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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附近的小吃
不写这一篇，整本书会缺一角。 人的嘴巴有两大用途：吃，说话。除去这两项，人生还剩什么？人生还能存立吗？ 凡是有学校的地方，附近必有小吃。这是人性或人欲决定了的。世界各地的大中小学没有例外。小吃会给人留下终生的记忆。 １９４５年３月，我在江西宁都乡村师范附小读书。课间操，我总是跑到附近的零食小摊位去买“麻次”（用糯米做的甜食）。我觉得那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 １９５５年３月，我在南昌二中读高三。课间操，我总要和两三个同窗跑到对面小吃摊位去吃猪血汤。三分钱一碗。我觉得那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 北大呢？北大附近的小吃并没有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只有遗憾。原因是我“生不逢时”。 政治运动不断，阶级斗争的火药味浓烈，不利于饮食文化的繁荣。加之我当年穷，连小吃店也不敢进去。平均一个学期只能吃一两回馄饨。不过北京的馄饨馅太粗，远不如我老家的小吃鲜美可口。即便是面食，也比不上我家乡的米粉或汤面。 有位三四十年代住城里沙滩的老北大学生在回忆录中写到北大的小吃说：“北大的小吃是绝对的自由，爱怎么吃就怎么吃。” 可惜我出生也晚，没有赶上“绝对自由吃”的盛世。 北大西门（正大门）附近没有小吃店，只有一家小卖部。成府校门也没有。东校门有一家小饭馆，一坐下来，少则一元，多则几元，我进不去，吃的欲望并不强烈，空间都给求知欲占了。 北大的小吃都集中在南面海淀镇，大小约摸有十五六家。我住的学生宿舍４０斋（四层楼房）便正对着海淀镇，中间仅隔一条大马路（从城里西直门到颐和园必经过这里）。 那里有家“海顺居”我还记得，但有什么特色菜，我忘了。也许我压根就没有在那里美食过，一次也没有！ 当年，我是把所有的人欲（食欲和情欲）统统转化成了一种欲望：求知欲。 如果说，五十年代北大校园有什么欠缺，用我的价值观去判断，便是附近少了几家茶馆和咖啡屋，这道人文风景。主要原因不在物质或硬件，而在软件：政治气氛不允许它存在。 因为师生在茶馆、咖啡屋相聚，高谈阔论，免不了会有自由化的倾向。这在当年是绝对禁止的！ 有关这个欠缺，我有强烈感受，因为我的内心渴望北大附近能有这样一个供不同专业的师生、学友自由交流思想的建筑空间。如果有，我变卖裤子也要每个星期去泡一次。逛圆明园和泡咖啡屋都是必需，各有各的妙处，都养人，互相不能替代。 从国外书刊，我知道有关咖啡屋的许多故事。 有关母校苏黎世工业大学，１９５５年３月爱因斯坦在回忆录写道（一个月后他逝世）：“在这些求学年代，我同一个叫格罗斯曼的同学建立了真正的友谊。每个星期我总是同他去一次利马特河口的‘都会’咖啡屋。在那里，我同他不仅谈论学业，也神聊好奇心的年轻人所感兴趣的一切。” 我梦想北大附近也有一家类似“都会”咖啡屋的去处。在那里，我可以和不同专业的同学自由交流，改变我“独学无友”的不利状况。 如果政治氛围更宽松些，留学生也可以加入进来。当时北大有十几个国家的留学生，共一百多名。自反右后，中外学生的交往受到限制，这又是一个遗憾。当年的敌情观念太强，夸大了。到处是特务，间谍，里通外国。在精神病学上有个专门术语：被害妄想。发展下去便是“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于是才有文化大革命。 所以今天我一有空闲，便去泡咖啡屋，心理动机之一，是报复过去的限制和禁锢。 读者手中这本书的有些章节提纲便是我一人独自坐在衡山路一家叫“凯文”（Ｋｅｖｅｎ）的咖啡屋写下的。 我特别喜欢隔着大玻璃窗，看外面深秋季节的梧桐落叶。“风萧萧梧叶中，雨点点芭蕉上”，会帮助我“步步寻往迹，有处特依依”。至于是什么质量的咖啡——哥仑比亚或维也纳的风格——我并不在意。严格地说，我只是借用咖啡屋的氛围，去感旧回首，同逝去的岁月重逢。 ＇返回目录＇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我的忧郁症或抑郁状态（1）
