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坐万人，下可建五丈旗，周为阁道；自殿直抵南山之岭以为阙，为复道，自阿房渡渭水属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又兴骊山之役，锢三泉之底，关中离宫三百所，关外四百所，皆有钟盘帷帐，妇女倡优。立石阙东海上朐山界中，以为秦东门。于是有方士韩客侯生，齐客卢生，相与谋曰：‘当今时不可以居，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以慢欺而取容，谏者不用而失道滋甚。吾党久居，且为所害。’乃相与亡去。始皇闻之大怒，曰：‘吾异日厚卢生，尊爵而事之，今乃诽谤我，吾闻诸生多为妖言以乱黔首。’乃使御史悉上诸生，诸生传相告，犯法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卢生不得，而侯生后得，始皇闻之，召而见之，升阿东之台，临四通之街，将数而车裂之。始皇望见侯生，大怒曰：‘老虏不良，诽谤而主，乃敢复见我！’侯生至，仰台而言曰：‘臣闻知死必勇，陛下肯听臣一言乎？’始皇曰：‘若欲何言？言之！’侯生曰：‘臣闻禹立诽谤之木，欲以知过也。今陛下奢侈失本，淫泆趋末，宫室台阁，连属增累，珠玉重宝，积袭成山，锦绣文采，满府有余，妇女倡优，数巨万人，钟鼓之乐，流漫无穷，酒食珍味，盘错于前，衣服轻暖，舆马文饰，所以自奉，丽靡烂熳，不可胜极。黔首匮竭，民力单尽，尚不自知，又急诽谤，严威克下，下喑上聋，臣等故去。臣等不惜臣之身，惜陛下国之亡耳。闻古之明王，食足以饱，衣足以暖，宫室足以处，舆马足以行，故上不见弃于天，下不见弃于黔首。尧茅茨不剪，采椽不斲，土阶三等，而乐终身者，俗以其文采之少，而质素之多也。丹朱傲虐好慢淫，不修理化，遂以不升。今陛下之淫，万丹朱而十昆吾桀纣，臣恐陛下之十亡也，而曾不一存。’始皇默然久之，曰：‘汝何不早言？’侯生曰：‘陛下之意，方乘青云飘摇于文章之观，自贤自健，上侮五帝，下凌三王，弃素朴，就末技，陛下亡征见久矣。臣等恐言之无益也，而自取死，故逃而不敢言。今臣必死，故为陛下陈之，虽不能使陛下不亡，欲使陛下自知也。’始皇曰：‘吾可以变乎？’侯生曰：‘形已成矣，陛下坐而待亡耳！若陛下欲更之，能若尧与禹乎？不然无冀也。陛下之佐又非也，臣恐变之不能存也。’始皇喟然而叹，遂释不诛。后三年始皇崩；二世即位，三年而秦亡。”在这段材料里，是“道”终于胜了“势”。同书《君道》师经鼓琴讲的也是大致相同的事情。我观钱穆先生的《两汉博士家法考》，实际上秦始皇坑儒坑的只是“诽谤上者”和“妖言以乱黔首者”，也就是李斯所谓的“偶读《诗》《书》者”和“以古非今者”，最后也只是杀了四百六十多个人（也许咸阳以外还杀了一些人），并不像后世所谓的“坑尽儒士”；至于焚书，烧的主要还是《诗》和《书》，焚《诗》《书》则是因为它们可以被用来“以古非今”。秦代的速亡与古代典籍在民间被完好保存下来的事实正好再一次说明了“势”与“道”的力量制衡关系。后来，儒道被纳入到“势”里面，两者互相调和，共治天下，就更不存在普遍意义上的冲突了。其他诸道则逐渐式微，湮没不闻。
朱熹撰《中庸序》首段曰：“《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道学失其传而作也。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在朱熹那里，自“上古圣神”至周公的时代是“道统”的时代，最显著的特征是内圣与外王合而为一，孔子以降，内圣与外王分裂为二，进入“道学”时代，这个时代的显著特征是圣人有德无位。自孟子而至朱熹，“道学”又有千余年不传。
我以为，这“千余年”以来，道学非不传，汉儒注六经，即为传道，只是此道只限于内圣的范围之内，而远未转入外王。只有一个人是个例外。或者说两个人。便是王安石与宋神宗。作为一个思想家，同时又是一个政治家的王安石，与宋神宗共同将千百年来士大夫们作为一种理想而梦寐以求的“得君行道”实现并上升到了不容异议的“国是”的地位。他们所谓的外王便是熙宁新政。
我以为，内圣只有在付诸政策性操作的过程中才能发挥其实际的效用。
下面要谈的问题是，熙宁年间的这种操作为何会以失败告终？
时人往往将此归咎为王安石内圣的修为不够，且掺杂了佛老等异端，终是不纯，比如程颢就讥讽他，自己循序渐进已达至相轮之内，王安石却还在塔身之外云云。
我以为，熙宁变法之所以失败，别无其他，只是不懂得实用主义变通的精髓所在。
譬如青苗法，青黄不接时向国家贷款，既不耽误收成，又给国家增收，虽为几个官僚闭门造车所创，如若顺利施行，于国于民却也不失为大大的好事。可惜任何一件好事如果放在一个官僚体系内来运作，就不得不考虑由诸环节所产生的额外风险。
