“坐好了啊，我可转了，你数着我一共能转多少圈儿。”

　　　　我精神抖擞地带着小文转了起来，越转越快，吓得背上的小文连声尖叫求饶：“不玩了不玩了，放我下来吧。”

　　　　“不放不放，你倒是数着数儿呀。”

　　　　就这么转了好几十圈儿，我渐感体力不支，又生努了一阵儿，我终于放慢了速度，准备罢手。然而，就在我要把小文放下的时候，突然间觉得一阵天旋地转，身体向后就倒，自然，倒下的后果是我背上的小文毫无准备地成了牺牲品——我听到“砰”的一声闷响，小文的后脑勺儿重重地碰到了地上。

　　　　这一声响动震得我脑袋顿时也顾不上晕了：“我操，坏了！”

　　　　我连忙起身把小文扶起来，发现她目光呆滞，过了足足有半分钟才“哇”的哭出声来。

　　　　“没事儿吧，你没磕出脑震荡来吧？我操我头一晕就没站住，操，我真笨。”

　　　　小文一边揉着后脑勺儿一边像孩子似的放声大哭，根本没功夫理我，急得我站在一边儿不知如何是好。

　　　　就这么耗了半天，小文的哭声由强渐弱，嚎啕转为了一阵阵的抽泣。这时，我突然发现旁边已经出现了不少不知打哪儿赶来的围观之人，都纳闷地看着我们，脸上充满好奇。我不由面红耳赤地揪了揪小文的袖子，向她示意，小文见状也顿时不好意思起来，哭声顿止。

　　　　我见形势有缓，连忙把小文抱到腿上，对着她的后脑勺儿又吹又揉：“吓死我了，你没事儿吧？”

　　　　“你差点儿摔死我，我头好晕。”小文的脸上还挂着泪珠。

　　　　下午，我们俩都没上课，我把“重伤”的小文护送回家。路上，她对我说：“谢天，你得赔我。”

　　　　“怎么赔，是你摔我一次，还是咱俩把脑袋换了？”

　　　　“不管，你得答应我一个要求。”

　　　　“没问题没问题，你说什么要求吧，我全答应。”

　　　　“还没想好呢，你等着吧。”

　　　　眼看小文思路如此清晰，我的心也慢慢踏实了下来。即便如此，我还是在此后好几天坚持对她细心观察，最终断定她没有因此落下什么后遗症。

　　　　但我还是高兴得太早了，我没想到顽固的后遗症在几年以后才慢慢体现——每逢小文向朋友们分析我对她的种种不好时，总不忘了把这一恶性事件添油加醋地说上一番，最后甚至演绎成自己磕在一块硬石头上，脑袋摔出了好多血，并一口咬定自己从那儿以后记忆力衰退了不少。

　　　　“后脑勺儿事件”还留着一个尾巴，就是小文当时没想好的要求。

　　　　两个星期后的周末，我一大早就晕头转向地被兴致勃勃的小文从床上拽起来，踏上了去往远郊景点黑龙潭的征途，实现了我对她的补偿。

　　　　小文选择去黑龙潭完全是由于我平常向她瞎吹那里有多么好玩儿的结果，因为那年夏天我刚和几个哥们儿去黑龙潭走了一趟，感觉良好。

　　　　当然，我说的良好并不是指黑龙潭的风景，恰恰相反，那次我们每人花了20块钱走进景区之后才发现大门里面的景色和外面不过是大同小异，毫无新鲜之处，纷纷大呼上当受骗，直到爬上山顶时还怨气难平，于是统统穿着裤子跳进那个比游泳池小好几圈儿的破潭里畅游了一气，加上打了一通水仗，心情才彻底好转。

　　　　等我们闹够了爬上岸，我那条滴滴嗒嗒往下流汤儿的牛仔裤少说也有两斤重，紧紧地裹在腿上，让我步履蹒跚。我们大伙儿齐刷刷躺在潭边发烫的大石头上边晒裤子边野餐，但直到酒足饭饱，裤子也丝毫没有干的迹象，无奈之下只好放弃了再溜达溜达的打算，在那块大石头上打了一下午牌。

　　　　回家的时候，为了省钱能在晚上暴搓一顿，我们一致决定从路上截一辆顺风车回城里。于是，五点多钟，公园的大门口出现了一伙儿四脖子汗流，卷着裤腿儿，活像难民似的孩子，不屈不挠地戳在马路边，截下每一辆卡车或者面包车，或嬉皮笑脸或苦苦哀求，就为了省下今天看起来不值一提的几十块钱路费。

　　　　在遭受了无数次的冷酷拒绝后，终于有一个运酱油和醋进城的司机架不住我们的软磨硬泡，答应以每人五块钱的低廉价格把我们送到城里。我们兴高采烈地跳上车踏上归途，一路上卡车颠簸不停，酱油和醋气味儿刺鼻，但谁也没有因此影响晚餐时的胃口。

　　　　和小文一块儿去黑龙潭自然要循规蹈矩一些，但也别有乐趣，起码她准备的整整一书包零食就让我感到了一些优越性。从东直门长途汽车站去往密云县城的一路上，我一刻也没停嘴地把那些小食品逐样进行了品尝。

　　　　到了县城，不知道什么原因，直达黑龙潭的小巴我们一辆也没看见。没办法，我们最终只有奢侈地乘坐“面的”去往目的地。

　　　　我在一堆热情的司机中相中了一个长着鹰钩鼻子的年轻人，原因是他比同行们的要价低了一半：别人都要40块钱，而他保证20块钱就拉我们。

　　　　沿着崎岖的公路行驶了半个小时后，我们顺利到达了黑龙潭公园的大门口。没承想，就当我和小文准备一跃下车，正式开始游山玩水的时候，居然听到那个司机又把要价变回到40块钱，而且丫还特别诚恳地对我说：“我刚才是说一个人20块钱，兄弟，要不这点儿钱都不够我加油的。”

　　　　操，这不明摆着是讹人吗？我们自然不甘心轻易就范。可是，经过十来分钟的争执，“鹰钩鼻子”还是如愿以偿地拿到了40块钱，撇下傻呵呵的我和小文，开着小面扬长而去。我们俩站在公园门口大眼瞪着小眼点了点身上余下的银子，发现除了买门票和回去的车钱外所剩无几，看来中午只能靠那点儿零食充饥了。

　　　　尽管还没开玩就被黑了一道，小文的情绪却显然没受到太大的影响，没过几分钟，她就准确无误地找到了野游的感觉，兴高采烈，对四周景色赞不绝口，一个劲儿地催我带着她沿着硌脚的石头路向最高处进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