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认为，在专业经济学领域，他脱离了常规，完全属于边缘化的人物。哈耶克１９４１年出版的《纯粹资本理论》，几乎无人关注。他确实在从事政治理论、认识论、社会科学方法论、心理学等方面的研究，但他已不再是活跃的专业经济学家了，他自己也不认为自己是个专业经济学家。
Ｄ．盖尔·约翰逊从１９４４年起就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他记得给哈耶克提供一个职位的想法，根本就没有进入正式表决阶段。他又说，全系人好象已经达成了共识，约翰逊还说，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出版之前的经济学思想就让他“不可能被这里接受”。｛12｝
哈耶克自己关于自己没有去成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的回忆，似乎并没有内夫在自传中那段话强调的含义。比如在一次访谈中谈到去芝加哥大学的事时，哈耶克是这样说的，“很凑巧有个小插曲。有人最早建议我去经济系，但他们不要我”｛13｝。哈耶克并没有投入多大精力争取进入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事实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决定移居美国时，最初想进的是普林斯顿。
哈耶克也回忆说，在进芝加哥大学这件事上，“经济系的朋友做了不少努力，但我想，他们受到了计量经济学家们的阻挠。这些计量经济学家不想要我，因此，我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找个教职的打算就落空了”｛14｝。他还说：“他从来都对宏观经济学或计量经济学没有好感。而他们也认为我过时了，不能接受他们那类新观念。”｛15｝乔治·纳什在其权威的《美国保守主义思想运动》，论述到战后是这样说的，“这个时代还有一个象征，跟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一样，哈耶克也不得不依靠私人资助，才能进入美国学术界”———资助他们两人的，都是沃尔克基金会。纳什补充说，约翰·内夫、阿伦·迪莱克特、亨利·西蒙斯“劝说这家保守的小基金会支付哈耶克的部分薪水”｛16｝。
弗里德曼当然是经济系中跟哈耶克最为相契的。哈耶克在１９７８年说到，在芝加哥，他“跟弗里德曼来往非常密切，后来跟乔治·斯蒂格勒也极熟。因此，我跟经济系部分教员关系很好，不过，从数量上看，计量经济学家们占上风……而我只跟奈特和他的那个圈子来往”｛17｝。
哈耶克之所以希望在社会思想委员会获得一个职位元，部分是因为在教了二十多年经济学后，他有“一点厌倦”了。他“已经对当经济学家提不起精神了，而对于经济学当时发展的方向，他也觉得格格不入”。不用再教经济学，他觉得“松了一口气”。同样，他也不用承担行政管理责任了，而在伦敦经济学院最后一年，他就干着这种事。
哈耶克高度相信观念的力量。他在生命的最后５０年，之所以选择了政治和社会哲学而放弃了专业经济学理论研究，就反映了他的成熟的信念：前者比后者更重要，且包容了后者，同时这也反映了他的个人兴趣和优势。他相信，观念统治着世界，他也身体力行这一信念。
哈耶克承认，最后几十年中，他已经不是经济学家了。在《自由宪章》的导言中他说，他“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很多紧迫的社会问题的答案，归根到底，要靠我们认识到某些超乎专业经济学范围之外的原则”｛19｝。在１９６２年弗赖堡大学就职演讲中哈耶克也说，他学术生涯的前半段“完全投入到纯粹理论研究中，后来我则投入更多时间到专业经济学理论之外的问题”｛20｝。他之所以放弃经济理论，也是受他自己的一种想法的影响，他觉得，《通往奴役之路》发表后，他在经济学界已经声名狼藉了。
终于离了婚又结了婚，哈耶克心情极为轻松。很多年来，他都对第一次婚姻不满意，而又不能跟自己所爱的人一起生活。在芝加哥大学，他觉得很高兴，“从一个专门研究社会科学的比较狭隘的气氛中，又回到了那种综合性大学的氛围中。教员俱乐部、四合院俱乐部（Ｑｕａｄｒａｎｇｌｅ Ｃｌｕｂ）很有吸引力。坐在你对面的，今天是历史学家，明天是物理学家，后天又是生物学家。事实上，我不知道还有哪所大学像芝加哥大学那样，不同学科的学者之间有那么密切的交流”｛22｝。哈耶克到任的时候，该校有超过一万名学生。
第四部 美国（1950…1962）第23章 社会思想委员会
