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塔- 第4部分

　　我醒来时，大姐她们已经起床梳理头发。大姐左边的辫子已经扎好。二姐正用心梳理，等待大姐给她扎辫子。我一骨碌爬起，问姐姐：“妈回来了吗？”大姐说：“还没。”二姐故作得意之状，说：“我知道妈在哪。”我迫不及待地说：“带我去找她。你快！”二姐说：“你等会儿。”

　　等父亲他们出门了，我和二姐来到了堂伯母家。二姐一进门就问：“伯母，我妈妈在您这吗？”堂伯母说：“你妈在双娴奶奶家。”双娴奶奶住在堂伯母的屋后面，他的丈夫早已仙逝。只有一个儿子。我和二姐走进她家，看见母亲正在一边梳头一边与她说话。我们开心地喊道：“妈妈，我们回家吧！”二姐还说：“妈，您不在家，船儿都不敢跟阿爸睡哩。他昨晚上跟我和大姐睡了。”母亲盘好发髻，对双娴奶奶说：“打扰您了。我们走，回家去。”双娴奶奶说：“没关系的，你多忍一忍，就过去了。常来坐坐啊。”

　　我们回到家中，三哥已经在生火做饭。母亲与我们围坐在柴火灶边。三哥气愤的说：“妈，等我长大了就替您报仇！”我也随声附和说：“对！等我长大了，也要为您报仇！”母亲粲然一笑，说：“蠢怪！他是你们的亲老子呢！以后不许这样说。”

　　上午，二军喊我去玩耍。我们来到村子后面的大队部。这里除了两间干部的办公室外，还有一间供销社的代销点。代销点的商品并不丰富。但在那个年代，煤油味抵得上香水味儿；火柴盒上的图画可当作连环画；黑色白色的扣子是迷人的；能伸缩的橡皮筋更是不可多得的奇货。我们在柜台外流连忘返，像贼似的盯着货架上的每一样简单的物品，恨不能全部归为己有。我的视线搜寻着自己最想要的牙刷和口杯。只见货架上只有洗衣粉、肥皂、香皂、牙刷以及牙膏，没有口杯。我失望极了。我叫丁二军说：“我们到瓦泥场抓泥巴去！”

　　我们刚迈出代销点的门槛，我发现队长的儿子丁红兵手里拿着一元钱正向我们走来。我白狗发现人粪似的赶紧迎上去，瞅着他的钱追问：“你想买点什么？”丁红兵比我小两岁，还没开蒙。他挥舞着手中的一元钱说：“我还不知道要买什么。”我真恨不得把他一拳打倒，然后抢走那打灯笼也找不到的人民币。然而，天生胆小的我不敢贸然行事。我下意识的摸了摸口袋，从裤兜里掏出几颗小石头和一串螺蛳壳。我羞涩的把它们放回裤兜里，从上衣的口袋中抽出一支红色的永久牌钢笔，在他眼前晃了晃，说：“我有水笔！你想不想买？”丁红兵瞧着我的钢笔动了心。我拿定主意说：“你想要的话就把你那一块钱换了它。你看，我的笔多漂亮！很好写的！”二军也帮我诱导说：“你那一块钱不用是一张纸，用它买支笔最好了。你不是就要读书了吗？”丁红兵眨巴小眼，赌气似的说：“换了就换了！”我这也叫做诡计得逞？我一手递给他笔，一手接过他的人民币，说：“不许反悔哦！”我还不等丁红兵回神就拉着丁二军飞也似的跑了。

　　我的谎言立马就要变成真话；我的吹嘘即将成为现实；我的心情比孙悟空树起齐天大圣的旗帜还要兴奋！我们三步并做两步来到供销社的柜台前。我果断地买下了一根牙刷和一个米黄色的搪瓷口杯，服务员还找了我几粒水果糖。我给了二军两粒，一路哼哼着走回家。

　　到了家里，母亲问我哪来的钱买的。我说是捡到的钱买的。母亲将信将疑的看了我一眼，也没深入理会。我过了中午盼下午，过了下午盼天黑盼天亮。我希望一早起来就可以同二哥他们一样端着口杯站在门口潇潇洒洒的刷刷牙。吃了晚饭我就躺下了，父母他们还在拉家常。正当我辗转反侧难以入梦的时候，茶堂屋的门叶子“吱呀”一声开了。接着听到一个妇女说道：“启夙哥，我跟你说件事。”我被这妇女的声音惊得更加神志清醒睡意全无。丁红兵的母亲有些激动地说：“我今天上午出门时忘了锁柜子，下午收工后，发现里面少了一元钱。倘若是贼——”父亲气急败坏的说：“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家里谁偷了你的钱了？！”队长夫人连忙解释：“不是，不是！你听我把话说完。”父亲这才缓和下来，说：“好，好。”队长夫人说：“假如是外贼就会全部拿走，我断定是红兵死崽拿了。一审问，果然是他。他说用那一元钱买了你家晨船的钢笔。你看，这笔是你家的吗？”我听见父亲恍然大悟地“哦”了一声，说：“是呀，这笔是他二伯父从北京给我寄来的，很贵的。”父亲并没有动怒，给了队长夫人一块钱，打发她走了。我很担心父亲会对我大发雷霆大骂或者大打一顿。然而，父亲似乎已经与母亲和好如初，有说不完的甜言蜜语。我在无尽的恐惧中迷迷糊糊地睡到了天亮。

