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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装者”坐在我对面，长长的腿蜷在茶几跟前，双手手指交叉，身体前倾，因局促而显得优雅。我看着从头到脚都挑不出一点毛病的他，如果不是脸上那坏坏的笑容，他甚至比Joe还要帅一点。他不是脱胎转世的Joe，也不是乔的秘密特使，他叫槟榔，一个温和有礼习惯用右手握杯子热爱古龙小说和库伯里克电影的男孩。当然，他读过我的小说，是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天蝎座男人，似乎还要比我小一点。神秘而富有魅力的天蝎座。
知道（部分属于猜测）他的这些情况之后，我的表情和语气明显地露出了不屑——我点燃了一支烟，几乎是斜着眼睛看他和他说话——我可不喜欢比我小的男人。
“你就一定比我大吗？你可是‘80后’作家啊。”槟榔提醒我。
“我是1979年出生的！”我也纠正他。
“是吗？拿身份证来看看！”他向我摊开了一只纹路清晰的手掌，并且不加掩饰地告诉我，他丝毫都没有想过这个举动将证明他有多么的不成熟，多么的孩子气。他真的太让我失望了。我为什么要失望？
我耸耸肩。此时，我宁肯吃让我痛苦的海南鸡饭，也不愿意理会这个“小孩”无聊无理的要求。
身份证上的日期告诉我，我出生在1980年1月1日，可我妈妈发誓说，剪断脐带的一刹那，她才听到电报大楼的午夜钟声，所以我应该生于1979年12月31日。她是母亲，她最有发言权。我相信母亲，也秉承了她的说法，并且坚定不移地对外宣称我生于1979年。可惜我违抗不了父亲的意愿，因为他非常肯定地说，我的哭声是和电报大楼的钟声一起响起的，嘹亮高亢波澜壮阔的哭声伴着铿锵有力沉静震人的钟声。从此，一个长期盘踞在我家，让我父母展开旷日持久争论的问题诞生了——电报大楼的钟到底准不准？为了平息他们的争论，我只好生在这么一个时间——己未年十一月十三日子时。这实际上是我的身份证顺从了爸爸的意愿以后，他对我妈妈的一种妥协。我倒是无所谓，一年可以过三个生日，收三次礼物，有什么不好吗？和爸爸妈妈过一次农历生日，和朋友们过另外的两个（当然是两群不同的朋友）。但当我降生后哭起来时，那时我的父母双亲有一个非常难得的一致的感觉——完了，怎么又是一个男孩？他们是那么迫切地想要一个小姑娘。
我是我那本分的父母一生之中，所干的惟一的一件“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儿。计划生育政策早在1979年8月就在这个城市蔓延开了，我的出生让他们分别扣了半年的工资，少调了一级。我还有一个哥哥，一个属小老虎的哥哥。而我，就是这么一个“小多”。
“小多”是我的小名，和我并不可爱的外表不太相称。哥哥夭折之后（冬天和同学跑到河面上玩，掉进冰窟窿里淹死了），这个小名就更加不恰当了。但只要能得到父母更多的爱和关照，我倒是不太在乎名字。那个被称为“哥哥”的男孩只有一张小学一年级戴红领巾的照片为证，我要是说我有多么爱他，那才是胡诌呢！
可有时我也会想，我也许真的是“多余”的，总是给别人带来不幸。幸好我是一个不爱折磨自己的人，自己的问题，我总是轻易就可以推到别人头上，让别人来为我解决，替我烦恼。我可不喜欢承担什么责任，这点又和普遍不被看好的“80后”不谋而合。
现在我的问题是要如何面对槟榔这颗没有包裹任何糖衣的炮弹，他一下子就击中我的要害，知道Joe是我永远的软肋。我像所有遇到过这类事的人一样，迫切地想要知道他是怎么知道的。要么，他就是那个送红酒的人，要么就是酒店里的服务员或者列车上的那个乘务员。可他显然又都不是。
“想知道我是谁吗？”他笑眯眯地问我，这笑容和Joe是那么的相似，只是多了一分我不熟悉的狡黠，仿佛一切尽在掌握。“把你的手机给我。”他向我伸出了他的右手。
他在我的手机上按了几下，不一会儿，他的手机也响了。
“现在，你知道我的号码了！”
他把手机递给我，带着一股惹人生气的得意劲儿，我真想对准他的鼻子给他一拳。
“你的小说里，男主角总是用这种方法认识女主角的。是你教我的。”他更加得意地说，“故事还总是发生在夏天。”他的语气简直就是挑衅！
我得承认，我都快气疯了！“自取其辱”四个字马上闪现在我的脑子里，表现在我的脸上。
自取其辱！
他是我主动找来的，不是吗？
“你说的没错，但那是男主角才有的权利，和这个夏天无关。”我刻意把“男主角”三个字咬得很重，拿过手机就要删除刚才那个戏谑的罪恶号码。
