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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这人什么态度！我说你错了难道是瞎说吗？我告诉你，你要是不按照我的要求做，你以后就不要来上我的课！一个学生怎么能这样，你要知道……”Miss Wong变了脸，语气越来越生硬，我都不忍再听她讲下去。
虽然她骂的是崔英杰，我心里却止不住地难受。我真想立刻告诉崔英杰，好汉不吃眼前亏，何必要逞一时之快呢！
下了课和何维去车棚拿车，正好遇上崔英杰。我好心地说： “我请何维吃饺子，你也来吧！”
“不了，谢谢。”他浅浅一笑，然后骑车走远了。
我怔怔地望着他的背影，心里怅然若失。我对何维说： “有机会你应该劝劝Jackson，不要老是做傻事。虽然大家平时都对Miss Wong的教学颇有微词，可谁也不会当面说。Jackson说了也不能改变什么……刚才我好心痛，大家都那么沉默，他却非要讨一个公道似的……”
何维说得吞吞吐吐的： “崔英杰如今都很少和我们搭话，一到晚上就抱着把吉他出去，常常要到关楼门时才回来……要不就在屋里弹吉他唱歌，昨天给李白的《将进酒》配了乐……我都没法待在屋里看书，吵死了。”
我在何维的脸上读出了不满，心中霎时充满了歉意。我知道何维的话不假，我早有感觉，崔英杰很有点以自我为中心的脾气，至少是一个从不理会旁人感受的人。如果有一天我成了他的爱人，受了他的气也只能背着人后悔和难过……我不能说服自己，爱情也许会令他心中充满无私的关怀和宽大的体谅，一阵激情过后他仍是现在的他。
“好歹你们也是一个屋的，有什么事应该摊到桌面上。也许他就是缺个人提醒。都期末了，却在这个节骨眼上得罪老师，我看他这门课危险了。”我叹了一口气。
七食堂的饺子都是现擀的，吃起来特别爽口。何维一口一个，我们不一会儿就吃掉了一大盘。“够了吗？要不要再来点儿？”我问。
“我起码吃了半斤，刚才吃得太快了，现在才发现肚子都鼓起来了。”何维拍了拍肚子，说，“坐一会儿吧！我歇歇。”
我们有一句没一句地聊，不知怎么的就聊到了将来。“你打算出去吗？”他问。
我摇头。虽然远离过去、漂泊异乡是我一直向往的，可我也知道我目前连一张去美国的飞机票都买不起。我反问： “难道你要出去？”
“当然！清华像你这样想法的人不多。”何维说，“我甚至不想在清华读研了，本科毕业就出国。”
我心中有些怅惘。身边的人似乎个个都急着奔赴国外。莫嵩南出国一点问题都没有，蒋蓉信誓旦旦要找个师兄F2出去，连成绩总是晃晃悠悠的特长生罗曼都准备去新东方读GRE……
过了将近一个世纪，清华还是一所“留美预备学校”，不知可喜还是可悲。
“理科生出国好像比较容易，文科生出去了学什么呢？”我不禁问。我也知道出国是一次可贵的人生经历，但我总觉得大家一窝蜂往外跑太盲目。
何维摇头，说： “你傻了吧！就是文科才更需要出去。在这里学的理科本来就是外国的东西，出去了还是学外国的东西。文科就不一样了，在中国绝对学不到西方的精髓。”
“听起来也有道理。”我不得不说。平时大家在一个教室里学习没觉得有什么不同，蓦然之间，个个都走到了我前头。大概只有我还对未来一片模糊，其他人早就在心中画好了蓝图。连那个看起来最不现实的崔英杰都在信里说：“我不在乎前途，那是假的……”
何维宽容地笑了，说： “你以为百分之八十的清华人往外跑都是凑热闹吗？就说文科好了，只要你有一张洋文凭，回国后想在哪个大学里做教授简直是探囊取物！”
“我又不想做教授……”我有些不服气，说，“要是做教授最后成Miss wong那样我还不如跳主楼自行了断算了。”
“那你准备读完书就去工作？进外企？”
“要是你们从大师实验班毕业了就去外企工作拿一份高薪，那你们还是乘早别读了，别枉费国家和学校对你们的培养……”我学着“老农民”的口气说。
“老农民”是我们的班主任，平时总是两件旧中山装轮流换，头发也乱糟糟的状如雀巢。我们人文学院开会时，副院长调侃他说：“这位教授虽然长得老农民一个，却是一位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农民……”从此，我们就管班主任叫“老农民”了。他没给我们开任何课，我们一学期都见不上他几面，至今还不知道他名字的正确写法。不过他带着湖南腔的那段关于“外企”的话我们却是经久不忘，每次开班会搞活动叉叉都会模仿一遍。
何维哈哈大笑起来，半晌才说： “他又不给我们安排工作，难道要我们自生自灭？他以为学了一些浪漫主义、后现代主义就能混饭吃了？我得自己养活自己。”他停顿了一下，忽然对我说：“不过你嘛，不用愁，多半是作家了，说不定还是当红的美女作家——你可比什么卫慧之类PP多了。哪天签名售书时看见了我，不要忘了请我吃顿饺子。”
