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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德国老师赵林克娣（1）
她是我最亲近的一位老师。 在她和我的师生关系中，还有点母与子的成分。她比我母亲的岁数估计大三五岁。记得有一次，我的纽扣掉了，她替我缝上。这个细节，这个镜头，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 每当我怀念母校，我自然就想起赵林克娣老师。 古人说：学贵得师，亦贵得友。 细细算起来，她整整教了我四年德文。她是看着我长大的。二年级上学期九月开学，她一见到我就说我长高了一点。那回恐怕是我最后长个子。因为暑假在学校锻炼，伙食比家里要好些，最后长了点个头。 大家都叫她“赵太太”。因为她的丈夫姓赵，是北京钢铁学院的名教授，冶金专家。早年留德，在柏林工业大学攻读。 据说，赵锡麟先生在特种钢方面是权威。纳粹德国投降，美军代表团去接收德国的科研设备和资料。双方代表团各有一位中国人：钱学森是美方成员，赵锡麟是德方成员。 １９４６年赵先生携带家属（一子一女）回国。先在天津北洋大学，后到北京。赵太太原在清华任教，后在北大西语系教德语。 赵太太的德国姓是林克（Ｌｉｎｋｅ），名克娣（Ｋｅｔｈｙ）。她把丈夫的姓放在前头，便成了赵林克娣。 她是贤妻良母型的德国女人。 大女儿叫玛蓉（Ｍａｒｉｏｎ），全名是赵蓉，比我小五六岁吧。小儿子叫米侠（Ｍｉｃｈａｅｌ），全名是赵侠，比姐小两岁。 １９５５年冬，我在他们的清华园家见过姐弟俩。当时她（他）们读初中。 赵太太是个人道主义者，从头到脚，充满了人情味。 班上耿义顺同学是个调干生，已婚。有一回，他儿子满月，赵太太特意送他一个洋娃娃和一袋糖，以示祝贺，由此可见她的爱心。 １９５５年冬，期终考试，外面下雪，赵太太给我们每个考生（共２０个）发一块牛奶糖，说：“给你们增加一点热量！” 反右后，人与人的关系紧张，政治、阶级斗争色彩很重，挤掉了人情味的地盘。赵太太的人道主义只好淡化些。 她天性开朗，能歌善舞。有几首德国民歌，我便是从她那里学来的。有几回我们抽空跑到钢琴房去，她自弹自唱，我也附和着几声。 １９５７年，她们家从清华园搬到北大朗润园，离温德先生家不到１００米，也是靠湖边，草色青青。 他们两家成了邻居，隔着一座小土山坡，约两三米高，长满了各种树木和灌木丛。站在温德先生家的大门口向南边望，你看不见赵太太家。 遇上雨季，湖水漫过湖边的小路，只好爬小土坡走到赵太太家。 许多年，温、赵两家成了朋友，时有交往。赵太太有时做些好吃的，亲自送给温德先生。赵先生路过温德先生家的花园，也在大门口站站，同老温德交谈几句。有一回我也在场。第一次听到赵先生说英语，我有点吃惊，因为他的英语说得太正宗、太流利了！ １９５７年赵先生被划为右派。罪名是攻击苏联专家，给教育制度提了些意见。处分是免了他的教授职称，贬他到图书当资料保管员。 右派都是些讲真话的人。我想起也住在朗润园的季羡林教授。他有幸躲过了这场劫难。１９９９年，先生在“记张岱年先生”这篇短文中说了这样一段话： １９５７年反右，张岱年先生受到牵连。这使我对他更增加一种特殊的敬意。我有一个自己认为是正确的意见：凡被划为“右派”者，都是好人，都是正直的人，敢讲真话的人，真正热爱党的人。但是，我决不是说，凡没有被划者都不是好人，好人没有被划者遍天下，只是没有得到被划的“幸福”而已。至于我自己，我蹲过牛棚，说明我还不是坏人，是我毕生的骄傲。独没有被划为右派，说明我还不够好，我认为这是一生憾事，永远再没有机会来补课了。 赵先生天性乐观、幽默。在逆境中，他总是一笑置之。但毕竟连累了家属。工资从三百多元减到一百多元自不必说。赵太太的精神受到压力也是显然的。更严峻的是子女的前途。 赵蓉、赵侠高中毕业都没有考上大学。当时特别强调家庭出身。父亲是大右派，母亲是德国人，能考取吗？ 后来赵蓉进了一家工厂当车工，赵侠做了卡车司机。改革开放后，赵蓉去了德国，投奔姨妈。 赵太太家的宅子是明清风格的屋，虽小了些，但很精巧、别致，冬暖夏凉。赵先生常爱在屋前屋后种点什么，嘴巴边总是叼着一根雪茄或烟斗，颇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况味。 有时我路过他家，赵先生会同我神聊一个多小时，然后留我共进晚餐。不过今天我才懂得后悔，当时我没有从他那里详细了解纳粹德国时期普通老百姓状况。因为二战期间他一直生活在德国。比如，中国人在纳粹时代会受到歧视吗？ 赵家请了一个保姆，叫吴妈，说满口的北京土话，烧得一手好菜，尤其是罗宋汤（牛肉、土豆和西红柿）。 好几回，我从温德先生家听完音乐走出来已是深夜。我特意从赵太太家门口经过。明月高照，湖面美极，静极。赵太太书房的灯还亮着。 四十多年一晃而过。今天我还记得那古色古香的花格子窗和里面的灯光，当然还有清风朗月中的、镜平波光的朗润园。我尤其忘不了秋雨鸣败荷，过客感秋多的情景。那里留下了我多少青春的脚印啊！ ＇返回目录＇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我的德国老师赵林克娣（2）
我去赵太太家做客的次数并不多。一个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