他没理会我，站了起来，双手插在裤子口袋里，一副把我看穿的嘴脸。
“婚姻，有时是一种不太高明的谋生手段，得用自由、欺骗和偷情来换。”他吸了一口气，节奏缓慢，用在朗诵拜伦诗歌时才会出现的强调说。
我的手立刻停止了一切动作。
他的脸上依旧挂着醉人的微笑，可在我眼里决没有比这更恶毒的笑了。他是怎么知道这句话的？哦，真该死！他竟连那个也知道！
他突然俯下身子，亲昵地在我耳边说：“别忘了打电话给我。”
他走了，得意洋洋的。
如果我说我现在已经恼羞成怒到想要杀了他的地步，你会相信吗？
但我真的没想到，49分钟后，我会再次见到他。
是他告诉我的，他给我看了手机上的计时器——00：49：07。他从转身离开的那一刻起开始计时，比他预计的提前了11分钟。
想听我的粗话吗？
把我的悲伤留给你
我想是因为你不够温柔，不能分担我的忧愁。如果这样说不出口，就把遗憾放在心中。把我的悲伤留给你，你的美丽让我带走，从此以后你再没有快乐起来的理由。把我的悲伤留给你，你的美丽让我带走，我想你可以忍住悲伤，假装生命中没有我，从此以后你在这里，日夜等待我的消息……
香莉到上海工作以后，小妖成了我最好的朋友，但这是有一个过程的。在香莉离开的最初一、两年里，我认为小妖是一个泪腺过于发达且永远处于失恋状态中的祥林嫂（她自己也这样说过）。我不明白长得那么漂亮可爱像个洋娃娃的她，为什么总是那么倒霉，一个接一个地遇到不爱她的坏男人？
那时我自己的心情也不怎么明媚，正为要不要嫁给乔而苦恼（这和我能不能毕业休戚相关），学长的事还时不时地钻进我的脑子里晃悠一下，我更害怕卷入她不幸的旋涡之中（我还没有卑微到要用别人的不幸来衬托自己的幸福），何况她的故事我已听过多遍（我拿她的故事可赚了不少稿费）。但是后来有一天，也就是我生日的那一天，我正独自呆在租来的小屋里，孤苦伶仃无依无靠地搂着电暖气——乔又去英国了，父母还不知道我要嫁给一个比我大20来岁半秃的老头子，他们还以为我在专心准备“考研”呢！而乔，这个爱惜自己名誉甚于爱惜那颗秃头的吝啬家伙，甚至不肯为我租一间带暖气的房子，却还大言不惭地管这叫“阿拉窝里相”——他的上海话我总是需要翻译才能听懂。哦，真是受够了他！就在这时，小妖的电话来了。
她在电话里什么都没说，只是说她觉得寂寞，叫我和她一起出去玩会儿。我想都没想就答应下来，平时我可不是一个这么爽快的人。
我们约在“众鹏”见面。我像往常一样迟到了半个小时，她也像往常一样晚出门半个小时，于是我们同时达到。“众鹏”里的人很多，意料之中的。这里的老外和年轻女孩的比例大概可以达到1：4。Joe曾经不无悲哀地对我说起，在三里屯的酒吧里，就连那些只要不露出牙齿就完全可以消失在煤炭中的埃塞俄比亚人，都要比年轻帅气的中国小伙更受姑娘们的青睐。他不知道“众鹏”里的情形其实也一样，这些地方都没有“种族歧视”，只在乎口袋里的钞票是Dollar还是RMB。而我和小妖选择去那里的目的是因为我们的英文都很烂，达不到勾引老外的水平，所以也就可以放心地不被勾引。去别的酒吧可就没有这份清净了，总要忙着打发前来搭讪的闲人。而且，我们都喜欢热闹，“众鹏”这么热闹，真没理由拒绝。
属羊的孩子可能都有一些神经质，外表看起来温顺开朗，内心却脆弱自闭得要命，只有在热闹的地方呆着才能感觉不那么孤独，所以午夜前我们总是去“众鹏”喝个半醉。当然，小妖也生于1979，属小羊羔的，香莉也是，我们都是。我们是被“70后”的大哥哥大姐姐远远丢下的一批人，又有点不屑与“80后”为伍（当然，人家也不稀罕我们），所以我们只有自己努力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会实现！
小妖请我喝了红酒，还请我喝了香槟。我偷偷地感受着属于我的节日气氛，努力品尝着又老了一岁的幸福。我们还在舞池里跳了摇摆舞，流了很多汗，感觉很快乐，不停地笑，全是莫名其妙的傻笑。从“众鹏”出来以后，我们带着迷迷糊糊的脑袋又去了酒吧街，一到“生于1979”小妖就倒在沙发上睡死过去（这是她一辈子不许我说出去的事）。本来我们的记忆里已经没有了凯歌这个人（谁的脑袋在酒精的作用下可以清楚地分辨爬满胡子的脸究竟有什么区别呢），但凯歌忘不了小妖的脸和她那优美的睡姿，我是托了她的福才顺便被凯歌记住的。尽管如此，“世纪钟”敲响的时候（此时电报大楼上的那座钟已经N年不响了），小妖还是在一片欢闹的尖叫口哨声中爬起来，口齿不清地对我说：“生日快乐！”
为什么是“生日快乐”而不是“新年快乐”？
我惊讶地睁