哈耶克后来回顾自己在社会思想委员会的职位时说，这个职位给他提供了“几乎是再理想不过的机会”，让他能够追求自己“逐渐形成的”兴趣①。该委员会是芝加哥大学校长罗伯特·梅纳德·哈钦斯提倡的跨学科研究方法的成功范例。它最初叫做文明研究委员会，旨在为超出常规院系组织藩篱的思想，提供进行研究生教育和学术研究的机会。根据研究芝加哥大学校史的威廉·麦克尼尔的说法，“社会思想委员会主席是约翰·内夫，资金主要由他的妻子提供，委员会是一个精英群体。内夫只聘任他自己喜欢、推崇的人，这些人的专业背景则非常多样化，他请他们指导精选出来的十几名研究生的研究”②。从１９４６年到１９６４年，内夫一直担任委员会主席，他曾这样形容这段时间委员会的状况，“我们一次招收的学生不超过１３名，而不算著名的访问学者，本委员会常任的教员就在８到１０人”③。由于学生和教员之间比例这样低，师生之间形成了密切的关系。这一项目的学生来自各个专业———除了社会科学外，还有人文学科、自然科学、艺术领域。这是一个近乎理想的学术环境。
１９５０年秋天，哈耶克到任的时候，正值委员会蒸蒸日上的时期。尽管它一度获得了“被排挤者的沙龙”的名声，这是委员会一位成员戴维·格伦的话，但其成员都是非常出色的学者。正是由于他们过于超前，所以他们经常不被传统的院系接纳，他们之间也经常发生冲突。
撰写哈钦斯传记的玛丽·安·德祖拜克说，委员会的研究在“大学里是独一无二的。最早的时候，内夫拟了一份由其它系教员上课的相关课程清单，逐渐地它自己为在委员会攻读硕士和博士课程的学生提供了跨学科的课程表。内夫请来艺术、哲学、神学等等学科的人来校讲课。战后，委员会开始聘请自己的教员”。⑤
哈耶克的头衔是社会与道德科学教授，这有点继亚当·斯密的后尘，因为斯密曾经是位“道德哲学教授”。谢利·罗宾·赖特温是他的学生，他回忆过他的讨论课：
哈耶克对这个工作胜任愉快。每星期三，他都举办一个主题包罗万象的讨论课。星期三晚饭后，来自各个学科和各个国家的一群聪明而稚嫩的人会赶到一间仿哥特式会议室，围坐在一个很大的椭圆形橡木桌前，谈论哈耶克提出的话题。话题无远弗届，涵盖了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及其它方面的知识。而那些年长的参与者更给讨论课增色不少：有两位原子物理学家，一位是获得过诺贝尔奖的意大利人，另一位则是匈牙利人，他们在工程、物理学、电影、政治等方方面面，做出了广泛的贡献；有一位研究古典文化艺术、经营农场的爱尔兰人，精通莎士比亚、吉本、托尔斯泰、索福克勒斯、柏拉图和修昔底德；有一位极为虔诚而严谨的法国托马斯主义者，他推崇的是帕斯卡、普鲁东和Ｔ．Ｓ．艾略特；一位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好斗的无神论者，却热衷于探究神学问题；当今世界最重要的货币理论家，对树叶追逐阳光的动机和经济主体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入迷；一位考古学家，在慕尼黑和柏林的图像艺术传统中受的教育，却开设了关于尼采的课程，指导学生研究普鲁斯特；有《哥特式教堂》的作者，有《孤独的牛仔》的作者；还有提出“平民社会”（ｆｏｌｋ ｓｏｃｉｅｔｙ）、发掘研究早期工业革命的人。学生则来自日本、中东、欧洲及美国偏僻的角落，个个都显示了极高的天资，可谓出类拔萃。⑥
这里所说到的学者依次是恩里科·费米、莱奥·西拉特、戴维·格伦、伊维斯·西蒙、弗兰克·奈特、米尔顿·弗里德曼、冯·布兰肯哈根、奥托·冯·西姆森、戴维·雷斯曼、罗伯特·雷德费尔德。这其中，费米获得过１９３８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哈耶克和弗里德曼后来则获得了诺贝尔奖。１９３９年，爱因斯坦写给富兰克林·罗斯福一封非常有名的信，开头是这样写的，“费米和西拉特最近的研究让我得出结论，铀元素可以被转化为一种全新而重要的能源……这种新现象可以促进人们造出炸弹”⑦，正是这封信促成了曼哈顿工程后来的组成，其总部就在芝加哥大学。因此，这个讨论课无论如何是个令人敬畏的群体。
赖特温继续写道，哈耶克“以一种平和、正直的风格主持着这个引人注目的群体进行讨论，使他的讨论课成为自由主义美德的一种完美实践。讨论的主题一般是自由主义，没有一个人对哈耶克的信念有丝毫怀疑。但如果有的学生希望出人头地，背叛了这里的人们普遍的信条，他也完全可以走自己的路。围剿异端在这里完全是不可想象的。讨论课是跟活着的、已去世的、古代的、现代的人物进行的对话；惟一的戒律是要确切地理解他人的思想，要诚恳地对待他人的质疑和不同看法。作为参与讨论课的人们的同事和老师，哈耶克的行为与这一无可挑剔的自由主义研讨会完全融为一体”。
哈耶克也回忆说：“我在那儿（芝加哥）举行的第一次讨论课是一生中最令我兴奋的。讨论的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方法论问题，而我请来参加我的讨论课的人有费米，有遗传学的伟大创始人莱特，还有几位物理学家。这是一个全部由教员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