这种极度忧伤、绝望、否定人生有意义的状态开始出现在１９５８年，也就是在我形成世界观的时期。这是很奇怪的。至今我也不完全明白其中的机理和深层原因。 它像一次重感冒。感冒是病毒引起的，属于生理现象。我的抑郁状态，不是什么病毒引起的，属于心理现象，但又不是精神病。 当然，外部原因常常是引起我的忧郁症急性突发的诱因。比如失恋（少年维特烦恼的性质），受到一次批判等不顺心的事。不过有时候忧郁症猛然袭来同外界事件又没有任何关系。它的层次很深，不属于政治和社会学层面，而是哲学层面。它是与人生俱来的，有着“普遍世界结构”的性质。 抑郁状态是一切都瘫痪了！ 人生、生命变得毫无意义。昨天还是令我陶醉的音乐、诗歌、自然科学和哲学，今天对我便突然失去了吸引力。我对任何事件都不感兴趣！活着就是没有意思。——这是我的忧郁症的主要症状。（我自己不能控制它的来和去） 于是我装病，躺在集体宿舍，请假，不上课。好心的同屋陈宣圣（温州人）从食堂给我打一份饭菜。 外面的阳光灿烂，我的内心世界却是阴暗的，低沉的。 遇上这种情况，多半是去闲逛、漫游。地点是圆明园四周的村落。那里的村民大多是正宗的满人，说的都是北京很土很土的话。三个包子不说三，而念“ｓａ”。 当然，我游荡的范围还有颐和园四周和香山一带。越是荒野的地方我越是去。常常我会在一座孤坟面前停下来。这时候，李白的诗句又会在我耳边回荡：“生者为过客，死者为归人。天地一逆旅，同悲万古尘。” 有一回五月，下了一场小雨，我在香山荒村的地头又看到一座孤坟。微风吹动坟上几朵不知名的小小野花，我突然记起不久前读到的一首唐诗，其中有这样两句，真是写绝了： “雨湿渡头草，风吹坟上花。”（孙佐辅） 十个简简单单的汉字经诗人加以排列组合在一起，营造出一种高超、悲壮的美学境界，令我折服！它和肖邦的小夜曲是等价的。 能欣赏唐诗的人，一定会吃透肖邦。两者是相通的。 我的忧郁状态从根本性质来说是“普遍世界的忧郁”或叫“世界普遍的抑郁”，具有哲学性质。后来，我也渐渐明白了这一点，并对我自己作了一点精神分析。作为练习，我试着把“普遍世界的忧郁”（或“世界普遍抑郁”）译成德、英文，并请教了赵太太和温德先生。我把英文的忧郁和抑郁分别译成Ｍｅｌａｎｃｈｏｌｉａ和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后来我才明白，李白的“万古愁”也是“普通世界的忧郁”或“世界普遍的抑郁”。 “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将进酒》） 我的忧郁症多少带有周期性。一个学期一两回，每次一至三天。突然袭来，又悄然而去，不是我主观能控制住的。有些神秘兮兮。孔子说：“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我的抑郁状态则到了“伤”我的程度。它对我是摧毁性的。否定生命存在的价值，人处在瘫痪、崩溃状态，还不伤吗？幸好，时间较短，一会就过去了。然后内心的乌云渐渐散去，阳光重又四射。我后悔不已，再去拼命努力，把损失的时间夺回来，发誓再也不忧郁。 不管用，三五个月后又遭忧郁症袭击。４５岁以后便少见了。一年难得遇上一次。时间也短，不过一两个小时，最多半天。但根绝“万古愁”是办不到的。否则就不叫“万古愁”了。 其实“万古愁”的最深根源在这十个汉字：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古诗青青陵上柏》） 这是人生存在我们这个小小星球上的普遍处境——存在主义哲学处境。这是个有关人生意义和目的，或有关生老病死的佛教哲学课题。它只能一次次地被提出来，而没有最后的、一了百了的解决。它高于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的哲学。若是人生意义被彻底否定了，物理学的哲学背景也就没有了意义。 李白也许受上述十个汉字的影响，又提出“处世若大梦”这个命题。据说这是他大醉后一挥而就，信手写下的。妙！ 四年级上学期，德国文学史专家马纳特夫人介绍我们读卢卡奇（Ｇ．Ｌｕｋａｃｓ， １８８５年生）的东西。他是匈牙利哲学家，对德国古典哲学和文学有深入研究。我仔细读了他的《青年黑格尔》（１９４８年）。 卢卡奇分析了黑格尔２７－３０岁一段“不幸的疑病状态和自我崩溃状态”（即１７９７－１８００年法兰克福时期的危机）。 后来黑格尔说，他遭受了好几年的疑病状态，弄得他万念俱灰，精神几乎陷于瘫痪。一般来说，一个人不是那么容易逃过这种疑病阶段的。这是他本质上的一个收缩点，每个人都要经历这样一个昏暗的收缩点（或转折点）。他要通过这一关，之后才能到达安全的境地，从而确信自己，确信一个更内在、更高贵的生命。 黑格尔说，生命的力量，尤其是心灵的威力，就在于它为自身设置矛盾，忍受矛盾，克服矛盾……建立矛盾又解决矛盾，这就形成了继续不断的生命过程，而生命只是过程。（今天回头去看我的大学６年，便是一个“生成过程”。人的生命之旅无非就是一个“生成过程”，也是“一个前后相续的序列”） ＇返回目录＇ tx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