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琅大将军- 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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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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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施琅忠于清廷收复台湾的时候，满清的“异族”色彩已经被儒教文化所代替，因而被视为中国文化的正朔。按陈寅恪先生的观点，中国的民族问题是教化问题，所谓“教化”是指文教化育，这是汉族和其他民族的关系。陈寅恪先生用文化民族思想诠释民族问题，他提出，在北朝史中，凡关于胡汉之问题，实一胡化、汉化之问题，而非胡、汉种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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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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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言
　　第一章生于乱世少年弃文习武（2）
　　第二章投军从戎追随恩主附清（7）
　　第三章反正重归辅佐郑氏创业（15）
　　第四章嫌隙渐生施氏全家被囚（20）
　　第五章亲人遭戮愤然二次降清（28）
　　第六章历经波折重新披挂上阵（34）
　　第七章扬帆启航郑氏收复台湾（41）
　　第八章攻占厦门初展海战雄风（48）
　　第九章主战受挫清廷招抚无期（55）
　　第十章韬光养晦运筹平台方略（62）
　　第十一章郑军添乱康熙终定进剿（1）
　　第十二章东山再起复任水师提督（8）
　　第十三章将帅争锋徒议南风北风（15）
　　第十四章血战澎湖尽显英雄本色（22）
　　第十五章兵不血刃大陆台湾一统（31）
　　第十六章弃留之争首倡海防思想（39）
　　第十七章治台有方彰显能臣风范（48）
　　第十八章功过千秋历史自有评说（54）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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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迅：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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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价明清之际的历史人物，常常会面临尴尬的局面。甲申年（1644）李自成破北京，崇祯自缢，明亡。清军入关问鼎中原，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称帝，其后有隆武政权，鲁监国、永历朝廷，史称“南明”，一直延续到南明永历政权覆灭之时的1662年。历史的吊诡在于，历代史书都把明朝的覆亡定于1644年，而非1662年。相对照的是，南宋在临安沦陷之后，宋蒙（元）战争从公元1235年全面爆发；至1279年崖山之战宋室覆亡，延续四十多年。公元1279年2月；南宋残军与元军在新会崖门海域（今属江门市）展开了一场历时20多天的大海战；双方投入兵力50余万；动用战船2千余艘；最终宋军全军覆没；战船沉没；海上浮尸10万；大臣陆秀夫背负年仅9岁的少帝投海而死，许多忠臣追随其后；据说达十万人之多。为什么史学界将南宋灭亡的时间定在崖山之战的1279年，而明代灭亡的时间却定在1644年北京失陷，崇祯自缢？1279年崖山之战标志着南宋灭亡；南明永历政权的覆灭的1662年为什么不标志着明朝的灭亡？一个潜在的问题是：史家似乎并不认为南明政权是明朝的正朔。但南明既不是割据政权，也不是匪伪政权，也不是伪僭政权。历史的吊诡极大地影响了对相关历史人物的评价，本书的主人公施琅就是一例。
　　施琅（1621—1696年），字尊候，号琢公，福建晋江衙口人。生于天启元年（1621年），卒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早年，是郑芝龙的部将，顺治三年（1646年）随郑芝龙降清。不久又加入郑成功的抗清义旅，成为郑成功的得力助手、郑军的重要将领，积极参预海上起兵反清。后因微嫌与郑成功发生矛盾，施琅因父、弟被郑成功诛杀，再次降清。他先后担任清朝的副将、总兵、水师提督等。从康熙三年（1664年）开始，施琅就建议“当乘其（指台湾郑氏政权）民心未固、军情尚虚”之时，进军澎湖、台湾，使“四海归一”。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施琅率领清军渡海东征，一举攻克澎湖，招降台湾郑氏集团。他还针对当时清廷有人提出“宜迁其人，宜弃其地”的主张，上疏吁请清廷在台湾屯兵镇守、设府管理，力主保留台湾、守卫台湾。
　　明清之际是中国最为惨烈的一段历史。当时士大夫视满清为异族，而视南明为儒家纲常伦理的正朔。故以气节相标榜，举兵反抗，凡死节者，均以殉国难之“英雄”“烈士”载于史册。究其原因，则在这些士大夫体现了昭显中国文化传统的民族独立精神。此“民族独立之精神”，特指文化传统以及为其精髓的纲常伦理。职是其故，全盘接受儒家文化并身体力行之的清朝，于顺治十六年（1660），顺治帝前往明十三陵祭扫明崇祯皇帝；康熙十四年（1675），康熙帝赐前明诸臣抗节不屈临死致命者谥号，并建祠堂；乾隆四十一年（1777），乾隆帝命录殉节诸臣，并赐谥号。
