琅等将领统率，又配船四只，自领前往。
中秋之夜，郑成功的战船来到了鼓浪屿。为了麻痹郑联，他先派人给郑联送上稻米千石为贽见之礼。郑联原本就十分狂傲，此时见郑成功给他送来了甚为短缺的粮食，且所率的战船又少，不疑有诈，未加丝毫的防范。
第二天一大早，郑成功前去拜见郑联，向郑联请求道：“师屡败绩，赧颜相见，倘吾兄见怜，以一旅相助，得片土栖身，终不敢忘大德。”联曰：“吾弟何出此言？军旅相助，分所当然。”郑成功谦卑地表示了感激之情，之后便随郑联一同喝酒去了。此时，忙于寻欢作乐的郑联完全放松了对郑成功的警惕。郑成功见郑联毫无防备，骄兵之计已经实现，便告辞而出，密令战船陆续进港，悄悄靠近郑联的战舰，并约定以炮声为号，抢占郑联战舰。
当天晚上，郑成功在虎溪岩设宴，回请郑联。郑联接到邀请，毫无戒心，当即前来赴宴。在酒宴之上，郑成功殷勤地向其劝酒，郑联也放怀畅饮，至深夜才掌灯而回。行至半途，预先埋伏在路旁的郑成功部将杜辉等突然冲了出来，郑联毫无还手之力，刺杀行动极为顺利。杜辉等人杀死郑联后，割下其首级并藏匿起来，然后飞报郑成功。郑成功得到消息，立即令随从士卒在岩顶放起号炮，自己则火速领兵进入厦门。一进城内，郑成功便作悲状痛哭：“是谁杀了我的兄长，此仇不共戴天！”并大喊捉拿凶手，为郑联报仇雪恨。他又派兵守住郑联和郑彩的家门，下令没有自己的命令，任何人不得擅入，名为保护族兄家属的安全，实则将他们软禁了起来。随后张贴告示，悬赏捉拿凶手，有报知凶手消息者，赏银千两，同时安抚百姓，派兵维持秩序，因而厦门城内并未出现动荡和骚乱。这时，郑联的部下和战船被施琅等人所困，士卒被缴械，郑联的部将陈俸、蓝衍、吴豪等人被收编。郑彩部下将领杨朝栋、王胜、杨权、蔡新等人听说郑联已死，也尽皆归顺郑成功。
郑彩接到郑联为郑成功所杀的消息后，领着战船百余艘逃至广东南海一带。郑成功派人前去邀请，郑彩长叹一声：“我已年老气衰。依我所见，诸子弟中，能成大器者，惟大木。”于是将兵船悉数交给了郑成功。郑成功见郑彩诚恳，再无猜疑，待之甚厚。
攻取厦门，对郑成功军事力量的发展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吞并郑联、郑彩所部后，郑军实力大增，厦门从此为郑成功所据，并成为郑军抗清基地。郑成功在厦门扩充整编军队，分为中、左、右、前、后五军，军下设镇，每镇辖兵一千二百人，尤其注重水师训练，辖下水师“舳舻阵列，进退以法，将士在惊涛骇浪中，无异平地，跳踯上下，矫捷如飞”。为解决军队给养，郑成功还进一步发展海上贸易，同时派遣洪政招安铜山、南澳、闽安诸岛，郑成功自领中军，以冯澄世为参谋，纵横东南海上，结成海上长城。郑成功以厦门为基地，充分利用其具有海洋与大陆相隔的地理优势，尽展郑军长于海战的特点，队伍迅速壮大起来。可以说，夺取厦门为郑氏集团坚持长期的抗清斗争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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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正重归辅佐郑氏创业（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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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成功袭取厦门，兵不血刃取郑联，在这场奠定抗清基地的重大战役中，施琅献计献策，亲身参与，充分显示出其过人的谋略和胆识，这也是施琅在郑军中立下的最为卓著的战功。
这一时期，施琅与郑成功可谓“有鱼水之欢”。然而，就在两人密切合作，不断取得军事胜利的时候，这种亲密关系逐渐出现了裂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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嫌隙渐生施氏全家被囚（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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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成功与施琅，由于不同的出身和经历，在个性、思想以及人生理想方面都差异较大。施琅虽忠心耿耿，但恃才傲物；郑成功虽谋略超凡，但刚愎自用。因为个性的冲突，嫌隙渐生，施琅被褫夺兵权。即使后来施琅为郑军重夺厦门，依然未能官复原职，不满与怨恨溢于言表，及至怒杀曾德，令郑成功怒不可遏，密令逮捕了施琅兄弟及其家人，施、郑关系彻底决裂。
施琅归顺郑成功之后，被授予左先锋镇之职，颇受重用。他胸怀韬略，智勇兼备，作战多能获胜，在郑军中以“知兵”著称，为郑军抗击清军、壮大队伍立下了卓著功勋，尤其是为郑成功袭取厦门献计，考虑甚为周密，协助郑成功兵不血刃占据了厦门，吞并了郑联的队伍。此举不仅使郑军建立了抗清根据地，而且大大增强了军事力量。然而，随着军事上不断取得胜利，施琅与郑成功之间的裂痕也日渐明显，而且由于两人都颇为自负、性格倔强，导致裂痕愈来愈大，冲突愈演愈烈。
