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半球的二月是盛夏。这里白天的阳光炽烈而持久，四处都是耀眼的惨白。电视里的广告说皮肤癌是这个国家的国癌，提醒人们小心这厉害的阳光：要穿长袖的衣服待在阴凉的地方，要戴墨镜涂防晒霜。即便如此，海边的沙滩上还是躺满了裸露大片皮肤晒日光浴的各色人种。他们慵懒地躺着趴着，戴着墨镜看书或者睡觉。他们的孩子在水边嬉戏，他们的狗在四处奔跑。海浪一层层涌来，冲浪者和他们的冲浪板在浪中时隐时现。
我也半躺在沙滩上，看着儿子和一帮白人小孩玩耍。偏光墨镜里的天空幽蓝深邃，海水的颜色是那种厚重的蓝灰色，洒着点点碎光。我脱掉凉鞋，把赤脚深深埋进滚烫的细沙。海风微凉而带着腥味儿，这股气味儿又勾起了我的一些回忆。
其实也才短短的几个月而已，可是我感觉好像距离那段生活已经很远了。那些曾经天天缠绕在脑袋里的烦恼和焦躁，那些曾经让人厌倦不已的应酬来往，那些曾经刻骨铭心的大喜大悲，在这个熙熙攘攘的海边，在这个充斥着陌生语言和文化的国家，好像已经都渐渐褪色乃至趋于消散。我有点害怕，害怕自己哪天回忆起那段生活的时候记忆里只剩下一片空白。
我想也许还是应该找个地方把它们保存下来，就像是电影里的美国黑帮给自己的钱袋找一个火车站的保管箱，或者像是梁朝伟默默地对着吴哥窟的某个树洞喃喃自语。我要把它好好地埋在一个地方。我知道，只要我埋好了，它就不会腐烂。
1998年
丁老板
丁老板人很瘦，戴着眼镜。当时是我的顶头上司。
当我把辞职申请放到丁老板桌上的时候，他笑了，说这是意料中的事。我也笑了。然后他问，要去哪里。
那时我年轻，就说要去思科。他很惊讶，说思科是干什么的。
那是1998年。
1998年，我27岁，是一家日资通信公司的售后服务工程师。当时，这家公司在我居住的城市属于效益非常不错的合资企业。每天，公司的几辆豪华员工通勤班车穿行市内，惹人注目。在这里上班的员工也多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有几个日本人被安插在各个部门作为外资方的管理人员。
1998年，我27岁，刚刚完成了婚房的装修，计划和女友次年结婚。
1998年8月，我向早已预料到我要走的丁老板递交了辞呈。至此，我在这家公司工作了整整三年。其实，这三年也是一堆需要好好找个地方埋起来的记忆，让我一个一个来，留待以后吧。
老路
老路是我进思科的介绍人。
老路和我的姐夫Vincent是原来的同事，两人有不错的交情。得知我想要寻找下一家公司时，Vincent找了老路。老路把我的简历登记到了思科的人才数据库。当时思科在中国是通过在职员工推荐寻找新人的，如果被成功录用，推荐者将得到1500美金的奖励。
当时的老路，是思科的销售经理，负责一个挺大的客户。
第一次见到老路，是我在上海OnBoard之后。此人中等身材、平头、圆脸，衣着得体而讲究，言谈内敛而圆熟。我谢他，他笑着说不用谢，第一，思科不是因为我推荐你就录用你；第二，我可以从你身上得到1500美金，我要谢你才对。
他说得不错，在成功拿到思科的Offer之前我经过了五轮面试。从一开始的摩拳擦掌志在必得到后来的惴惴不安听天由命，思科没有让我觉得进来得很容易。
Holly
这辈子到现在为止和两个叫Holly的女性打过交道。两个Holly都或多或少地改变了我的命运，这是第一个。
在我把简历交给老路之后不久，接到一个电话，是那种广东腔的普通话，声音很温婉。说是思科香港公司的人事部门职员，问我有没有时间见面聊聊。
老路通过Vincent告诉我，思科对新员工的面试一般有五轮。第一轮是人事部初步面试，第二轮和第三轮是技术或者能力面试，到了第四轮和第五轮，就是和各级老板打交道了。因此，人事部的面试其实挺关键，往往有可能在一些细节上得到或者丧失分数。
第2节：思科九年（2）
和Holly的会面约在江北的HolidayInn，当时这家四星级酒店新开不久。我打车来到这里，时值盛夏，我在大堂的沙发坐下吹了一会儿空调，等浑身干爽气定神闲了以后我用内线电话拨通了Holly的房间，她让我先到酒吧叫点东西等她一会儿。我来到大堂酒吧叫了一杯冰水，四处逡巡了一番。1998年这个城市的四星级酒店里还有一些人丁稀落的神秘感，细碎的钢琴声中几个颇具优越感的服务生静静穿行。几对交谈的人群音量也控制得很有教养。数年之后，当各个城市里的各大酒店充斥着众多大声打电话的人群的时候，我还真有点怀念那个改革了但还不太开放的年代。