　　施琅先随郑芝龙降清，又随郑成功起兵反清，后再次降清。后人于此，似并未多加评论。而当时降清的洪承畴、钱谦益诸人，则为后代所讥讽，名列贰臣传，其著作遭禁毁，乾隆批语：“其人实不足齿，其书岂可复存。”施琅先后担任副将、总兵、水师提督等。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施琅病逝于福建水师提督任上。康熙帝命于施琅墓前立碑纪述其功绩，并亲作《敕建碑文》。在碑文中，康熙称施琅“才略夙优，忠诚丕著”，谓其进征澎湖和台湾时，“能上度天时，下审地势；更行间谍，收拾人心”，建立大功后，“能遵从朕训，保有命名。”康熙又遣福建分守兴泉道、布政司参议王之麟连续三次谕祭施琅，并在祭文中赞扬施琅“忠勇性成，韬略夙裕”、“果毅有谋，沉雄善断”。同为明人降清，其升沉荣辱，盖棺论定，竟如此悬殊。其要点则在于，洪承畴、钱谦益诸人为士大夫，科甲出身，遵循儒家纲常伦理中“君为臣纲“自是题中应有之义；而施琅出身渔村，少年时既“采薪贩盐”，早年投奔老乡郑芝龙，由士兵而千夫长而副将而游击将军。施琅首次降清，是奉郑芝龙之命。名义上虽然也是明朝官员，但于洪承畴、钱谦益等以“君为臣纲”朝廷命官毕竟极为不同，因此史家历来并不以“君为臣纲”来评价施琅。而当施琅成为清朝的重臣，对其评价则又遵循儒家纲常伦理的标准，而其核心是“忠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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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迅：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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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贰臣传》是乾隆帝在乾隆41年正式提出编纂的，共收录了明末清初在明清两朝为官的人物120余人。乾隆大力表彰忠臣，即在明末清初因抗清遇难的明朝官员，下令编纂《贰臣传》。乾隆指出：这些人“遭际时艰，不能为其主临危授命”，从儒家道德出发，实乃“大节有亏”。列入《贰臣传》最著名的是洪承畴和钱谦益。
　　当施琅忠于清廷收复台湾的时候，满清的“异族”色彩已经被儒教文化所代替，因而被视为中国文化的正朔。按陈寅恪先生的观点，中国的民族问题是教化问题，所谓“教化”是指文教化育，这是汉族和其他民族的关系。陈寅恪先生用文化民族思想诠释民族问题，他提出，在北朝史中，凡关于胡汉之问题，实一胡化、汉化之问题，而非胡、汉种之问题。当时之所谓胡人、汉人大抵以胡化、汉化而不以胡种、汉种为区别。即文化之关系较重，而种族之关系较轻。（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50页。）在民族问题的血缘、地域和文化这三大因素中，文化之教化居于首位，无论其属于什么血统，也无论其居住于何处地域，皆以“教化”即文化，定其“民族”之属性。历史学家陈垣提出了“华化”论对民族的文化性做出说明。他认为说历史上有文化同化的现象，所谓华化即中国文化同化现象。他具体定义华化之意义，在于“后天所获，华人所独者为断”。华化即指本有自己宗教、文字的异族接受中国内地儒家思想，也包括接受中原文字、习俗等。华化首先发生在中国汉人区内。“华文化”的中心地在中原，属黄河文化，其对长江、珠江文化区浸润与同化成功，形成中国文化的主干。华文化的辐射还在继续进行着，进一步影响周边少数民族，使之纳入中华文化区内。中国国疆版图之形成，主要不依赖武力，而是仁道自成，文教化育，“近悦远来”的自然结果。由此中国文化再越山涉海，向东方照耀，及至形成幅员辽阔的包括日本、韩国、越南在内的汉字儒学文化区，即现在所称的东亚文化区。近现代中华民族的形成，虽然以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为标志，但这个现代民族国家建立的依据，最根本的是在于文化决定了中国民族的形成。
　　清康熙一朝是清朝全面儒化的鼎盛时期，而康熙帝也是中国历史上极少数符合儒家“内圣外王”的君主。中国历代君主中享受圣祖庙号者，恐怕只此一人。康熙在位61年，殚精竭虑，勤于政事，用兵临敌，无所畏惧，定三藩，统一台湾，亲征格尔丹，进军西藏，平日力戒骄奢，节用爱民，不尚虚文，力行实政，提倡程朱理学，兼用西方科技。施琅施琅率领清军渡海东征收复台湾，是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此时距甲申已39年，距南明覆亡也已21年，“反清复明”的活动已衰微消歇，明遗民大多垂垂老矣。这相当于两代人的时间。可以设想，时过境迁，儒家纲常伦理的依托已经从明朝转为清朝。例如著名明遗民黄宗羲，甲申后，黄宗羲毁家纾难，组成义军，鲁王任命为兵部职方司主事，又改任监察御史兼职方司主事。后为左佥都御史，又提升为左副都御史。清廷曾悬榜缉拿黄宗羲。南明永历政权覆亡，郑成功东渡台湾，黄宗羲则于后半生致力于讲学、著述事业。康熙十七年（1678），清廷准备修《明史》，特开“博学鸿儒科”，以延揽人才。叶方蔼向康熙帝推荐黄宗羲，黄宗羲辞谢不能。康熙十八年，黄宗羲的弟子万斯同、万言被征聘北上修史。康熙十九年，黄宗羲年已71岁，康熙帝下旨浙江督抚“以礼敦请”，黄宗羲仍然托病力辞。在给清朝官员的信中写道：“羲蒙圣天子特旨召入史馆……时以老病坚辞不行，圣天子怜而许之。”这与反清复明时骂清廷为“夷狄”、为“虏酋”，已经大不相同。康熙二十六年，黄宗羲在写给徐乾学的一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