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为生活就像初恋情人训导我的一样，平平淡淡，平淡无奇的，你周小刚也就那样。但后来人家告诉我，在我重新见到周小刚之前，他杀了人。我听得倒抽一口凉气，我这哥们一没后台，二没钱财，缘何活到今日？
拉小提琴的大人（2）
他命大。
据说下手很重，一刀就弄进人家肚皮里去了。又据说被扎者自己先动粗的，此事后来就在有关方面主持下协商解决了。
我相信事情没有传说的那么可怕。不过，有时想，也有那么可怕。我估摸这一曲火并好戏应该发生在篮球场上。
周小刚的篮球，确切地说，打得不好。
而那个倒在血泊中的人，做了十几年的老师，球艺到化境，化到可以鼻孔朝天了。
而那个叫陈小路的帅哥，高中毕业后不幸流落到可怕的社会，跟我也再没碰面了。我听说他也杀了人，是在外边务工时杀的。听说的事情都不靠谱，都不准确。
我关于篮球场的记忆还有，一个像带鱼一样又瘪又长、可怜兮兮的社会青年，有天兴致勃勃地来到二中与民同乐。我们忍受着委屈，远远地将球抛给他，他先是三步跨栏，后是左右手交接投篮，接着跳投、空中接力、扣篮、头球、远射、发弧圈球……你没想到的花样他都玩到了，你没看到的魔幻他都展示了。
他就在几分钟内成为篮球艺术的最终代表。
原因只在于他手上永远都套着一把该死的剪刀。而我们县就生产剪刀在行。
我们县剪刀厂生产的剪刀免检，轻松就出口到美国欧洲了。现在贝克汉姆几个公子出生，脐带都是由这些锋利的剪刀剪的。
后来我在某本故事杂志上看到一个笑话，说某个卖西瓜的改行做剃头匠，给人剃了秃瓢后，顺手把剪刀往空中一抛，然后伸手接住，又往秃瓢上一扎。
我总觉得这个笑话发源于我们县。我们县的孩子都做这样的噩梦，总觉得自己的脑袋有一天会被剪刀扎破。古代有斧头帮，远地方有青龙帮，我们这地方只有剪刀帮。剪刀是枚神奇的戒指，套在手上，不艺术的艺术了，不魁梧的魁梧了，不招女人爱的女人爱了，不能解决的问题都解决了。如果实在解决不了，二十年后还是一条好汉。
剪刀就像人字拖板、长发、墨镜、文身、毒品，成为理想的饰品。必须交代的是，理想不是形容词，是主语。很多人就是想成为黑社会，这个社会只有两种权力资源，白社会和黑社会。黑社会的入门成本低，讲究宽进严出，讲究机会平等——黑社会欢迎你。
我曾经在黑社会滋扰的县城看到，适才还牛皮哄哄的城管队员推翻了一个中年妇女的菜摊，马上又诚惶诚恐地把菜一颗又一颗捡起来，码好。因为有眼不识杰克逊。杰克逊就是那中年妇女的黑社会儿子。我老娘的菜你都敢动，你有没有老娘啊。
这样的故事听来何等感人，但是后来城管队吸收不少黑社会人士后，故事就不那么感人了。我还曾听说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天天在菜市场转悠，代管一些公平。他管理的资格是因为杀过人。
跟我说到那个人的人，嘴角一笑，其实也就是本能自卫，不小心捅了别人，没想到一刀就捅错部位。
傅红雪的艺术标志是一把漆黑的刀，刀柄漆黑，刀鞘漆黑。我承认，我在做警察之前，人生是不幸福的，有时候我渴望有一把漆黑的枪，枪口漆黑，枪管漆黑。小时候，我蹲在镇子的路边，看小杨警察宽大的警服下摆。那里黑乎乎的，看不清楚，但我相信有枪。
那个镇子叫莫家镇。其实当时是个乡，为了虚荣的需要，我一直说它是个镇子。就像我们县其实是个市，因为在市里很不出名，索性就叫县了。人都有点曲曲儿，人性弱点啊。
拉小提琴的大人（3）
后来我从该死的省专毕业后就分回我们县了，去的第一站是人称我们县西藏的边远山乡。在那里，迎接我的派出所所长正是当年的小杨警察。杨所长竟然比我矮，比我白，而且手头的枪也从粗大的五四式换成小巧的*式了，这就有点女人气了。
那时候，有个从外边打工回来的年青，觉得看过高楼大厦，看过SOHO现代城就牛逼了，就不把杨所长看在眼里，就要耍酒疯了，耍到最后，派出所门口就聚集来一帮骑太子摩托的支援者，他们仿效前人，一个个都不挂牌照——我就是不挂你能怎样？
那是个需要枪出来*的场面，只有枪才能把一些个借酒装疯的人从可耻的大无畏拉回到虚弱的现实中来。但是杨所长迟迟不拔枪，我都憋坏了，难道他忘记什么是艺术了。
艺术应该像小说一样，屋顶的瓦片震裂，小鸟儿扑着大翅飞蹿而去，而凝结在一团的云朵被击破后仓促下出雨来。这就是枪声，曾经在警校射击课上将我耳膜操破的东西。