最初的争执是因施琅对郑成功筹措粮饷的方法有不同意见，几次三番进行劝阻，引起了郑成功的不满。尔后又相继发生潮州浮桥事件、陈斌逃亡事件，使郑成功对施琅渐生怨恨和猜疑。
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粮饷供给无疑占有极重要地位，诚如兵书所言：“兵马未动，粮草先行。”郑成功为抗清所发动的各种大小战役，在许多情况下都同粮食问题有直接关系。草创时期的郑军，由于兵员不多，加上其父郑芝龙多年从事海外贸易所存蓄的大量金银珠宝，尚能依靠收购粮食得以维持，但随着郑军的不断壮大，部属和家眷也越来越多，
粮食成了困扰郑成功的一个巨大的难题。因此早在顺治六年（1649年）起，郑成功便需要不断地派遣将士分赴粤省沿海各地征取粮饷。不仅粮饷，其他军需物资的匮乏也是困扰郑成功的一个较大难题。由于郑成功所控制的地区仅限于沿海岛屿和小片滨海地区，仅仅依靠当地的物力、财力，根本无法支持他日益扩充的军队所需，要维持庞大的舟师和陆战部队的作战，还要养活官兵家属，需要极为巨大的物资供应。
为解决军需难题，郑成功继承了郑芝龙开创的海外贸易的垄断地位，充分利用在海上的优势，把内地的出口物资通过秘密渠道运往海外，取得巨额利润，这成为他解决军费的主要办法。据江日升《台湾外纪》所载，郑成功以器械未备、粮饷不济为忧，冯澄世向他建议说：“藩主（指郑成功）何不修书与日本，竟以甥礼自待，且借彼地彼粮以济吾用，然后下贩吕宋、暹罗、交趾等国，源源不绝，则粮饷足而进取易矣。成功是之，令兄泰造大舰，洪旭佐之以甥礼遣使通好日本。”通好日本，实际上就是与日本进行贸易。《台湾外纪》还记载说，当时郑成功拥有“舳舻千艘，战将数百员，雄兵二十余万，粮饷虽就地设取，尚有吕宋、日本、暹罗等国洋船可以充继。”可见当时郑成功海上商业活动的范围和规模都相当可观。
在进行海上贸易的同时，郑成功解决军需的另一种方法则是在攻占地区征收粮饷。郑成功每占一地，都要征收相当重的赋税，并大量征发因用兵所需的劳役。时任郑军户科都事的杨英在《先王实录》中对此详细记载：永历七年（1653年）七月，郑成功“驻揭阳门辟，征输行粮，各寨乐输。”八月，郑回驻厦门，与清和议，目的就在于“将计就计，权借粮饷，以裕兵食。”他抓紧时间“分遣勋镇就漳泉派征乐助兵饷，遣督饷都督黄恺追晋南地方饷二十万”。九月，“遣前提督黄廷就云霄地方征米五万石”，十月，“遣中权镇黄兴、前冲镇万礼等统领辖镇，进入龙岩地方，征饷二十万。”十一月，“遣前锋镇赫文兴、北镇陈六御、右冲杨朝栋等辖镇往惠安、仙游等地方，征饷三十万。”
此外，郑成功还派部队到粮食比较富裕的地方进行抢掠。他多次出兵广东潮州、惠州等地区，就是为了抢粮。顺治六年（1649年）十一月，郑成功进驻潮州，有人献策说：“驻军措饷，莫如潮阳县。盖潮阳饶富，甲于各邑。今驻节邑中，抚顺剿逆，兵饷裕加。”郑成功所剿者虽多为土豪，而所到之处的强征横敛则也往往祸及百姓。由此固然可解一时的燃眉之急，但却以失去民心为代价。郑成功所攻占的福建、广东沿海地方往往很快就沦陷，当不仅是因兵力对比的悬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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嫌隙渐生施氏全家被囚（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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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广东剿匪征粮之时，施琅就对郑成功采取“男女一尽剿杀无遗”的做法表示过反对。这大概与他的成长经历有关。施家因战乱和兵匪抢掠而家道中落，施琅的父亲因战乱而变得赤贫如洗，而自己则因此自幼饱经磨难，过早地品尝到了生活的艰辛，这使施琅对兵匪之祸有着切肤之痛，因而对郑成功纵兵抢掠的行为多次正言相告。施德馨在《襄壮公传》中叙述道：“会郑成功以粮匮，议剽掠粤中，公正言以阻。”《八旗通志·施琅传》也写道：“今以粮匮，议剽掠广东，琅正言阻之，拂其意。”这里所说的是施琅反对剽掠广东。又据《福建通志·施琅传》记载，施琅同样反对郑军“掠粤之惠、潮以佐饷。”
然而，施琅对家乡百姓的体恤之情是从小到大都锦衣玉食的郑成功无法体察的。郑家多年从事海上贸易和掠夺所获得的巨额财富，确保了郑成功优裕的物质生活，对于乱世中民生之艰无从感同身受。作为一军统帅，他并非不懂军心民心向背之重要，也不可能对民间疾苦充耳不闻，但国难当头，他的思想和视线显然超越了这一层面，满心皆是君君臣臣的圣贤之道，是天下大事，是抗清大业，是军队的生存与发展——为匡复明室、还我河山，我郑氏一门尚置身家性命于不顾，区区百姓做出点牺牲又算得了什么？军中大将多来自闽粤，你施琅只知一味阻止夺粮，倒是赢得军心，而陷我于不义。但是粮饷何来，你又一筹莫展，这不是拆台又是什么！
郑成功心怀不满而又无从发作，只能隐忍于心。这位同样刚愎自用的统帅在等待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