Holly让我等待的时间不长，当我看到入口处那个衣着得体神态怡然的女性走进来的时候，我知道就是她了。
时隔将近十年，我已经记不清Holly当时的容貌，只是模糊地觉得她大约30岁，声音挺好听。
谈话走的是很标准的面试程序：我的基本情况，我为什么想要换工作，我对思科的了解和期望，之后双方换成英语进行了简单对话。最后便是一些自由谈话了。一切基本上都在我的意料之中。我想，在面试的时候表现出自信和分寸是大多数人都会做的事情，如果能够再根据你对对方的了解不着痕迹地加入一些个人化的元素，一次初步的面试就成功啦。这次我做得还不坏，当时香港回归不久，一些关于这方面的有趣话题让我们的谈话最终尽欢而散。
走出HolidayInn，外面还是这个城市在这个季节惯有的酷暑骄阳。我像是暂时游离了一会儿，很快便又被外面熙熙攘攘的人流拉回到原来的生活轨道了。
小吴
过了几天，我接了一个去江苏出差的活儿，是做一个客户设备的故障处理。在公司填出差申请，到财务部预支差旅费，然后订好机票和酒店，次日我就出发了。
到南京的飞机是那种运七螺旋桨飞机，噪音巨大。飞机落地的时候头昏脑涨。这次降落在南京新建的禄口国际机场，豪华而空旷。从机场到市区的班车里没有几个人，其中一个人从上车起就滔滔不绝地讲电话。听到后来，原来这厮是思科的销售，在联络一个银行的客户做一次拜访。
班车开到金陵饭店，那厮的电话还没讲完，拖着行李箱下车进了冷气逼人的饭店大堂。我抬头看了看金陵饭店。我还得到城郊的长途汽车站转车去那个叫做高邮的县级市。
晚上到达高邮，和客户接上了头，确定明天到现场做诊断。在高邮的庆宇宾馆住下。这里我住过，那是在一年前在这里做本地网的时候。在庆宇宾馆的餐厅里我一个人吃了晚餐，席间给南京的小吴打了电话。
这家伙是南京本地人，一年前作为南京分公司的客户支持人员被招了进来；是个很单纯的小伙子。最近碰到了一些人事方面的纠葛，挺迷茫。我知道一个刚刚大学毕业的人面对这种情况是什么感觉，宽慰了他几句。他说他想辞职考研，我听了没说什么。心想考研以后又能怎么样呢，你还是得面对这个一模一样的社会，唯一的不同就是自己又单纯地老了几岁。
后来他真的辞职了，真的在家看书考研。进思科以后我还在金陵饭店和他见过面，他还是那么单纯，连着两年没考上也丝毫没有让他的目光变得黯淡。我喜欢这样的人。
老江
好像是又过了很久，久得我已经忘了和思科的这档子事儿。一天，电话来了，是思科上海的一个人打来的，说是电话技术面试。
到现在我都没弄清楚这个电话到底是谁打来的。依稀地从声音记忆里回想，应该是我的老江大哥吧！
我忘了电话面试里聊的具体内容，只记得好像考核的内容并不很难，和现在的思科工程师技术面试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当时，思科准备单独成立一个团队来面向IP需求迅猛增长的中国数据市场，因此需要一批有大型客户服务经验的工程师。而我因为有一直为此类客户提供售后服务的履历而有幸进入了他们不断收小的选择圈。
想来真是惭愧，当时我对于网络技术基本可以说是个门外汉，只不过刚刚弄明白IP地址和掩码是怎么回事而已。
第3节：思科九年（3）
这次电话面试结束后，我还是没有对这件事存太大的指望。每天照例在清晨赶班车，在班车上补一觉，到公司吃早餐，然后报销、做技术文档、和几个同事闲聊。下班后和朋友们到处找好吃的饭馆，唱卡拉OK。
朱总
朱总是我现在的太太。
1998年，她是我相处一年多的女朋友，和我是一个部门的同事。当时我们已经在考虑结婚了。
那天晚饭后，我们在她家后面的学校操场散步。操场上满是以奇怪姿势健身的老人。我们混迹于其中，让人觉得很安逸。
我小心地避开一个退着走的老头儿，朱总笑了：“有一天你也会这么走的。”我说：“是啊，那时候你在怎么走呢？呵呵。”
当时的我们，心态轻松，全无牵挂，随时可以赌上自己的全部来博一个机会。现在想想，那种感觉真好。
朱总问我思科的事，我顾左右而言他。我知道她很关心。
“咳，不成也没啥。我们现在这样就挺好。”她说。
我说就是。
后来我们又去了学校外面的夜市，那里有大量的烧烤摊和杂物店。每天晚上在那里溜达是我们共同的乐趣。
老冯
大约过了两个礼拜，接到思科的电话通知，说是工程师经理面试。
老冯长得很壮实，留着平头。我们的会面还是约在HolidayInn，不同的是地点换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