必须说，杨所长比我更懂得时机。他一直等那个挑事的年青将弓张满，才敏捷地从腰部把手枪取出来，朝天放了一枪。
事情比预想的糟糕。我知道杨所长放了一枪，杨所长自己也知道了，那些个年青却不知道。因为那声音就像豆子爆了一样，又闷又哑，很是扫兴。今天我们看到姜文在自导自演的电影《太阳照常升起》里，拿着一把猎枪，在山林里左一枪右一枪，很像巴顿，煞是威风。其实枪就是这么回事。
也许它要在人身上扎出个血淋淋的伤口才能成为艺术。
那血淋淋的伤口是盛开的鲜花，是吸引雌性和社会的吸铁石。
絮叨了这么多，必须说说艺术的另一半了。艺术的另一半是自我世界。这个世界分为两个世界，一个是我们共处的世界，另一个就是在某些人脑海中存在的自我世界。在那个世界，剪刀、枪和篮球都丧失了价值。
虽然郑老师那高贵的装饰也曾在八十年代的莫家街引起轰动（就像傅红雪突然出现在藉藉无名的村寨）。但轰动只是我们的，跟他无关。他吸动着尖尖的喉结，轻微地咳几声，自顾自地往前走，而我们小屁孩就追逐在后边，一会儿傻笑一会儿好奇，都不知道这块拉着几根马鬃的深红木料是什么东西。
我们都看到琴上边有个精致的洞，洞口有星星一样闪亮的螺丝，螺丝往外则是优美的弧线，弧到最后和空气融为一体。我们中的一个说：“跟何老师一样。”然后就跑开了。
我们哈哈大笑，也一哄而散。
在远处，我们看到郑老师的背影一截截被刀砍了，像个渺小的虫子进了城堡。我们镇小在夕阳的辉映下就是一座城堡，城堡的正面是两层楼，一楼是办公室，二楼是老师的宿舍，在正楼后边是一圈环绕着的平房，一年级到五年级按顺时针的方向排好，从校门左侧进去，是进去，从右侧出来，是毕业。
郑老师来了后，我们不想毕业。因为经过考察，我们知道中学老师里没有一个会拉小提琴的，有个吹笛子的老老师不错，但老是吹些《跃马扬鞭催粮忙》，不文雅。
那个时候，我们总是坐在放学的路上，看着夕阳照在城堡的尖头上，看一面微微飘扬的惨白红旗。我们都在等待一件事情。我们那么忧伤地看二十分钟，估计筷子开始在艰难地寻找一块肉丝，然后很遗憾地，又重新去拨拉那些肥硕的青菜叶。吃吧，孩子，快吃吧。他很听话，把大团米饭提到还带着虫子的菜叶里，用洁白的牙齿咬，粉红的口腔压，用匕首一样的喉结咽，然后等待它缓缓滚到胃里。
拉小提琴的大人（4）
最终，我们仿佛听到筷子敲打了几下瓷缸，他也伸了伸懒腰。
我们擦了擦眼睛，定了定耳朵，开始虔诚地等待郑老师右手拿起琴弦，比划几下，再左手拿起琴，把琴肚子压在下巴和脖子中间。我们每次都在这个时候听到一个音节的火苗，慢慢往空中蹿，蹿到一定份上，开始越来越快，快到我们面红耳赤，青筋毕露，就像坐三轮车突然上坡，心脏往上飞。
郑老师是伟大的艺术家，他知道用艺术之手，在激昂之后慢慢抚慰我们，我们听到那奇妙的嗯嗯哦哦声音，缓慢回旋，就像何老师穿着洁白的裙子从空中慢慢坠下，坠到大地上，没有丝毫动静。
然后我们等待那琴师把声音驱入到河流中去，就像把落叶和鱼驱入到河流中去一样，我们在偶然到来的波涛面前大呼小叫，在看见坐地而起的大山后声嘶力竭。然后暴风、洪流、地震一起到来，然后声音没了。
我们一起倒在地上，寂寞。
如果郑老师知道就是这琴声结束的寂寞，驱使我们一次次不按时回家，他一定会拉得鸡零狗碎，但是他不知道。我也是后来听一位叫周尊文的老师讲，说郑老师拉的时候房门紧闭，窗帘都会拉上。
有次门没锁好，周老师恰好进去，看到他泪流满面。
周老师说了一句，真假。用现在SOHO现代城人的话来说，就是装逼。对了，当年那个胆敢挑衅我杨大所长的小厮听着，老子现在窗户对面的窗户，就是SOHO现代城的窗户，在那里刚刚掉下来一只火球。我和它相距也就十几米吧。
周老师说的，我们不信。我们有判断力。如果一个人拉上窗帘，关上房门，还在流泪，那他就不是流给别人看的，他肯定是被自我世界感动了。他是艺术的神。
我们很快也找到让自己流泪的艺术品种，有一位姓夏的哥们，画的马说是能骑上去，有一位叫菜包子的哥们，写出了五言绝句，想当年，他只会写“夏老三是大王八，你爱夏小英，夏小英也是大王八”。现在我们不这样了，现在我们文雅了，进入自我世界，超凡脱俗了。
但无论怎样，我们仍然不敌郑老师。郑老师的造诣是九牛，我们是一毛。有时候连毛都算不上，算个毛虱子。
二十多年后，有个女孩子在我面前拨弄了几下吉他，我就五体投地，我是毛虱子。我们养成了对艺术家保持尊敬的习惯，那是门外汉酸楚的仰慕，和幸福的自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