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必再伤悲……”718就是718，不会像其他宿舍女生那样哭哭啼啼，我们是乐观而悲壮的。因为我们知道，前面路正长，夜正长，我们还有再见的时候……
灯光
临离去之前，我从残破的窗纸漏孔中向老师的小屋里望了望——迎着我的视线，昂然站在案头的，是那盏油灯。
我曾在深山间和陋巷里夜行。夜色中，有时候连星光也不见。无论是山怀深处，还是小巷尽头，只要能瞥见一豆灯光，哪怕它是昏黄的，微弱的，也都会立时给我以光明，温暖，振奋。
如果说人生也如远行，那么，在我蒙味的和困惑的时日里让我最难忘的就是我的一位师长的窗内的灯光。
记得那是抗战胜利，美国“救济物资”满天飞的时候。有人得了件美制花衬衫，就套在身上，招摇过市。这种物资也被弄到了我当时就读的北平市虎坊桥小学里来。我曾在我的国语老师崔书府先生宿舍里，看见旧茶几底板上，放着一听加利弗尼亚产的牛奶粉。当时我望望形容消瘦的崔老师，不觉想到，他还真的需要一点滋补呢……
有一次，我写了一篇作文，里面抄下来了冰心先生《往事》里面的好几个句子。作文本发下来，得了个漂亮的好成绩。我虽很得意，却又有点儿不安。偷眼看看那几处抄来的地方，竟无一处不加了一串串长长的红圈！得意，从我心里跳光了，剩下的只有不安。直到回家吃罢晚饭，一直觉得坐卧难稳。我穿过后园，从角门溜到街上，衣袋里自然揣着那点像“赃物”的作文薄。一路小跑，来到校门前一推，“咿呀”了一声，还好，门没有上闩。我侧身进了校门，悄悄踏过满院里古槐树上洒落的浓重的阴影，曲曲折折地终于来到了一座小小的院落里。那就是在住校老师们的宿舍了。
透过浓黑的树影，我看到了那样一点亮光——昏黄，微弱，从一扇小小的窗棂内浸了出来。我知道，崔老师就在那窗内的一盏油灯前做着他的事情。当时，停电是常事，油灯自然不能少。我迎着那点灯光，半自疑又半自勉地，登上那门前的青石台阶，终于举手敲了敲那扇雨淋日晒以至裂了缝的房门——
笃、笃、笃……
“进来。”老师的声音，低而弱。
等我肃立在老师那张旧的三屉桌旁，又忙不迭深深鞠了一躬之后，我觉得出老师是边打量我，边放下手里的笔，随之缓缓地问道：
“这么晚了，不在家里复习功课，跑到学校里做什么来了？”
我低着头，没敢吭声，只从衣袋里掏出那本作文薄，双手送到了老师的案头。
两束温和而又严肃的目光落到了我的脸上。我的头低得更深了。只好嗫嗫嚅嚅地说：
“这、这篇作文、里头有我抄袭人家的话，您还给画了红圈儿，我骗、骗……”
老师没等我说完，一笑，轻轻撑着木椅的扶手，慢慢起身，由靠后墙那架线装的和铅印的书丛中，随手一抽，取出一本封面微微泛黄的小书。等老师把书拿到灯下，我不禁侧目看了一眼——那竟是一本冰心的《往事》！
还能说什么呢！老师都知道了，可为什么……
“怎么，你是不是想：抄了名家的句子，是之谓‘抄袭’、‘剽窃’，为什么还给打红圈圈？”
我仿佛觉出，老师憔悴的面容上流露出几分微妙的笑意；心里略松快了些，只是点了点头。
老师真的轻轻笑出了声，好像并不急于了却那桩作文薄上的公案，却抽出一支“哈德门”牌香烟，默默地点燃了，吸着；直到第一口淡淡的烟，消溶在淡淡的灯影里的时候，他才忽而意识到了什么，看看我，又看看他那铺垫单薄的独卧板铺，粲然一笑，训教里不无怜爱地说：
“总站着干什么？那边坐！”
我只得从命。两眼却不敢望到脚下那块方砖之外的地方去。
又一缕烟痕，大约已在灯影里消散了。老师才用他那低而弱的语声说：
“我问你，你自幼开口学话是跟谁学的？”
“跟……跟我的妈妈。”我怯生生的答道。
“妈妈？哦，奶母也是母亲。”老师手中的香烟只举着，烟袅袅上升，“孩子从母亲那里学说话，能算剽窃吗？”
“可，可我这是写作文呀！”
“可你也是孩子呀！”老师望着我，缓缓归了座，见我已略抬起头，就眯细了一双不免含着倦意的眼睛，看看我，又看看案头那本作文薄，接着说，“口头上学说话，要模仿；笔头上学文章，就不要模仿了么？一边吃奶，一边学说话，只要你日后不忘记母亲的恩情，也就算是个好孩子……”这时候不知我从哪里来了一股子勇气，竟抬眼直望着自己的老师，更斗胆抢过话头，问道：
“那，那我这篇作文呢？”
“学童习文，得人一字之教，必当终身奉为‘一字师’。你仿了谁的文章，自己心里老老实实地认人家做老师，不就很好了吗？模仿无罪。学生效仿老师，谈何‘剽窃’！”
我的心，着着实实地定了下来；却又着着实实地激动了起来。
也许是一股孩子气的执拗吧，我竟反诘起自己的老师：
