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第六个相约的夜晚，雅琴也是带着沉重的心情听着大鹏的回忆。
：“雅琴，昨天我向你说的，在南局宅亲人和邻居长辈对我的亲热、同情，并经过派出所的认可，完全可以把户口起到继父家。如果是那样，我的人生又是另一条道路。经过监狱大学领导的教导，我不能夜不归宿没请示的不告而辞。
拜别亲人，我和陈玉玺回到就业队，红卫兵却把整个院包围了，只许工人进不许走出大门。晚饭后鲁教导员找我谈话，说是运动很剧烈，调动是为了保护你们，因胡队长在运动中不宜露面，转告你困难只是眼前的，一定要坚强的接受考验。我介绍明天父亲来接我的情况，鲁教导员也是爱莫能助，因为这是运动的安排，任何人也无法改变。
鲁教导员说：“今天也接到齐齐哈尔铁路派出所来的电话，市里也在组织知青上山下乡，即使你在齐市派出所也要安排，还不如今天随同工人和知青一同下乡去兵团，条件总会比到农村好得多。你向法院申诉的材料我看过，那个姓啥的不是被判刑了吗？我相信早晚法院会给答复解决的，…。”
红卫兵吹号子紧急集合，武装把我们押上了车直奔齐齐哈尔火车站，在广场武警看押下工人们围坐等待着。抬头望去近在咫尺的南局宅我悔恨交加，如果听爸爸和亲邻的劝告今天留在家不回砖厂，让派出所去联系返城那有多好？即使返城后再和知青上山下乡，那将是另一个集体下乡知识青年了。
两节专列车上的工人被武警监护着，因为就业工还有个绰号叫“二劳改”，在那文攻武斗的年代把这些人转移到边远地区，也算是对工人的保护吧。而与我们相连的另两节车厢就是富拉尔基的下乡知青，我们之间只有列车过道的分隔，可那是有天壤区别，有可能是因祖父是国民党的缘故吧。
当列车开动后，随着车轮的滚动可爱的故乡齐齐哈尔逐渐远去，我趴在茶几上哭个不停。就业工王路明把我唤起，他微笑祥和的劝导，我不得不尊重事实的面对，再见了齐齐哈尔……可爱的故乡。
天还没亮火车进站，我们背着自己的行李，顶着那凛冽的寒风，在全副武装的看押下走出站台，登上了六辆军棚车，有意的在那个小城转了几圈，最后一直向北黑暗中驶去。当东方露出鱼肚白，展现眼前的是一片白雪皑皑，除了路边几棵冬眠树看不到任何存活的生灵，即使穿梭而过零落的小村，已经被白雪覆盖着看不到人影，我们只能看到后面的机枪，架在风驰电掣般的军车上，似乎奔赴西伯利亚刑场，我的心已死，身已经冻僵，零下三十多度的寒风把我埋葬。
军车终于停在离团部最北的七连，我已经下不来车，虽然在别人帮助中还是摔倒在车下。坐在地上许久站不起来，有人帮我拿着行李，在好心人的搀扶中，我挪动到事先为我们准备好的工人宿舍。
王路明不仅帮我买了饭菜，还拿来一瓶白酒让我暖身子，他是嗜酒如命的笑面虎，五十多岁人送绰号“老狐狸”。在饮酒中他许诺，家有两个姑娘任我挑，将来要为我组建个家庭。当时的我，总觉得他的心是好心，但意中有点自私不是诚意，二十二岁的我在那种艰难环境中，对成家问题根本只是奢望。
军教员给我们开会上课，说我们不是铁板一块，而是社会有用的人才，在那三个多月的日子里，除了让我们背诵老三篇和新五篇，就是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批斗会。我们也参加劳动锻炼，24小时两班倒，去尖子山场院用机械脱麦子，夜间曾经达到过零下40度，机器冻停机只好收工回营。
春天我们被分配到各个连队，我和其它五人被分配到九连，那时雅琴你才14岁，下面我说的有些人你会认识的。九连有近二百多就业工和军队干部，有家属的占全连的一多半，我已经处身于五十多岁的老反革命中，他们有广东、江苏、上海、北京、山东、山西、东北等都来自全国各地，几乎就是口音大杂烩的综合点。仅有半年之隔先后又调来两拨人，第一拨是从兴凯湖调来的就业工，大部是北京人，第二拨是造反派下乡知青，大部是齐齐哈尔人，九连集成了四类人员的大杂烩。
工人们中单身住在长长的土房宿舍，中间开门有个小走廊，又分为东西两个长屋对面炕，当然是各有个的案由…各有个的单身铺头了。而在工人宿舍的东面原住着是带家的工人，那可是红砖大瓦房，自从知青来后，那趟房就成为他们的男女宿舍，虽然只有一路之隔，有可能也是东风压倒西风吧？本来我与知青的年龄相仿，要说我是知青也无可厚非，然而偏偏我却与那些五六十岁的老反革命在一起。