离开食堂去上课时，我发现我对何维的话并不是无动于衷的。他父母都是土生土长的乡下人，没什么文化，自然不可能为何维的将来出谋划策。在这个问题上，我和何维是一样的。我们都只有靠自己。
晚上去学生会开会，我顺便问了周丹“寄托”的情况。她说： “现在GRE机考了，分数普遍提高了。我都没怎么复习就考了2300分。我打算报明年五月份的托福……”
又是一个前赴后继者！
开完会，周丹把我留了下来。她拿出两张工作证，给了我一张，说：“后天是校园歌手大赛的决赛，是今年学生会组织的最大的活动。我们每个部都要派人协助宣传部工作，我们部就我们两个去——”她见我不吭声，又补充道： “其实没什么工作，只是票太紧张，所以拿工作证做个幌子。”
周丹一定以为我会因此感激她的殷勤。可是，我并没有要去看的意图。如果她给我票，我还能转送给罗曼、蒋蓉她们，给我一张工作证我有什么用？
我小心翼翼地说： “周丹，是这样的，上个礼拜香港浸会大学来了几十个的学生，我和我们班其他几个同学负责教他们中文。星期三我还得去呢……”
“不能改个时间吗？”周丹没想到我会拒绝。
我面露难色，说：“我和他们不熟，不好说话……没办法，拿别人的钱就得好好替人家干活。不过，谢谢你帮我弄了一张工作证！不如问问我们部其他人吧……”
周丹点了点头，说：“想去的人一定不少。唉，为了这次门票的分配，学生会里外不是人了……这几天头儿每天都往学生会跑，大概她也看到水木上对她的口诛笔伐了。”我知道他们喜欢叫学生会主席“头儿”。这一届的“头儿”是个女生，很难得的，本该是三万宠爱集一身，没想到现在不但工作、人品遭人唾骂，连长相都成了众多清华学子的箭靶了。
临走时，周丹叮嘱我不要忘记写生活部一周简报。我如释重负地出门。
星期三确实要去教香港学生，只不过我灵机一动把时间改了。我是下午去教他们，校园歌手大赛是在晚上举行，本来一点儿也不冲突。只是临近期末我得抓紧时间复习和写论文，不然会影响我的奖学金和推研，既然我不打算本科就出国。再说，为了这次歌手大赛学生会名誉扫地，我乐得和它划清界限。
不过，我没想到自己眼睛不眨地就找到这么一个完美的借口，自己都差点相信了。看来没有人天生就会说谎，都是日积月累磨练出来的。长此下去，说不定我也能成为那种左右逢源、八面玲珑的大红人。
能教这批香港学生纯属意外，本来，这样的好事是轮不到我的。
大一暑假期间，也有一批香港学生来清华学中文，学校派我们班接下了这个工作。朱慧却没有把这个消息公布，而是和魏婷婷几个死党去做了他们的辅导员。我当时在学校里碰到他们还奇怪，北京的学生怎么放暑假了还不回家。
后来不知道谁捅了出来有这么一份1500RMB的美差，何维还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追问朱慧有没有这回事，弄得朱慧脸上很不好看。
上周上课的时候，中文系的一个教授忽然宣布学校来了一批浸会大学的学生，问谁愿意去做他们的辅导员。来上这节课的人本来就不多，何况这次教中文得占用期末复习和寒假部分时间，所以教授统计了半天还缺一个人。朱慧赶紧说：“老师，我们班今天有人病了，他们也许有意……”
就在这时，我举起了手。教授记下了我的名字。我想我的做法是有些打破游戏规则的意味。既然我本来就要留在学校里很久，既然我需要挣钱养活自己，我为什么要顾虑重重呢？没有谁规定好事都得他们占着。
稍后和我那组学生见了第一次面，五个女生和一对情侣。其实，我们只是名为他们的辅导员，他们在清华有正规的课程和专门的中文老师，我们不过是在他们学习之余陪他们玩玩，给他们答疑。
我们一组人绕着清华园闲逛，他们吃力地用中文问我这样那样的问题，有些问题颇让我哑然失笑，比如“香港人是不是和内地人不一样”。
室外的天气很冷，他们这些香港学生嘴上说着“不冷”却已经连连打了好几个喷嚏。我们回到近春园宾馆，窝在他们房间里打扑克。我教他们玩“吹牛皮”和“五七官二三”，他们教我玩“盖棉被”和“升级龟”。
我曾经疯狂地痴迷香港的流行音乐和电影，对香港的感觉就像是艾敬唱的“香港香港怎么那么香”。虽然香港已经回归祖国了，它在我心里的版图上却仍是有些模糊的。
看着那些香港来的我的同龄人，我不禁有些可怜他们。虽然他们生长在一个富饶的花花世界，可是他们的心灵归属却是虚空的。有点像Miss Wong的小儿子，本是中国人，却不会说中文，张口就是流利的E文，却又带着地方口音。他们在言谈中总是把“香港”和“中国”当作并行的概念，动辄“你们中国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