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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的目标大位移（7）
课堂上花费精力仅占全部的 １０％ 科学（重点在理论物理） ４０％ 艺术（重点在音乐） ２０％ 哲学（东方和西方哲学） ３０％ 我不再把考试得分放在心上。只求及格。有的同学（尤其是女生）不得满分就哭。 我厌恶、痛恨考试。我的心变得很野，爱望野眼。我觉得课堂的空间太小太小。我喜欢自己去找食。 我读到少年达尔文的故事。他常去野外捕捉昆虫。有一回他用左手捉到一只美丽的昆虫。不久又见到一个他从没有见过的新种，更叫他兴奋不已。后来又发现更为奇特的第三只。他只好把它放进嘴里，用嘴去衔住。结果昆虫分泌出一种化学物质，灼伤了达尔文的舌头。 面对文理两科许多学科知识向我涌来，我也有点像当年的达尔文处理三只昆虫的办法和心情。 我是天天向上、生机勃勃的人，直到今天。毛泽东说过许多话，都成了语录。我只记得其中两句，其他都忘了：“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这是写给孩子们的）“从战争中学习战争。” 是的，不是什么都准备好了再去打仗，而是先投入战场，打几次硬仗，在战争中学会战争，在风急浪涌中学会游泳。我的哲学不是从哲学系阶梯大教室走出来的，学来的。我是在浴血奋战、枪林弹雨中打出来的，肉搏出来的，身上布满了弹片伤疤。 从１９５７年冬日我从朗润园走出来，借助贝多芬崇高、庄严“力”的感召（比如《命运交响曲》那些富有“人生使命感”的主题），我在瞑瞑中（当时并没有清晰的意识）开始了一系列思想、观念的冒险（Ａｄｖｅｎ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Ｉｄｅａｓ）。因为在北大最后的三年（大约是１９５９－１９６１）我渐渐把人的一生理解成是一场冒险活动。它是由一长串大大小小的冒险构成的。不同的人从事不同性质的冒险活动。 有人从事外在冒险。比如１８世纪英国杰出的海上探险家库克。当然还有哥仑布等人，以及征服珠峰的勇士们。 有人从事内在冒险。比如贝多芬、康德和黑格尔，还有老子和庄子，以及柏拉图。当然理论物理学家对物理概念（Ｃｏｎｃｅｐｔｓ）的深入探索（比如物质世界的原子结构），便是典型的内在冒险。 大数学家的一生所从事的也是典型的内在（思想和观念）冒险。按我的天性，我只能从事一些力所能及的内在冒险活动。 “真善美”这三个汉字是一个有机整体。 人们经常说起它，好像变成了一堆陈词滥调，人人都懂得，并握有它，似乎一钱不值。恰恰相反。一切内在冒险的最高目标和境界都以“真善美”三位一体为指归。这三位一体才是“上帝”。这是我在毕业前夕给上帝下的定义。在北大最后三年，我苦苦追求的正是“在上帝面前的宁静”。 这种宁静并不能占有，只能追求。宁静是战斗、冒险之后的最高报酬。这种宁静不是一枚金币，可以稳稳当当地藏在裤子的口袋里，一次性地永久占有。不，不是这样。 坦率地说，今天（２００３年）我的精神面貌依然保持着我在北大求学最后几年的状态，也许更为健康，更为奋发。因为我现在已经基本上消除了青年时代周期性的忧郁症。或者说，自我在北大读三年级以来，我一直生活、沉醉在贝多芬和莫扎特乐曲所营构的“体、志、气、韵”中。 中国古代文艺理论认为：“文不可无者有四：曰体，曰志，曰气，曰韵。” 谢榛（１４９５－１５２５）把它加以发挥：“作诗亦然。体贵正大，志贵高远，气贵雄浑，韵贵隽永。四者之本，非养无以发其真，非悟无以入其妙。”（《四溟诗话》） 在我听来，德奥古典音乐的本质即是诗。贝多芬自己就说自己的目标是努力把曲子写成“Ｔｏｎｄｉｃｈｔｕｎｇ”（音响诗）。 １９５７年冬或１９５８年春，我从朗润园走出来，为了吃透、体认西方古典音乐的博大精深或它的“体、志、气、韵”的境界，为了发其真，入其妙，我一直在“养”和“悟”字上狠下功夫。 “功夫在诗外”。这个“外”字，便是文理科合在一起的抽象、提炼和概括：世界哲学。北大最后三年，我只做了一件事：养，悟。 贝多芬和莫扎特是我在北大朗润园的良师益友。他们两人合起来对我的启迪是任何教授都无法相比的。因为直到今天，我仍旧从他们的语言中吸取生存的智慧。对于我，北大环境（图书馆和校园，当然还有颐和园和西山一带）也是“养”和“悟”的最理想的地方。非理性的政治运动不断对我的精神压迫也许又是一件好事。因为它迫使我进一步退向自己的内心深处，不停地去深挖洞。而哲学的本质正是挖洞。 不久前陕西电视台专门来采访我。最后问我：“赵先生，你能说说你今天的精神状态吗？” 我不加思索地回答：“你去听听贝多芬的《命运》《英雄》和《第九交响曲》吧！” 这些曲子是恒听恒新的。它讲述的是有关文明人的生命本质的故事。它没有情节，只有情态。生命本体的情态是永远不会过时的。它和生命同在。 ＇返回目录＇