第一，监管风险。有些地方的官员利欲熏心，愚弄百姓，将本为二分的利钱说成六分、七分，变成高利贷，从中搜刮民脂民膏。
第二，运作风险。农民为了要办理贷款，往往要跑上几天几夜的路到县城去办理手续，既耽误农时，又太不方便，且借来的青苗钱往往挪作他用，以解燃眉之急，根本就用不到生产上面去。到时候还不上债，再一走了之，此帐也就变成了无头的呆账、坏账，蚀本的还是国家。
单一个青苗法就有如此多的弊端，新法施行起来当然困难重重，遭到司马光他们反对也就不足为奇了。再加上王安石一人大权独揽，虽是一心为民，却也不免遭人讥议。新政的失败实是在所难免。如若安石懂得实用主义，详加审查，为其新法中诸种弊端尽行革去，同时加强监管和宣传工作，这千载一遇的“得君行道”也就不会成为千载一叹了！
想来哲宗朝的年号绍圣，徽宗朝的年号崇宁均与熙宁有关，宋代的相权政治如若曾布、秦桧、韩侂胄、贾似道等等也皆与王安石有关，王安石对于宋代政治的影响实可与苏轼在文学领域，朱熹在哲学领域的地位相提并论。
南宋理学集团与官僚集团的对立是尽人皆知的。其具体表现是淳熙十年陈贾等上书“禁伪学”（他们的攻击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理学集团内部确实也有鱼目混珠的败类和欺世盗名的狂生），陆九渊被王淮集团所逐，陈栗上书攻击朱熹，以及朱熹“立朝四十日”后被罢黜等等。只有孝宗晚年至宁宗初年周必大、留正、赵汝愚三位宰相当政的时期才算是理学门人在政治上的黄金时期。宋代政治制度中最大的弊端便是台谏，台谏官往往成为各种势力争权夺利的工具。朱熹等人不是不想“致君行道”，而是政治这东西实在太过黑暗，所以他们只有转入内圣领域，一心一意地“继往圣之绝学”了，至于能不能“开万世之太平”，很抱歉，这实在不是几个穷酸书生说了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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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卷七一：“秦始皇帝使刚成君蔡泽於燕，三年而燕王喜使太子丹入质於秦。秦使张唐往相燕，欲与燕共伐赵以广河间之地。张唐谓文信侯曰：‘臣尝为秦昭王伐赵，赵怨臣，曰：得唐者与百里之地。今之燕必经赵，臣不可以行。’文信侯不快，未有以彊也。甘罗曰：‘君侯何不快之甚也？’文信侯曰：‘吾令刚成君蔡泽事燕三年，燕太子丹已入质矣，吾自请张卿相燕而不肯行。’甘罗曰：‘臣请行之。’文信侯叱曰：‘去！我身自请之而不肯，女焉能行之？’甘罗曰：‘大项橐生七岁为孔子师。今臣生十二岁於兹矣，君其试臣，何遽叱乎？’於是甘罗见张卿曰：‘卿之功孰与武安君？’卿曰：‘武安君南挫彊楚，北威燕、赵，战胜攻取，破城堕邑，不知其数，臣之功不如也。’甘罗曰：‘应侯之用於秦也，孰与文信侯专？’张卿曰：‘应侯不如文信侯专。’甘罗曰：‘卿明知其不如文信侯专与？’曰：‘知之。’甘罗曰：‘应侯欲攻赵，武安君难之，去咸阳七里而立死於杜邮。今文信侯自请卿相燕而不肯行，臣不知卿所死处矣。’张唐曰：‘请因孺子行。’令装治行。”甘罗这段话的逻辑多少有点问题，所以读起来总是觉得很别扭。正常的逻辑是，将张唐的功绩与范睢作对比，而要问的则是白起与吕不韦谁更专横。现在是拿张唐与白起做比较，范睢与吕不韦做比较，大概他的逻辑是张唐与白起都是武将，而范睢与吕不韦都做过丞相吧。
大项橐这个人物的史料很少，钱穆先生的《先秦诸子系年考辨》附有《项橐考》，其中提到刘师培的《达巷党人考》云：“汉儒以项橐释达巷党人者，以大项即达巷转音……《汉书 董传》亦作大巷，今作达巷，乃后儒所更……盖橐为其名，达巷则以地为氏，言有转歧，则为大项。陶弘景《真灵位业图》第三左位有大项，注云名橐。是大项为氏，六朝学者均知之。《新序》云秦项橐，秦乃泰讹，泰大古通。俞正燮《项橐考》，以为秦人，弗足据。”钱穆先生根据《论语 子罕篇》：“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子闻之，谓门弟子曰：‘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细参之，认为项橐绝非一弱冠之童子，“殆古人实有项橐，即达巷橐，又云大项橐，其人聪慧不寿如颜回，或年辈亦与颜回相上下，而未及于孔子之门，而孔子必有所称赏之，于是后人遂有项橐七岁为孔子师之说。”项橐的真实事迹仅止于此，至于其善辩遭妒，为孔子所害诸事皆为后人恶搞所戏作。《敦煌变文集》新书卷七有《孔子项讬相问书》，此乃唐人之滑稽戏也：“……项讬有相，随拥土作城，在内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