　　清早起来，父亲早已上工去了。母亲微笑着给我拿了牙膏，说：“刷白一点。”我说：“妈，您也要买一套。”母亲没有答话，她洗脸前先洗了一下牙齿。我兴奋的打了杯水蹲在门口摇头晃脑地刷牙。二姐见了，说：“妈，我明天也要买牙刷。”母亲说：“买就买吧。”我得意的刷着刷着，手就僵硬起来。我猛然看到自己吐出来的不是雪白的泡沫，而是带血的液体！我害怕地抽出牙刷，用清水漱了几口，牙龈却疼痛难忍。为此，我中断了数天。每天刷牙的习惯也不知是从哪天正式开始的了。

　　上课时，我一摸书包，发现那支被我出卖的钢笔又如海外华侨回归祖国。我皱巴巴的心绪也舒坦了许多。丁明诗问同学们：“你们长大了干什么？”我大言不惭地说：“我长大了当画家！”老师和同学惊诧的目光仿佛电影里碉堡顶上的探照灯，照得我睁不开眼，抬不起头。这么个小小的理想真不如那大大的谎言容易实现！我花了多年的课余时间去奋斗，画家这个头衔也没能像口杯和牙刷那样来得快活，来得简单。后来的人生经验告诉我：符合常理的谎言和欺骗是获得暂时成功和荣誉的终南捷径。

　　这年的农历八月二十一日，爷爷与世长辞，享年86岁。那天夜里，我被大姐从睡梦中唤醒。她告诉我爷爷去世了。她背着我，二姐和三哥拿着葵花秆作的火炬照明。我们火急火燎地赶上奶奶的住处。爷爷已经平躺在大伯父和美玉奶奶共同的堂屋里的地板上。我发现爷爷的双脚用长帕子捆绑在一起。我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十分害怕，不敢靠近爷爷的遗体。我想起爷爷生前常常抚摩我的脑袋，我的脸蛋，我的手心。而今，爷爷却如奶奶所说的老了，要带着他的牙齿去阎王爷那儿了——。母亲忽然喊我过去，说：“你摸摸爷爷的手就不会害怕了。他会保佑你一生平安。”我胆怯的靠近爷爷安息的躯体，缓慢地蹲下身子，身手触摸到爷爷冰凉的手指。我触电般的收回了手。

　　一会儿，有几个人抬来一口黑色的棺木，四平八稳地安放在堂屋的左侧。大伯父请求他们把爷爷装入棺木。村里专门为别人打理丧事的丁半怪在爷爷的脑袋两边夹了几块青瓦片。又用筷子撬开爷爷紧闭的牙关，放了些盐茶米。丁半怪还在我们全家人身上剪取了谷子大小的衣角，用小布袋装好让爷爷带去。爷爷入殓后，棺材盖子的一角还用一根筷子塞着。他吩咐母亲在爷爷的棺材前点了一盏长明灯就回家休息去了。

　　太阳升起之后，父亲去公社发电报，告诉北京的二伯父，希望他来老家送送他的亲父亲。同时，又给县城的小姑妈发了电报。

　　中午时分，大姑妈一家和小姑妈一家，以及大小姨妈她们都来了。大伯父和父亲在丁半怪的帮助下掀开了棺材盖子，所有来了的亲人都目睹了爷爷的遗容后，半怪才开始封棺闭殓。姑妈姨妈她们哭得肝肠寸断，弄得我的眼泪也跟着在眼眶里打转。此时，丁半怪和了些桐油石灰浆。他把这种密封棺材的原料放入棺材四周的槽子里。盖上棺材盖子后，丁半怪赤脚站在棺盖上跳跃了几下，心怕棺木盖得不严密。随后，他又用纸条将棺盖与棺身四周的缝隙封严。最后，还用两副棕绳把棺材扎紧。

　　农历八月二十四日，爷爷的灵柩就要出殡。北京的二伯父回电说：公务繁忙不便请假，丧事从简。爷爷的葬礼是极其简朴的。丁半怪站在神龛下面，爷爷的棺材后面喊了几声“天煞！地煞！——”，甩出三把盐茶米，爷爷的棺材便抬出了家门。一封鞭炮，棺材抬到了村子的北面的平地。帮忙的汉子匆匆忙忙在打击乐器的奏鸣声里扎好了杠子。

　　因为爷爷是阶级成分最高的，所以毫无追悼的意义。倘若爷爷这个地主老财也像贫下中农那样，举行盛大的追悼仪式，那一定是要犯阶级错误的。给爷爷开追悼会，就等于给地主阶级歌功颂德，给剥削阶级唱赞美诗！

　　丁半怪的声音像他瘦削的身材。“天煞！”声起，第一把食盐、茶叶、大米甩出，爷爷的孝子贤孙们站立起来；“地煞！”声落，第二把食盐、茶叶、大米挥开了围观的人们；“……”声起，第三把食盐、茶叶、大米洒落后，爷爷的棺材才被徐徐地抬起。爷爷的棺材抬出了村口，抬上了郁郁葱葱的后山之中。我和表妹如鹃还不懂得亲人生离死别的哀伤之情，我们奔跑在人群的前头，发现许多人追随着爷爷的棺木逶迤而来。

　　爷爷就这样告别了喧嚣的人世，告别了亲人，投向了大地的怀抱，成了真正的永远的大地的主人！

第四章　　1979年
1979年清明时节，村后的杜鹃花红透漫山遍野，仿佛朝霞跌落在绿树丛中。春天的蓬勃气象让人们心旷神怡。县城的小姑妈和小姑父带着表妹如鹃来到家乡扫墓。如鹃神采飞扬，异域天使般的大声嚷嚷：“这么多映山红啊！”我说：“什么映山红？这是豺狗花！”表妹说：“那是土名！书名叫映山红，也叫杜鹃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