“那您也别给我打红圈圈呀！”
老师却默然微笑，掐灭手中的香烟，向椅背微靠了靠，眼光由严肃转为温和，只望着那本作文薄，缓声轻语道：
“从你这通篇文章看，你那几处抄引，也还上下可以贯串下来，不生硬；就足见你并不是图省力硬搬的了。要知道，模仿既然无过错可言，那就聪明些的模仿，难道不该略加奖励么——我给你加的也只不过是单圈罢了……你看这里！”
老师说着，顺手翻开我的作文薄，指着结尾一段。那确实是我绞得脑筋生疼之后才落笔的，果然得到了老师给重重加上的双圈——当时，老师也有些激动了，苍白的脸颊，微漾起红晕，竟然轻声朗读起我那几行稚拙的文章来……读罢，老师微侧过脸，嘴角含着一丝狡黠的笑意说：
“这几句么，我看，就是你从自己心里掏出来的了。这样的文章，哪怕它还嫩气得很，也值得给它加上双圈！”
我双手接过作文薄，正要告辞，忽见一个人，不打招呼，推门而入。他好像是那位新调来的“训育员”：平时总是金丝眼镜，毛哔叽中山服，面色更是光鲜红润；现在，他披着件外衣，拖着双旧鞋，手里拿个搪瓷盖杯，对崔老师笑笑说：“开水，你这里……”
“有。”崔老师起身，从茶几上拿起暖水瓶给他斟了大半杯；又指了指茶几上的“加利弗尼亚”笑眯眯地看了来人一眼，“这个，还要么？”
“呃……那就麻烦你了。”
等老师把那位不速之客打发得含笑而去之后，我望着老师憔悴的面容，禁不住脱口问道：
“您为什么不留着自己喝？您看您……？”
老师默默地，没有就座：高高的身影印在身后那灰白的墙壁上，轮廓分明，凝然不动。只听他用低而弱的语气，缓缓地说道：“还是母亲的奶，最养人……”
我好像没有听懂，又好像不是完全不懂。仰望着灯影里的老师，仰望着他那苍白的脸色，憔悴的面容，又瞥见那听被弃置在底板上的奶粉盒，我好像懂了许多，又好像还有许多、许多没有懂……
半年以后，我告别母校，升入了当时的北平二中。当我拿着中学第一本作文薄，匆匆跑回母校的时候，我心中是揣着几分沾沾自喜的得意劲儿的，因为，那薄子里画着许多单的乃至双的红圈。可我刚登上那小屋前的青石台阶的时候，门上一把微锈的铁锁，让我一下子愣在了那小小的窗前……听一位住校老师说，崔老师因患肺结核，住进了红十字会办的一所慈善医院。
临离去之前，我从残破的窗纸漏孔中向老师的小屋里望了望——迎着我的视线，昂然站在案头的，是那盏油灯：灯罩蒙着灰尘；灯盏里的油，几乎熬干了……
时光过去了近四十年。在人生的长途中，我确曾经历过荒山的凶险和陋巷的幽曲；而无论是黄昏，还是深夜，只要我发现了远处的一豆灯光，就会猛地想起我的老师窗内的那盏灯；那熬了自己的生命，也更给人以启迪，给人以振奋，给人以光明和希望的，永不会在我心头熄灭的灯！
我们曾经同桌
直到几天以后班主任递给我一袋瓜子时，我才知道他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肖遥，你来回答。”班主任略带愤怒的脸上霎时变得温柔了起来。我“嗵”的一声站了起来，像搭在满弓上的箭被发射了出去。“嗯，这个问题嘛，嗯……嗯……”我嗯了半天也没嗯出来。刚才只顾构思自己的文章，完全没考虑老师会提什么问题。班主任的脸又阴了下来： “都统统给我站着，谁也不许坐下！”“哈哈——，活该！”同桌的他满脸嘲讽地笑了起来。只要我受罚，不管什么场合，他都敢笑。我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这一次，他竟被我给瞪住了。
他叫任辛，班主任的儿子。真不知班主任对我有什么偏见，全班惟一的男女生同桌就我和他。我们有明显的“三八”线，他老爱捉弄我。当然我也会寻机报复他，发本子时，我就故意把他的本子发到我座位上（天时地利，我坐外面），趁他拿本子时，迅速拿出我的“尚方宝剑”（一根圆溜溜的竹竿，专门对付他的）打他的手。他就龇着牙，揉着手，虎视着我，说我公报私仇，但他又无可奈何，只能吃不了兜着走。
“哈哈，今天你惨了。”刚一落座，他略显忧虑但又好像幸灾乐祸地对我说。我紧紧地白了他一眼，“闭上你的乌鸦嘴，我好好的，哪惨！”对他说话，我从来不客气。“你上课写信的事被我妈知道了。”“八成是你告的密，真是你妈的心腹，十足的间谍、特务，罪该万死！”我咬牙切齿地说。“什么间谍，特务，”他不无揶揄，“是你自己不小心，谁叫你一边写一边偷偷地瞄老师，这就叫欲盖弥彰，懂吗？”我不理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