爱的目标大位移（8）
我承认，瑞奇·马丁的演唱也拥有一种感召的力。对台下千万青年人，他有一种巨大的煽动性。 我也喜欢，但对我则构不成一种神圣、崇高的感召；我更不会在他的演唱营造的氛围中去生活和创作，永远也产生不了“人生使命感”。而贝多芬的感召力则会。这才是本质的区别。 我创作的背景音乐和心理氛围只能是贝多芬和莫扎特。贝多芬同瑞奇·马丁（还有去世的“猫王”）并不冲突。他们是并存的，和平共处。当代世界的冲突太多太多，还嫌冲突得不够吗？贝多芬的“力”同瑞奇·马丁的“力”是互补的。 我今天之所以选择了贝多芬的“力”，也许是因为：我是在他的“力场”中（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Ｂｅｅｔｈｏｖｅｎｓ Ｆｏｒｃｅ）渐渐成熟起来的。毕竟，贝多芬“力场”的层次很深，它属于哲学层面。瑞奇·马丁的“力”则属于社会学层面。贝多芬的最大成就是使音乐表达哲学精神。肖邦也没有做到这一点。勃拉姆斯比较接近贝多芬。 贝多芬是不朽的。莫扎特也是。因为他们教给我的不是知识，而是人生智慧，是指给我看到“人生使命感”。这比什么都重要。这种认识，这一结论，是“最后一课”。（Ｔｈｅ Ｌａｓｔ Ｌｅｓｓｏｎ）从“第一课”到“最后一课”，已是我一生。 也许我这一生（北大求学６年是我一生的第一阶段）只做了一件事：尽我所能，鸟瞰人生世界的本质和结构。 鸟瞰的英语是ａ ｂｉｒｄｓ ｅｙｅ ｖｉｅｗ．我特别喜欢这种表述或说法。因为它很形象。其涵义是：从高处往下看，从而得出一个全盘的总体了解。 比如一只苍鹰在离荒野２００米的上空盘旋，便能一目了然地发现一只奔跑的野兔。 后来（大约是１９５９年我对中国哲学发生浓厚兴趣的日子），我读到孟子的论述更是拍案叫绝：“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 东山指鲁国京城东面的高山。“小”是个动词。 宇航员杨利伟从“神舟５号”飞船上看我们的地球才是真正的“小天下”。 做学问，就是要力争“小天下”。 命中注定，我的努力方向是去“小天下”。英文“鸟瞰”是诗意的说法，“小天下”则是哲学语言或哲学的表述。所谓哲学，就是去“小天下”。这是我的定义。 １９５７年冬或１９５８年春的朗润园是我走向“小天下”的第一步。不过当初我决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只是后来离开了北大，我才恍然大悟朗润园那段岁月对我一生的意义。 在我们一生中，有许多事物都是这样：只有在事后，即事情发生之后很久，当我们回过头去看它时，我们才渐渐看出它的全部涵义。 比如抗日战争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微妙关系；十年文革对中国的深远影响。“９·１１”对美国和世界政治格局的影响。 １８世纪是微积分蓬勃崛起的岁月，但它的哲学基础只有等到１９世纪才被一些数学哲学家触及，探索，包括对一些重要概念加以严格的审视和定义。 几何学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但只有到了希尔伯特（１８６２－１９４３）手里，它的基础才得到严格的探究。我指的是他的《几何学基础》（Ｇｒｕｎｄｌａｇｅｎ ｄｅｒ 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ｅ）一书的问世，时１８９９年。 至于有关人生的意义和目的更是如此。我们生下来很久（比如三四十年之后，或者五六十年之后），我们才认真追问这个问题：我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目的是什么？有什么意义吗？匆匆来，又匆匆去…… 想当年，我们呱呱落地，来到这个陌生的世界，是毫无思想准备的。那是父母的意志，硬是把我们抛到这个世界上来。父母没有事先征得我们的同意。连事先打个招呼都没有。 我们是先出生，先活着，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然后再回过头去追问人生的意义和目的。 都是“事后诸葛亮”。 １９５７和１９５８年冬春交接是我开始追问人生目的和意义的日子，背景音乐是从巴赫到马勒和德彪西的作品。 有一天黄昏，雪后放晴，我从温德先生家小客厅走出来，突然听到有一群乱鸦投落日的啼叫声，我情不自禁地停住了脚步，久久站在宽宽的石板桥上看着“群鸦争晚噪，一意送斜阳”的画面，企图听出饥鸦啄雪枝上啼的涵义。 没有回答生命的意义。至少我的耳朵听不出来。 失望、茫然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