指导员找我谈话，说是收到齐齐哈尔市局和铁路派出所的来信，证明我是齐齐哈尔铁路职工子弟，尽管服过刑也在申诉审案中，并说明对我应该以知青安排。当时的我犹豫着，即使与知青在一起会有什么结果？档案里写着祖父是国民党的历史，在那些造反知青中我将成为被专政的典型，还不如被淹没在就业工人之中，为此我向指导员说明了想法，并对领导表示感激。刚到九连没几天，我从食堂吃完饭回宿舍，走在路上听到后面有人喊：“张！”
回头只见一个姑娘挑水，不见后面有任何人。前面从家属区走来的王兴全说：“人家叫你呢。”
我说：“哪有人啊？”王兴全只是笑。我后面又传来喊话声。
：“怎么没人，就是我在喊你呢。”再回头，发现就是那挑着水的姑娘冲我喊着：“你为啥向王连长打小报告，说我在十二号地捡大麦？”那姑娘继续质问着。
：“你冤枉人，我刚来几天根本不认识你，打什么报告？”气得我反击着。
：“就是你，就是你。”那个姑娘从我身旁挑水走过，还是那么斩钉截铁的喊着。
我自尊心受到伤害，有气无处使，可王兴全却笑个不停，进宿舍他向大家介绍笑得肚子疼，不知为什么大伙还都看着我笑，怎么回事？我被蒙在云雾中。晚上邻铺的陈厚德向我介绍了情况：“跟你喊话的是就业工汤雨真的姑娘，她叫汤凤凰外号汤疯狂。她的年龄和你相当，看来她是看上你了，今天她是有意想跟你说话，如果你真的同意，我能做中间介绍人。”
“千万别！”我气都不打一处来拒绝着。
陈厚德是原国民党老反革命，已经五十多岁，是个江苏人，因是邻铺他向我又提起汤家情况：“汤雨真是个老地主，就住在咱们宿舍后厕所西面那趟房，他女儿汤凤凰曾经和工人张玺林谈过对象，他们相差十一岁，不仅汤雨真老两口反对，就是杨指导员大会小会搞批判，所以他们的婚姻是不可能的了。”做为军人出身的指导员，为什么要破坏婚姻呢？我糊涂了。
这天我从宿舍出来去厕所，汤凤凰就站在宿舍西头织毛衣，吓得我转身回宿舍是有原因的，如果她还是像上次那样不讲理可怎么办？本来不仅宿舍的老工人拿我说事，尤其带家的老广东向我说：“张，你走桃花运啦！”我把那些喜逗当成讽刺。几次出去汤凤凰还站在那，实在憋不住扫兴我从宿舍东面绕过去。就这样我像贼一样躲着她多少次，我恨她，但不是她的错，是在那种环境中闲言可危呀？
我被安排在菜园子，每天和几个女家属削土豆栽子，就是用刀头把土豆分成几个带牙的小块，用灶灰把削好的土豆载掺绊了，即防住水分的蒸发，灶火灰又是土豆生长的养分，触动豆苗的生长。
女家属圆明园和丁香都已经四十多岁，他们俩总是说笑不止开玩笑，丁香的丈夫外号叫“老病号”，他们有三个男孩小名都有虎字，圆明园就逗丁香：“大虎、二虎把我抬到你妈身上！”笑得大伙前仰后合。可只有我和一个叫赵爱花的不敢笑，我们总是低着头，无意中看她的脸红红的，我心里第一次有过激情。
圆明园发现我与赵爱花不正常，她有意问：“你叫什么名？今年多大啦？原来家在哪住？家里有什么人？有没有对象啊？”在众目睽睽下我只好回答。本来赵爱花在我对面坐，从那后再来时她不仅靠着我，还经常主动帮我拎筐把土豆载倒在大堆上，回来把空框递给我，再坐到那继续工作，可我却不敢帮她，心理越发紧张。
大家伙心知肚明，圆明园当着大伙面向我介绍赵爱花的年龄19岁，她父亲因历史问题二进宫，在富拉尔基砖厂服刑十二年，还有八年刑期，抛下她母女二人在家，领导为照顾生活她十七岁就被分配参加工作，现在已经十九岁。家里还有个小脚老母亲，一切负担全靠爱花她，实在太可怜了。赵爱花早已躲到一边，我想她一定在哭，而我的心在流泪，那不是单纯的同情，而是发自内心对她的尊重。
雅琴，你是认识赵爱花的，她瘦小而标致，身穿朴素的服装，她根本就像个学生，年龄那么小和这些老工人在一起，家里还有老母依靠她挣钱养家，真让人心痛。”
“她比我大五岁，虽然认识也在一起过，可她有工作接触比较少。”雅琴回答着。大鹏继续的讲述着：“随着运动深入和知青的到来，阶级斗争使我们没能走到一起，看过朝鲜影片“卖花姑娘”，我现在时常想念她，就用小提琴拉着主题歌和“南江”，寄托着我对她的同情和怀念。
有一天中间休息，圆明园她们有意都走了，只有我和爱花坐在那谁也不说话。我站起来向敞开棚的菜窖边走去，爱花走到我身后问：“你喜欢这吗？”我刚说了声：“喜欢！”回头想表白，看到工人贾庆林来了，我只好向他打招呼，像是在掩盖着什么，但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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